從政客到獨裁者：希特勒的終極奪權

當民主崩潰，獨裁者的崛起並不需要革命，只需要一次錯誤的決定。
重新定義希特勒奪權的最後關鍵六個月，
一場關於權力的終極交易！

‧《外交事務》雜誌評選二○二四年最佳書籍之一

極權主義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奪取政權？當我們討論極端主義、假新聞、民粹主義時，我們真的理解這些現象的危險嗎？
1932年，阿道夫．希特勒並非德國的唯一選擇。他的政黨支持率下滑，經濟惡化，連總統興登堡都對他嗤之以鼻。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竟成功登上總理之位，開啟納粹時代的黑暗篇章。希特勒是如何做到的？
他沒有發動政變，而是利用民主制度、政治陰謀與權力交易，一步步操控整個國家。德國的保守派領袖本以為他可以被「馴服」，結果卻讓納粹黨完全掌控了政權。這是一場關於野心、欺騙與錯估的真實政治驚悚劇，令人不寒而慄。
本書不只是歷史，而是對現代政治的警告：
‧民主制度內部的權力交易如何誤導國家方向？
‧假新聞與宣傳如何操縱民意，讓人們接受極端思想？
‧一個國家如何在短短幾個月內，從自由民主走向獨裁統治？
希特勒的崛起，不只是德國的悲劇，而是民主國家都該記取的教訓。本書不是關於希特勒的一般傳記，而是關於「如何奪取權力」的真實案例分析。透過第一手歷史文件、私人書信、政治對話紀錄，作者提摩西．萊貝克詳細還原 1932 至 1933 年間的權力爭奪，並揭示：
‧德國保守派如何錯估希特勒，導致納粹政權合法崛起？
‧威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為何無法阻止極權主義？
‧哪些政治錯誤最終導致了 20 世紀最大的人道災難？
提摩西．萊貝克在本書中對當前全球民主國家提出警示：當制度失守，極端主義將無可阻擋。

作者簡介
提摩西．萊貝克（Timothy W. Ryback）
提摩西．萊貝克以歷史和政治為題撰文寫書已三十餘年，《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書籍《希特勒的書齋》（Hitler’s Private Library）、《紐約時報》年度百佳好書之一的《最後的倖存者》（The Last Survivor），都出自他之手。《紐約客》、《紐約時報雜誌》、《華爾街日報》、《大西洋》、《金融時報》都刊過他的文章。他是海牙歷史正義與和解協會（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Justice andReconciliation）的共同創辦人之一暨會長。

譯者簡介
黃中憲
1964年生，政大外交系畢業，現專職翻譯。譯作包括《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帖木兒之後：1405～2000年全球帝國史》、《太平天國之秋》等。

★各界推薦
如果你曾以為歷史只被沛然莫之能禦的巨大力量推動，不管那力量來自經濟，來自宗教信條，還是來自大自然本身，你都該再想想。這本引人入勝的書，以深入人物內心的方式講述希特勒上台掌權之前幾個月情勢的起伏轉折，作者提摩西．萊貝克透過此書闡明了純粹的運氣、赤裸裸的野心、易犯錯的人心，有時能促成翻天覆地的事件。他把重點擺在威瑪德國行將就木時位居政治頂峰的那些重要的人物上，並且利用了從日記到報紙漫談欄到新聞短片的大量第一手資料，證明希特勒掌控德國政權一事，的確大體上代表了這個納粹黨領袖本身的任性執拗性格的勝利。但萊貝克也揭露了當時其他相關當事人小鼻子小眼睛的算計、器量狹小的眼紅、見識淺陋的成見和純然的身心俱疲，為最終那場災難起了多大的推波助瀾作用。
──馬克斯．羅登貝克（Max Rodenbeck），《經濟學人》柏林辦事處主任

一個有缺陷的共和國如何全然改頭換面？我們知道納粹政權如何結束，但對於該政權如何開始，投入的心思則太少。這本絕妙之作帶我們認識那些開始有多脆弱且可避免，助我們思索自身的困境。
──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論暴政》（On Tyranny）作者

講述希特勒在德國鞏固其權力那段瞬息萬變的幾個月的精彩之作……以生花妙筆敘述一個民主國家如何走上自絕之路，為今人提供了寶貴教訓。
──科克斯書評，星級評論

引人入勝之作，逐個階段詳述阿道夫．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一月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之前那六個月所發生的事……充滿懸念和張力，讓人讀得欲罷不能……最後的高潮令人心驚。作者以無比細膩的筆法說明歷史的演進多難捉摸，多受到偶然因素的左右，讀來讓人愀然心驚。
──《出版人週刊》，星級評論

萊貝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直率手法……鞭辟入裡的呈現不知道他筆下這則故事會如何作結的那些政治人物，他們不斷變動的心情、政治立場、冒險作為，以及他們的猜測、不確定、困惑心態……萊貝克的敘述和他對各個主要人物的描繪引人入勝。
──《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提摩西．萊貝克決定寫他的新書Takeover……專門講述一九三二這一年所發生的事，似乎是明智的選擇，甚至是極不凡的選舉。萊貝克以逐週、逐日且有時逐時的方式，詳述一個雖有缺陷但仍在運行的民主國家，如何把不受約束的權力交給絕不可能在選舉裡拿下多數選票的人……民主未死在黑暗中，而是死在下午三點左右明晃晃的陽光下……（歷史上）從未重演一模一樣的情況，但形態和模式往往反覆出現。
──亞當．戈普尼克（Adam Gopnik），《紐約客》（The New Yorker）

貫穿本書的一個隱而不顯的基調，乃是歷史並非如大部分人所可能認為的那麼勢所必然……本書驚人的切合時勢所需，寫作用心且以豐瞻的研究為本，揭露民主能如何死於民主。
──佩姬．庫爾科夫斯（Peggy Kurkowski），Shelf Awareness出版社

提摩西．萊貝克這本引人入勝的書，順著時間的演進，講述把希特勒和納粹黨拱上權力頂峰的幕後密謀和公開的政治活動。誠如萊貝克在本書中所令人愀然驚心說明的，希特勒和納粹黨上台掌權一事並非勢所必然，當然許多觀察家為這樣的時局發展大吃一驚。就今日威權主義來說，此書的以古鑑今效用再清楚不過而且亟需我們重視。凡是關心民主未來者，都絕不可錯過本書。
──瑪格麗特．塔爾博特（Margaret Talbot），《紐約客》雜誌編制內撰稿人

提摩西．萊貝克以扣人心弦的手法講述了一則非常重要的故事。他對希特勒掌權之前那段跌宕曲折日子的嚴謹詳述，對今日的我們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力抗不公不義的勇氣和政治意志最終悲慘敗下陣來一事會重演──德國一九三三年，美國二○二四年？要人不往這方面想還真難。
──菲利普．桑茲（Philippe Sands），《東西街》（East West Street）作者

第一章 觀星

這裡正在打世上最大的一場撲克牌局。
──佛雷德里克．伯洽爾（Frederick T. Birchall），《紐約時報》，發自柏林，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

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某個晴朗無雲的週二夜晚，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坐在瓦亨費爾德別墅（Haus Wachenfeld）的陽台上，與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一同觀星。這棟房子是他的山間別墅，位於上薩爾斯堡（Obersalzberg），正下方是巴伐利亞州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鎮。上個星期風雨大到像是世界末日降臨。山坡崩塌，厚達四英尺的爛泥掩蓋道路和鐵路。莫瑟爾谷（Mosel Valley）的成熟葡萄約五成毀於冰雹。布蘭登堡的櫻桃收成損失了七成五。施韋特（Schwedt）的菸草田蕩然無存。在波森（Posen），一個農民、一個女工死於閃電，一對母子送醫。德國《前進報》（Vorwärts）以大標題「死神從雲端降臨」報導了災情。而後，天空開始放晴。
「與希特勒一同在上薩爾斯堡，陽光明媚」，戈培爾那個週日在其日記裡寫道。「鬥志昂揚。怎不如此呢？」如果一切照計畫進行，到了週末，聯邦總統保羅．馮．興登堡會任命希特勒為聯邦總理。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德國國會選舉，國社黨（即納粹黨）拿下一千三百萬張選票，得票率超過三成七，在國會的六百個席次裡奪得兩百三十席，席次增加了一倍。「我們大勝！」希特勒在投票夜興奮宣布。「這在我們的歷史上，前所未有」。
十天後，希特勒和戈培爾坐在繁星滿天的上薩爾斯堡夜空下，談話、籌劃、追憶往事。希特勒做這事時，向來習慣有人作陪。前一晚，希特勒已就他們看來即將「掌權」一事，和戈培爾一同制定戰略，直到凌晨四點才歇。照規劃，戈培爾會出任文化與教育部長。「我會掌管中小學、大學、電影、電台、戲劇、宣傳」，後來他在日記裡如此寫道。「繁重的部長職，足以讓人忙上一輩子。」戈培爾誓言絕不交出權力，他寫道：「等我們死了，他們才能把我們拖出去。」
這時是八月中旬週二夜，希特勒和戈培爾懷著較平靜的心情，重溫各自的童年。希特勒的父親，身為海關中階行政人員，清醒時沮喪，喝醉時變粗暴，要他的兒子走他同樣抬不起頭的路，當公務員過一輩子。一如今人所知，希特勒想當藝術家，再怎麼嚴厲的體罰，都阻擋不了他實現自己的抱負。「我父親不願放棄他的『絕不可以』，我以同樣的話回敬他」，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寫道。有次，挨過毒打後，希特勒驕傲地告訴他母親：「爸爸打了我三十二下！」又有一次，希特勒被打到不省人事。他母親不顧丈夫仍打個不停，把他拖到安全地方。「希特勒的童年幾乎和我一樣」，戈培爾在其日記裡寫道。「爸爸是暴君，媽媽讓我感受到良善和愛。」
希特勒對藝術創作的追求最終淡化，然後打消，但他的頑強，不管是承襲自他父親，還是被他父親打出來，則始終固執且無情。一九三二年四月爭取聯邦總統之位未成後，希特勒上法院訴請裁定投票結果無效。「希特勒質疑選舉效力」，《紐約時報》刊出這樣的大標題。法院駁回了希特勒的訴訟，說興登堡以五九四萬一五八二票的差距打敗希特勒，他們認可投票結果，裁定「得票差距如此之大，全國重新計票毫無道理」。但希特勒還是單方面宣稱勝利，指出他的黨已拿下兩百萬票。「這是前所未有的壯舉，而且是在我被違憲禁止進行電台選舉呼籲的情況下達成的」，希特勒如是說，並痛斥「選戰時十個反對我候選人資格的政黨散布針對我的（許多）謊言和中傷」。希特勒以同樣堅決的意志盤算下一次國會選舉，要透過民主程序摧毀民主。喬治─雅克．丹東（ Georges-Jacques Danton）在法國大革命「大恐怖」（Great Terror）時期的第一波殺戮前，發出放手大搞的革命號召──「大膽，再大膽，永遠大膽」──第一波殺戮也因這號召而更快爆發。希特勒仿效此號召，就武裝反抗他國家的立憲共和體制一事，提出他自己的三件式口號：「我會如始而終，進攻，進攻，再進攻」。
自一九一九年九月在慕尼黑某啤酒館的密室首次偶遇幾個男子後，有十三年時間，一股強烈的抱負一直在推動希特勒前進：摧毀他所認為使德國人民受苦的種種弊病的元凶，即政治體制。他誓言報復以停火協定「背刺」前線軍人的政治人物，報復簽署凡爾賽條約、使德國人民背負「戰爭罪責」和壓垮人的賠款的「叛徒」。他說「會有人受罰」，誓言拆除他所謂使德國分裂、兩極對立，使「人與人、城市與鄉村、勞動者和工廠工人、巴伐利亞和普魯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相對抗的多黨政治體制。國會選舉前的七月，他就這麼說。希特勒的演講被保存在名叫「對全民的呼籲」的兩片唱盤裡。他講話具有獨樹一格的抑揚頓挫和尖聲尖氣，但語調明顯有所斂抑。沒有高聲叫嚷，沒有胡言亂語，沒有如雷的掌聲，沒有眾口同聲的「勝利萬歲」（Sieg heil）。雖然七十八轉老式唱片有嘶嘶雜音和偶爾傳出的劈啪聲，仍可聽到巴伐利亞腔、奧地利腔的痕跡──R以顫音發出，T的發音比北部較清脆快速的子音來得輕柔。希特勒把自己定位為政治領袖而非革命分子，因而以如此腔調講話。褐色唱盤標籤上飾有一個卐字，在每分鐘七十八轉的轉速下卐字轉成模糊不清。而誠如唱盤標籤所間接表明的，這是「呼籲」，而非長篇的批判性演說。
哈利．凱斯勒（Harry Kessler），漢堡銀行家之子暨英國貴族，當過外交官，在全國性政治領域表現乏善可陳，過著浪跡天涯的生活──柏林、倫敦、巴黎、坎城──是那個時代對當代政治觀察最敏銳的人士之一。許多觀察家認為希特勒優柔寡斷、狂熱、偶爾如脫韁野馬，但凱斯勒意識到希特勒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凱斯勒說，希特勒在群眾大會上的演說風格──「瑣碎且誇大」──有助於把注意力從希特勒對當前情勢蓄意且精心的操弄移開。凱斯勒認為，希特勒之所以如此危險，乃是因為他咄咄逼人，那種講話風格則是「他的直覺、一眼即判明情勢的能力、以驚人速度和效果回應的能力」所造就。
漢斯．普林茨霍恩（Hans Prinzhorn）是以藝術和政治為題撰文著書的精神病專家。他關於精神錯亂和藝術表達的劃時代專題論著，如今依舊是藝術史家理解這兩者的重要依據。普林茨霍恩參加了一九三○年春天希特勒在威瑪辦的一場群眾大會，對希特勒能讓他的聽眾癡迷的本事印象深刻。希特勒把他的說話聲升高到「煽動家的程度」，然後突然不發一語片刻，接著以「壓低」的語調繼續講話，好似什麼都沒發生。普林茨霍恩也指出希特勒獨鍾於幾個能傳達有力意象的短語，而且一再掛在嘴上。「猶太影響力」和「凡爾賽的背叛」是他青睞的短語，「會有人受罰」亦然。普林茨霍恩表示，希特勒的演說手段──音量、抑揚節奏、語調、重複──在情感層面而非理智層面打動了聽者，從而使他經得住政敵的攻擊。「他們說希特勒的演說言不及義且空洞，而且老是以為這麼說時打中要害」，普林茨霍恩寫道。「但從知性角度對『希特勒對人心的衝擊』──Hitler-Erlebnis──作出的評斷，完全未掌握到重點」。就希特勒來說，媒介就是要傳達的訊息。貝拉．弗羅姆（Bella Fromm），老牌大報《福斯日報》（Vossische Zeitung）的記者，他說「希特勒懂得怎麼玩」。
在希特勒「對全民的呼籲」中，可察覺到這種算計和用心。該演講意在打動死忠支持者以外的人，擁抱具投票權的廣大選民。在此，希特勒「不丟出他那些最具煽動性的詞語」，「不祭出等到他和他的黨掌權，就要讓凡爾賽條約簽約國『受罰』的威脅」，「沒談到向政敵報仇」，「沒有大費唇舌解釋猶太人陰謀」。事實上希特勒在此完全沒提到猶太人，反倒談起他那政治團體的驚人崛起。「十三年前，我和七個人開始致力於重新統合德國人；如今我們的隊伍有一千三百萬人」，希特勒說。希特勒憶道，當時國社黨遭「嘲弄、嘲笑」，「如今沒人笑話我們」。
希特勒細數代表制民主和多黨制的弊病，談到通膨和失業、農民「陷入苦難」、中產階級被「摧毀」。三分之一勞動男女失業。「數百萬人的希望遭打破」。聯邦、州、市三級的政府破產。「國庫空虛」。誠如普林茨霍恩所指出的，希特勒具有神奇本事，能以「普通人能理解並記住」的方式，「反覆講述」對一些重要問題的看法。
希特勒盤算著七月三十一日國會選舉，於是擺明把自己定位為未來的聯邦總理，向全民伸出雙臂，欲彌平階級與道德心之間、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間的分歧，特別打動通常把票投給保守中間派政黨的大量天主教籍、新教籍選民。「上帝允許十三年前初創時只有七人的團體成長為一千三百萬人的勢力，並會進一步讓我們德國人有朝一日再度成為統一民族」，希特勒在其演說末尾如此說。「如果全國人民履行其職責」──意指把票投給國社黨──「有朝一日我們會再度獲授予一個擁有榮耀和自由、工作和麵包的國家」。
這篇長八分半鐘的演說，錄製在一組兩張唱片上，七月中旬以一．六德國馬克（約相當於今 日八美元）的價錢在全國各地的書店和報攤販售，以「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一張唱片！」之名廣為推銷。兩星期後，憑藉將近一千四百萬選民的支持，希特勒勝選，得票率三成七，拿下國會六百個席次裡的兩百三十個席位。國社黨隨之成為德國最強大的政治勢力。然後，八月四日，希特勒接到一通電話，電話另一端是庫爾特．馮．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
一如其他每個人，希特勒知道施萊謝爾是柏林最有力的權力掮客。身為國防部長，這位五十歲將領掌管德國國防軍，但同樣重要的，他得到聯邦總統保羅．馮．興登堡的信任。根據憲法所授予的權力，興登堡有權隨意任免聯邦總理。施萊謝爾反轉克勞塞維茨的著名格言──「戰爭是政治的延伸」──把權力政治視為以別的手段進行的戰爭。「除了不能坐在刺刀上，你可以拿刺刀做任何事」，施萊謝爾曾如此告訴法國駐柏林大使安德烈．法蘭斯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法蘭斯瓦─蓬塞佩服施萊謝爾的「現實主義」和「認為人皆自私的想法」，說施萊謝爾是「玩政治詭計的高手」（maître de l’intrigue politique）。佛雷德里克．伯洽爾，《紐約時報》首席駐歐通訊員，說德國政治界「每件似乎一時無法理解的事情」，最終都可在這個「高大、瘦削、有點駝背」而且「一臉精明相而非冷酷相」的中將身上找到根源。曾是內閣閣員的戈特弗里德．特雷維拉努斯（Gottfried Treviranus），憶道每次去國防部見施萊謝爾，都發現這個將軍的辦公桌上沒有檔案或公文。反倒，施萊謝爾有十二尊多種動物造形的玻璃小塑像。特雷維拉努斯憶道，「他一再把它們挪進挪出亮處，像個不耐煩的馴獸師，而他對待他的人類同胞和對待他形形色色的玻璃獸沒有兩樣」。施萊謝爾認識每個有頭有臉的人。他和流亡德皇之子的交情好到以名（而非姓或頭銜）相稱，而且是興登堡家交遊圈（Haus Hindenburg）的一員，與那家人過從甚密。他和興登堡的獨子奧斯卡是軍校同窗，和奧斯卡一同任職於普魯士陸軍的第三近衛步兵團（3rd Imperial Foot Guards）。施萊謝爾參加節慶活動，就和參加軍事演習一樣頻繁，甚至更有過之，而且喜歡和年輕貌美的女人合照。貝拉．弗羅姆說施萊謝爾是個「魅力大到讓人幾乎抗拒不了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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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打進施萊謝爾的菁英交遊圈，希特勒已努力了數年。該圈子的成員也包括德國國防軍參謀長庫爾特．馮．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施萊謝爾和他、奧斯卡．興登堡於同一個近衛步兵團服役時就認識。一九二四年初，在鋼琴製造商埃德溫．貝希斯坦（Edwin Bechstein）的別墅──貝希斯坦的妻子很欣賞希特勒──希特勒經人介紹認識哈默施泰因，但哈默施泰因不覺希特勒有何過人之處，後來把這個三十五歲的政治領袖說成「傻瓜」（Wirrkopf）。一九二六或一九二七年，在哈默施泰因位於哈登貝格街（Hardenbergstrasse）──時髦人物常造訪的街區──的公寓，兩人第二次碰面，似乎更加坐實他最初的評斷。「他話太多，言不及義」，哈默施泰因事後說。一九三一年九月哈默施泰因打電話給施萊謝爾，說「來自慕尼黑的大人物」（der grosse Mann aus München）想見他，施萊謝爾婉拒。「很遺憾，我沒空」，他說。後來哈默施泰因與希特勒會晤，見面頭一個小時，希特勒一人講個不停，直到哈默施泰因打斷他才停止。有人將希特勒的行為告知施萊謝爾時，施萊謝爾問：「我要怎麼處置那個神經病？」
施萊謝爾最終還是同意見希特勒，一九三一年十月見了兩次，一九三二年五月又見了一次，地點是維爾訥．馮．阿爾文斯勒本（Werner von Alvensleben）的辦公室。阿爾文斯勒本出身容克（Junker）家族，家系始於十二世紀。維爾訥的弟弟博托（Botho）是具影響力的紳士俱樂部（Herrenclub）的共同創辦人之一暨會長，該俱樂部的成員都是名聲顯赫的企業家和政治權貴。貝拉．弗羅姆談到由紳士俱樂部的陰謀家組成的一個「容克小集團」。當時，施萊謝爾正在勸聯邦總統興登堡將擔任聯邦總理的中間派政治領袖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撤職，換上帥氣但似乎時運不濟的貴族法蘭茨．馮．帕朋（Franz von Papen）。帕朋被公認是施萊謝爾的傀儡。施萊謝爾喜歡說帕朋的頭生來適合戴高頂黑色大禮帽而非裝腦子，說他是「我的小法蘭茨」（Fränzchen）。
阿爾文斯勒本的辦公室位在一個綠意盎然的住宅區，與國防部位在同一條街上，有利於密會。希特勒同意支持帕朋當聯邦總理，前提是施萊謝爾同意說服興登堡撤銷布呂寧加諸衝鋒隊（Sturmabteilung）──希特勒的四十萬名私人武力──的禁令，並排定國會改選日期。希特勒希望讓國社黨在國會取得絕對多數，從而有資格問鼎聯邦總理寶座。施萊謝爾爽快答應希特勒的條件。「帕朋被孤立！他的聯邦總理之位只能坐上幾個月」，後來希特勒這麼說。但希特勒不放心，從施萊謝爾的眼神懷疑他口是心非。他說：「和施萊謝爾打交道不容易。」
但施萊謝爾信守承諾。興登堡於六月一日將布呂寧免職，任命帕朋和新閣員。政府高官魯茨．格拉夫．馮．克羅西克（Lutz Graf von Krosigk）獲任命為財政部長，施萊謝爾出任國防部長。如談定的條件，七月二十日撤銷了對衝鋒隊的禁令，國社黨因此得以在七月三十一日國會選舉前舉辦群眾大會，從而助希特勒拿下壓倒性勝利。選舉四天後，希特勒接到施萊謝爾的來電。
這通電話代表好事要上門。前一天八月三日，希特勒在巴伐利亞的泰根湖（Tegernsee）待了一天，和戈培爾商議利用他們剛贏得的國會席次壯大實力的最佳策略。國社黨的機關報得意宣布勝選，但希特勒其實失望於選舉結果。他原希望在國會拿下過半席次，以便順理成章奪下聯邦總理之位，結果，他能走的路，就只剩和他黨組聯合政府，或要他的國會議員走阻撓議事路線。身為希特勒核心圈子裡強硬派激進分子之一，戈培爾中意於阻撓議事路線和「全拿或全無」（Alles oder nichts）策略，但希特勒拿不定主意。國社黨該考慮聯合政府？如果這樣，該和誰搭檔？當然絕不能和共產黨或社會民主黨，也肯定不能和布呂寧所領導、剛被拉下台的中央黨。於是就只剩德意志國家人民黨（ 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這個選項。該黨的大金主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是個愛吵架且老是抱怨的媒體大亨，政治立場和希特勒一樣堅不妥協。「困難的決定」，戈培爾在日記裡寫道。「足以令人作嘔」。但希特勒離聯邦總理之位從未像現在這麼近。國防部長要求見個面是個好兆頭。與施萊謝爾通過電話後，希特勒打電話給戈培爾，然後回電施萊謝爾，確定見面之事。「與希特勒再度短暫商量過」，戈培爾在那天晚上記載，「他會坐車去見施萊謝爾，提出我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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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八月五日與施萊謝爾的會晤保密得滴水不漏，就連希特勒最親近的夥伴，更別提報界，似乎都不知具體情況。《紐約時報》的伯洽爾聽說會晤地點若非德勒斯登，就是柏林北邊三小時距離的呂根（Rügen）島。《前進報》說會晤地點是屈里茨（Kyritz）鎮。戈培爾認為會晤於柏林，推斷有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和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陪同。羅姆是希特勒的衝鋒隊隊長，五月時就已陪同希特勒會晤過施萊謝爾，戈林則伴隨希特勒左右。其實，這次會晤是在柏林北邊八十公里處的菲爾斯滕貝格（Fürstenberg），林立紅屋頂房子且有條鐵路通過的鎮，旁邊的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村也靠該鐵路與外界聯絡。格雷戈爾．史特拉瑟（Gregor Strasser）陪同希特勒前去。他的正式職稱是國社黨的全國組織部部長（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相當於國社黨營運長。
希特勒從政之初就認識史特拉瑟，當時他仍在積極參與激進團體在慕尼黑啤酒館的政治集會，史特拉瑟則正在奧格斯堡打造自己的右翼組織。「他三十一歲，五官端正，留著濃密短硬的八字鬚」，史特拉瑟的弟弟奧托憶述他所見到的希特勒。「他的臉尚未因為沉心思考而長出皺紋」。希特勒和史特拉瑟都看出，兩人合作具有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希特勒是狂熱民族主義者，史特拉瑟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兩人一同使國家社會主義黨不再徒有虛名。更重要者是史特拉瑟的務實作風，「這個人高瞻遠矚的本事獨一無二」，史特拉瑟如此說希特勒。「但不親民的天才毫無用處，這種天才的高明想法無法在現實世界裡落實。」史特拉瑟知道如何把事情辦成。
啤酒館政變失敗後，希特勒身陷蘭茨貝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指望得到當局從輕發落，也因為類似罪名身陷囹圄的史特拉瑟，則想辦法讓自己選上巴伐利亞邦議員，從而得到判決暫緩執行。希特勒還在坐等時，史特拉瑟已走動起來。擔任黨的組織部長時，史特拉瑟把黨員人數從一九二五年的兩萬七增加為一九三一年的八十萬。史特拉瑟也把黨的支部數量增加了三倍，從七十一個增為兩百七十多個，並整頓各區，從而有助於國社黨在國會選舉拿下驚人勝利。一九二四年，史特拉瑟是國社黨第一批十二個國會議員之一，一九三二年六月，成為第一個且唯一一個得以透過電台向全國人民演說的國社黨黨員。透過電台演說時，他把雜亂無章的政黨目標濃縮為簡單明瞭的一句話：「德意志、德意志、只有德意志！」
國社黨的一部分高層領導人也是史特拉瑟所招募進來，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萊、羅姆、戈培爾。戈培爾當過史特拉瑟的副手，與他一樣是最早的國社黨國會議員之一，後來改投希特勒麾下。
戈培爾見識過史特拉瑟在國會裡如何容易就與其他政治派系對話。「他在這裡受到的阻力這麼小，令人納悶」，戈培爾在那年五月說道。「我們之中似乎就屬他最受我們的對手青睞」。戈培爾此話並不是恭維。但這正是希特勒和施萊謝爾會晤時所欠缺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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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五日早上，希特勒和史特拉瑟去菲爾斯滕貝格見面。施萊謝爾有威廉．馮．蓋爾（Wilhelm von Gayl）陪同。此人是帕朋的內政部長，當年率領東普士代表團前去簽凡爾賽條約的法學家。為了替撤銷制服禁令、公開示威禁令一事加把勁，希特勒一九三二年六月已見過蓋爾，很受不了蓋爾的墨守法規和官僚作風。戈培爾說他是「軟弱的唯美主義者，沒本事在亂世確保安定」，寫道「他得走人，不然共產黨會壓倒他和我們」。戈林說這個戴眼鏡的內政部長是「軟弱之人，遇事遲疑，消極被動，害怕擔責任」。希特勒痛斥意志薄弱的政治人物和凡爾賽叛徒時，罵的就是蓋爾之類的人，和充斥帕朋「單片眼鏡內閣」裡其他享有特權的貴族。希特勒以嘲笑口吻談到「馮─馮─馮─馮─馮內閣」（譯按：馮／von是表示貴族出身的姓氏助詞），諷刺道「如果上帝希望現狀永遠不變，我們將會生下來全都帶有單片眼鏡」。戈培爾未陪同希特勒出席，生怕施萊謝爾居心不良。他懷疑施萊謝爾的意圖乃是「把元首漸漸誘離黨」。其實施萊謝爾有他的一套策略，即他所謂的「馴化過程」（Zähmungsprozess），意在把該黨的「激進分子」邊緣化，把該黨帶進政治主流。施萊謝爾稱讚希特勒「謙遜、守秩序、寧缺勿濫」，奉行法治。施萊謝爾以同樣諂媚的用語稱讚希特勒的衝鋒隊，把他們視為遏阻左翼激進主義的堡壘，而且睜眼說瞎話，把報紙上每天對衝鋒隊街頭暴力的報導斥為不值一顧的「惡意謊言」。施萊謝爾當然口是心非。他想要借希特勒的衝鋒隊之手打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的準軍事部隊，然後讓國防軍去打垮國社黨的軍隊。施萊謝爾把這個策略比擬為航過「斯庫拉海妖和卡律布狄斯漩渦之間」（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那是施萊謝爾所鍾愛的那種典雅暗喻和他所愛的那種政治危險。
施萊謝爾八月五日星期五和希特勒會晤之舉，代表他在其政治冒險之路上踏出決定性的一步：以聯邦總理寶座引誘這個國社黨領袖，使他離開他的黨裡那個主張「要就全拿、不然什麼都不要」的極端派系。總理府秘書長埃爾溫．普朗克（Erwin Planck）──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之子──出席此會議，記錄了商議過程。普朗克議事錄似乎證實了戈培爾最不希望發生的事：

希特勒說他的黨要求讓他從此接管國政。他說他不是很熱衷於此，但也難以推辭。如果聯邦總統要他以黨領導人的身分陳述他的看法，他會提議聯邦總統委託他組閣。他絕對不會做出重大改變。史特拉瑟會出任內政部長，帕朋會掌管外交部。其他部長和常務次長，包括總理府秘書長，會留任。

希特勒說他認為國會會通過他的內閣人事。沒理由認為他打算違反哪道法律或修憲。史特拉瑟則堅持也讓希特勒出任普魯士邦的總理──當時該邦政府的權力已遭暫時中止──讓史特拉瑟本人出任普魯士內政部長。普魯士邦占德國陸地面積三分之二，占德國人口三分之二。政界普遍認為「誰擁有普魯士，誰就擁有德國」。史特拉瑟告訴施萊謝爾，他當內政部長後的第一個作為會是解散羅姆的衝鋒隊，史特拉瑟說此事「可輕鬆搞定」。施萊謝爾在會議最後表示，希特勒取代帕朋擔任聯邦總理的時機的確已到。施萊謝爾會讓他的「小法蘭茨」務必乖乖聽話。希特勒很滿意商議結果，於是提議在該地立上一塊牌：「阿道夫．希特勒和馮．施萊謝爾將軍值得紀念的會議舉行於此。」
紙包不住火，兩人密會的消息還是外洩。伯洽爾為《紐約時報》讀者精闢剖析了施萊謝爾的權力把戲：「希特勒的支持者認為他們握有最好的牌，他們的確有一或兩張A，但有充分理由讓人相信，真正決定這場博奕之結果的大牌，仍掌握在內政部長馮．蓋爾男爵、聯邦總理馮．帕朋、聯邦總統馮．興登堡，以及最重要的——國防部長馮．施萊謝爾將軍的手裡」。帕朋願意讓開，讓希特勒得以當上聯邦總理的消息外洩時，凱斯勒正好人在柏林。「我有些像他那樣愛賭一把的朋友，得意時一帆風順；不順時斷頸身亡」，凱斯勒在日記裡寫道。「但帕朋是例外，如果出差錯時斷的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德國的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