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中國古代哲學的特色，依據馮友蘭的說法，在內容方面以「內聖外王」和「天人合一」為主題，在方法及表達方式方面則是重實踐而輕知識，長於暗示而短於論證。在主流之外，有名家與後期墨家，特重理論思辯與語言分析，頗與西方哲學之宗趣接近。惟中國傳統學術向不重思辯與分析，公孫龍一類的辯者更被斥為「詭辯之士」。從儒、道兩家追求人生大道的眼光來看，這些辯者「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莊子‧天下》）即使公孫龍有詭辭數萬，但正統之士皆以其「不合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法言‧吾子》）或以其「析言剖辭，務曲折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于治」。（《論衡‧按書》）于西晉魯勝作《墨辯注》乃發為感歎曰：「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于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注‧敘》）名、墨二家的思辯、分析之學，一直不受重視，其學之傳習或斷或續，不成體統，亦可見一斑。
有關名、墨二家的思辯、分析之學，一般中國學者認為其主要內容乃是中國邏輯學的研究對象。然而，嚴格言之，除了《墨經》或《墨辯》上有若干條目論及推理或類比的方式及限制外，絕大部份的材料都與邏輯學無關。《公孫龍子》與《墨經》最為關注的共同課題，乃是名實問題。而他們的名實問題又與儒、法二家的名實問題不同，特別注重語言與實在（世界）之間的關係。若依西方哲學的方式來理解，此種名實問題既有形上學的成份，而又特重語言哲學和邏輯哲學的探究。此種特重語言與邏輯的哲學思想能夠在中國哲學史的舞臺上出現，而且曾經風動一時，可謂異數。自從西方敞開傳統中國的大門以後，名、墨二家的研究與日俱增。而重實踐而輕思辯的主流思想（包括儒、道、釋三家）也在中西文化交匯的夾縫中不斷地被理論化、思辯化及分析化。「工夫」與「工夫論」之混淆被澄清，以及「不可言說」的神話被破滅之後，主流與非主流的哲學思想一視同仁地要作理論建構和概念分析的工作，乃是不可逆轉的一個學術方向。中國哲學要與西方哲學對話，中國哲學要被現代的中國心靈認識，都必須走往此一方向。
《公孫龍子》研究是我對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和邏輯哲學研究計劃中的一部份。計劃中尚有《墨經》或《墨辯》的研究，先秦諸子（包括《莊子》、《荀子》等）的語言哲學和邏輯哲學的研究，魏晉玄學中的言意問題的研究，佛家中的語言與邏輯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以及古漢語的邏輯哲學的研究（包括否定詞、量詞、數詞、物質名詞、模態詞、指示詞等）。整個研究計劃基本上都是應用當代分析哲學的方法來處理問題，而本書更著重邏輯分析方法的運用。對我個人來說，只要能夠合理地解答問題，任何理性的方法都可以運用。不過，對於各種學說之立論，我們當然要求各說所用之概念要清晰，其論據要充份。當我們要檢討某說立論的詞義時，當然要借助概念分析的方法來釐清；當我們要檢討某說立論的依據時，邏輯分析的方法更是不可或缺的。除非某說不要立論，否則我們對它的理解與評論都不能缺少上述兩種分析的工具。然而，不要立論的說法，到底說了些什麼呢？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要我們「說話算數」。
本書的初步研究曾獲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資助；一九九七年轉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工作之後，亦得學部研究助理之協助，使本書得以完成，謹此對上述二機構表示由衷的謝意。本書撰寫過程一拖再拖，要不是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的寬厚體諒，主編韋政通教授的鼓勵關懷，恐怕不能寫成。另一位主編傅偉勳教授一直給我學術上的指導和支持，使我深深感受到一個有現代的率真與傳統的摯誠結合一起的長者風範。他的辭世令我十分悲痛，但他永遠在我的懷念中。
馮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