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過去不曾去,未來一直來
網路時代,兩指間拉開復又併攏,衛星圖像、平面道路的地景交錯呈現,大江大海盡收一掌之內。Google map 加速更新,密如蛛網的各色道路、車軌、隧道四通八達,新的建物與公路覆蓋舊的,乾淨俐落,不留殘痕。唯有翻查部分舊地圖時,山林間除了實線的產業道路與山徑外,偶而可見虛線,點點滴滴勾勒已然不存在的古道,指涉那些被雜草或新的地貌所淹沒的久遠人跡。
虛線路徑的間隙大、空白多,真要按圖索驥也是沒有路的,惟留下歷史指標,作用可能更接近前行的山友順手綁在樹梢的布條。那歷史悠久的布條,飽經風吹日曬,色澤盡失,既不顯眼,也無光照,只等待日後有心人停駐體察,試著以腳拓荒,一步一刀把古道重新走出來。散落在臺灣公路、水庫、車站等地的勞工死傷紀念碑,宛如集體記憶的虛線,缺漏甚多,但隱隱指向早已被遺忘的勞動現場。可想而知,嶄新的建築已然覆蓋危險的營造工地,工程意外、職業傷病的事件早成為蒙塵的舊日新聞。虛線原就不全,缺漏甚多,但至少保留了星星點點的遺跡,得以循線追索,就像是沿著記憶的虛線慢慢找路,在工程成就、經濟指標之外,為勞動貢獻拓出一條可供辨識的古道,不致輕易地消失於荒煙蔓草之中。
本書聚焦在臺灣勞工紀念碑,時間橫跨百年營造史,檢視其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以及因紀念而引發的社會效應、當代思索。探查這些敘事簡要的紀念碑,就像沿著地圖虛線走,一步一險,以今日之眼,重新審視不曾逝去的過往,作為未來的指引與參照。
分類的視角,決定紀念的定位
臺灣的紀念碑數量龐大,主要延續外來墾殖者、侵略者、統治者在臺灣留下的衝突與治理痕跡。
明鄭時期,漢人渡海來臺開墾人數遽增,導致原住民的生活空間縮減,爭地、爭水的糾紛不斷。清朝雍正年間,朝廷便協訂不少民番界碑,杜絕漢人侵削番地,也防止番人侵擾漢民。此外,還有各種禁碑,如「嚴禁養鴨奸徒搭寮窩匪擾民碑」、「嚴禁抬棄病患暨強橫投棲善養所碑記」等,看名目即知當時社會動態。界碑或禁碑都是國家治理的痕跡,立碑以昭告大眾,作為執法的依據,無論是諭令頒布、興建城池與街衢、整置寺廟、設立宗祠等,朝廷也會立碑存之。民間自發性立的碑,更是內容繁複多元,普遍來說多是頌德與紀事,有的則針對災難、戰事、傳奇留下紀錄,又有防禦殺敵、義行節孝、宗教寓意、戒殺惜生、展示意象及特殊狀況等,都可以立碑為記,開展起來就是一整個庶民生活紀錄。
日本殖民臺灣的五十年間,神道信仰、現代化建設都隨著軍國主義擴張而更大規模展開,遺留下許多與建設、統治、宗教相關的碑碣。在日本本土,企業為殉職員工集體立碑慰靈,結合神道信仰,早已是民間通行有年的事。至今在日本高野山,還留有許多大企業為殉職員工設立的集體工殤碑,或另於佛寺購地建碑,以各式造型追思亡者,名為慰靈。此外,日本神道是以大和民族精神文化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萬物皆有靈,人們將未知的自然現象及動植物、亡靈都神格化,視之為崇拜的對象,而大樹與岩石等物都可成為神靈降臨的依附體(黃士娟等,2008),動物碑與植物碑都很常見。對於死於災難者,為免亡者作亂,也多有俸納、慰靈的祭祀,以石刻碑便成為祭祀亡靈的依附體。
近代碑碣研究多由文化資產入手,採拓登錄,成為臺灣史地沿革、政經發展、社會宗教等重要史料來源。日本殖民時期曾做過部分碑碣調查,但二戰後國民政府來臺,陸續登錄、出版的臺灣碑碣史料,如《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黃典權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劉枝萬編),及《臺灣北部碑文集成》(追秀堂編),雖有不少拓本搨製,但僅以明清二代所立的碑為蒐集範圍。直至1990 年起,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成功大學歷史系合作「採拓整理臺灣地區現存碑碣計畫」十年,採拓範圍涵蓋明清日及戰後,共採拓二千多件碑碣,記錄四千多件基本資料,彙編成《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十六冊(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2001),之後陸續增列,留下碑名、年代、地址、材質、位置、形式、尺寸等完整史料,成為臺灣近代史的重要物質證據。
臺灣的碑碣分類系統中,名為「殉難碑」的不少,死傷多是受僱的勞動者,但多以殉難事件作為分類基礎,如災變、戰亂、工程等,強調的是死亡的行動場域(如煤礦災變的礦工、鎮壓反抗事變的員警等),亡者彷彿只是恰巧身處其中,而未能分析他們的社會位置及為何無法脫逃。這恰好也符合了建碑者的上位視角,亡者的犧牲是為了穩定的生產或治理。若從罹難者視角來看,他們是受僱者,死於執行勞務之時,不管是因為工程、戰亂、災變等事件,都是工作傷害。從清領、日殖至戰後,許多臺灣人民反抗統治的武裝敵對,雙方各有傷亡,但「忠魂碑」、「殉職碑」所記載的多是鎮壓人民而死去的員警、兵士,他們不分族群,全是受僱者。至於災變殉難碑,絕大多數是工廠爆炸、礦坑災變的勞動現場,亡者也多是現場勞動的工人。勞工職災死亡的紀念,建基在相對應的雇傭關係上,死因多是為了執行職務,因而現場是否提供足夠安全的勞動環境,也是無可迴避的議題。
分類的視角,決定了紀念的定位。非勞動領域的大型災變多半被視為社會「整體」的事,如九二一大地震或二二八事件,天災或政治鎮壓似乎是全面性的、無差別的、非特定人口的,故而在同一時代的人不論是否親臨現場,都會在口耳相傳或媒體傳播下,成為社會共享的集體記憶。但工程或礦坑災難多半被侷限為勞工個案,即便工程成果全民共享,又或者死傷慘重,也因為一般人都不會進入工地或礦坑,而有置身事外之感,只能引發對受害者的同情,就算有創傷也不被視為社會的集體創傷。
(全文詳書籍內容)
【他序】
化記憶虛線為歷史實線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榮譽講座教授
我對「顧玉玲」的第一印象是文學創作者,其次是社會運動者,再來則是學者。
身為文學創作者的她出道甚早,2005年便以在台女性外勞為主角的〈逃〉,獲得第28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此類寫作成為她文學創作的大宗,2008年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印刻),累積了逾十八年的觀察與反思,揭示在台菲律賓移工的艱辛挑戰、生命困境與內心世界。2014年的《回家》(印刻),追循在台越南移工的足跡,記錄返鄉後的生活實況與人生故事。2022年的首部長篇小說《餘地》(印刻)為「痛與記憶的紀事」,呈現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所造成的種種創傷,解嚴後如何面對歷史與記憶,尋求個人內在與他人的和解,涉及族群、性別、階級等議題。
身為社會運動者的她關切公平正義,長期與社運團體並肩奮鬥,策劃、撰寫並主編工殤紀實、口述歷史及移工文學作品,透過文字與圖像保存勞動者的集體記憶與生命故事,為社會底層的無名勞工立碑留影。2013年主編的《拒絕被遺忘的聲音:RCA工殤口述史》(行人文化實驗室),透過深入訪談,記錄台灣重大科技公害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事件中受害者的生命經驗,以及追求公義的漫長訴訟歷程。2024年的《一切都在此時此刻》(印刻),以知情者、在場者、記憶者、見證者的角度,從性別、階級、族群等多元面向,揭露台灣惡劣的勞動環境、組織現場、職場災害與工傷修復,見證受創者的勇氣、堅毅與尊嚴。
從事社運工作多年,為了厚植學本,深入反思,結合實踐與理論,玉玲重返校園就讀研究所。2008年〈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結合社會實踐與學院訓練,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為進入學術圈初試啼聲。爾後直到2025年,陸續於國內多種各具特色的期刊發表十多篇論文,足證寫作之勤與跨界之廣。在此期間並完成碩士論文《自由的條件:從越傭殺人案看台灣家務移工處境》(2010)與博士論文《紀念過往,反思現在:台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2019)。
這些論文顯現了她的關懷主題與研究發展脈絡,並與她的文學創作和社會實踐互為表裡:
•勞工、移工、工殤與勞動政策;
•紀念碑、性別、原住民與轉型正義等集體記憶研究;
•紀念碑的敘事政治、創傷記憶、性別分析與公共博物館詮釋等。
我久聞玉玲之名,卻始終緣慳一面。2017年12月底,我接到一封陌生電郵,寄件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研究所』第一屆博士班學生顧玉玲」,信中表示其博論「工地如戰地:台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的論綱已完成,邀我擔任論綱評審。信中並提到自己「閱讀記憶論述,探究紀念空間的社會責任,既是刺激,激發更多元的想像力;也是節制,節制社運工作者的一廂情願。」
由於知悉她的文學創作與社會運動表現,自帶有一定程度的敬意,而且兩人研究都涉及弱勢論述、再現與紀念碑等議題(尤其是我於2007年4月發表的〈創傷.回憶.和解――析論林瓔的越戰將士紀念碑〉,《思想》第5期,頁95-127),對她的學位論文寫作計畫頗感好奇,便欣然應允,於題綱審查會議中與其他委員提供意見,也參與了兩年後的論文口試。此時博士論文題目已改為《紀念過往,反思現在:台灣工殤碑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更可明顯看出與初試啼聲的論文一脈相承以及發揮拓展之處。全篇以營造業為主軸,聚焦於臺北捷運潛水夫症勞工碑與臺北101伙伴碑此二個案研究,五位口試委員一致予以高度肯定,並期盼早日出版專書。
《沿著記憶虛線走:工殤.敘事.紀念碑》為玉玲的第一本學術專書,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及原住民、移民、性別的紀念碑議題(與西方學界常提到的「三字真言」“race, class, gender”〔種族、階級、性別〕若合符節),拓展其歷史縱深與地理範圍,並強化民主參與、轉型正義等議題,考掘出先前湮沒的庶民歷史與個人記憶,進行多重的解讀,提供競逐的敘事(competing narratives)、甚或爭議的敘事(contested narratives)。置於玉玲個人的行動與寫作脈絡,《沿著記憶虛線走》的特色與意義昭然若揭。這是她在文學創作與社會運動之外的第一本學術性專書,既有作家流暢的文字、清晰的條理、蘊藉的感性,也結合了社會運動者多年的關懷、參與、觀察、陪伴、奮鬥、反思與紀錄,在在透露出她的人道關懷與道德堅持。
記憶之所以成為虛線,固然是因為歲月推移,以致不復為人、甚至為己所牢實掌握,但更多的卻是因為弱勢者的聲音與身影,遭到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碾壓,以致成為時隱時現、時斷時續的虛線,亟待有心、有力者拾綴、接續為來龍去脈分明的實線,使這些工殤的歷史,形諸於文字、影像以及具體可見的紀念碑。全書聚焦於工殤的集體記憶,根據現在的視框,既挖掘過去,予以當代解讀,並致力於打造更好的工安環境,在追悼過往悲劇的同時,也寄望記取血淚教訓,保護當今與未來的勞動者。
玉玲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留在母校專任教職,學術領域為記憶政治、國際遷移、性別研究、口述歷史。身為人師的她,熱心作育英才,傳道、授業、解惑。比本書早幾個月出版的《那天,他們自101工地墜落》,正是由她主編,帶領多位門生與後起之秀完成的力作。言教身教,薪火相傳,讓初心得以傳承,公義持續追求,社會運動與學術研究相輔互鑑。
玉玲是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中的學生領袖之一,後來並未依循政治人物的路線發展,成為政壇的權勢者(包括後來為權力、金錢腐化而鋃鐺入獄者)。相反地,她自始便站在弱勢者一方,投入勞工、移工、人權、工殤、性別平等及文化保存等運動,成為台灣工運與人權工作的代表人物,在歷史與現實的洪流中,堅持為種族、階級、性別弱勢者發聲顯影,維護尊嚴,爭回正義,尋求主體性,一如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所言:永遠站在「體制」高牆對立面的弱勢雞蛋那方。
玉玲在2017年的電郵中提到,先前在清華大學兼任「文化研究」課程,我於1997年的譯作《知識分子論》「幾乎是每學期的必備文本」。在我看來,她跨足文學、社運與學術,身兼文學創作者、社會實踐者與學術論述者三重角色,彼此之間相輔相成,形塑出有如薩依德筆下的「知識分子」圖像:具有強大的再現與論述能力,知道何時與如何介入,立足於邊緣位置,團結志同道合之人,秉持公平正義,對權勢說真話,發揮影響力。而《沿著記憶虛線走》正是她數十年來得獎頻頻的不同書寫類型中,最晚近、最具學理的專書,相信將可再度成為華人世界矚目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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