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
《典藏台灣史》這一套書的撰寫計畫，是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贊助，在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的主導下推動的。炎憲學長生前一直持續關注推動台灣史普及化工作，更主張由台灣人自己書寫具有台灣主體性觀點的台灣史，因此，在思考這套書的內容時，便希望由台灣史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執筆，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導進晚進的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特別是讀者透過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可以強化對台灣的認同、提升台灣意識。
根據我的瞭解，他早在2000年之前，就希望可以進行此一奠基在學術研究成果的教育推廣工作。為此，他取得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找了台灣史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共同推動。但是，炎憲學長所徵詢的台灣史學界的朋友，當時多處於過度動員的狀態，學術研究、教學和社會服務工作都十分吃緊，一時之間無法有成果產出。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炎憲學長擔任國史館館長，不僅公務冗忙，而且致力於體制內對台灣史研究的支持工作，推動民主憲政及二二八事件史料的蒐集、出版，特別是主催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研究。而在陳水扁總統的大力支持下，白色恐怖檔案的取得，獲得一定突破的狀況下，又接著進行白色恐怖史料的編纂和研究工作。為此，炎憲學長又積極尋找學術界的朋友共同投入，大家的時間更加吃緊，前述台灣史的普及工作也不得已暫緩下來。
2008年之後，炎憲學長希望透過學術社團和社會支持，推動台灣主體性的歷史研究、推廣工作。因此，他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在重新擔任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期間，也繼續找台灣史學界的朋友一起投入，並出版了不少成果。而原本未能完成的《典藏台灣史》工作，也在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以及吳榮義董事長協助推動下，再次組成團隊，展開此套書的編纂工作。
炎憲學長生前持續展開此一計畫的規劃、執行工作。而且與團隊朋友們聚會討論這套書的內容，並找陳美蓉協助行政聯繫的工作。四年前張教授赴美國進行口述歷史期間不幸過世時，整套書的構想已經成形。根據炎憲學長的構想，包含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負責撰稿，而第二冊「台灣原住民史」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教授負責撰稿，第三冊「大航海時代」則由暨南大學歷史系林偉盛教授負責撰稿，第四冊「漢人社會的形成」則是由長榮大學台研所溫振華教授及政治大學台史所的戴寶村教授負責撰稿，第五冊「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則是由淡江大學歷史系林呈蓉教授負責撰稿，第六冊「台灣人的日本時代」則是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何義麟教授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蔡錦堂教授負責撰稿，第七冊「戰後台灣史」炎憲學長除了親自參與撰稿工作，也找我一起參與，同時準備在章節確認完畢後，再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的李筱峰教授一同參與撰稿工作。
相較於過去在強人威權體制時期，台灣史被迫成為禁忌，隨著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經歷抗爭、建立的台灣史終能成為學術領域的學科。但是，過去長期政治禁忌的陰影並未完全散去，歷史工作者對於歷史教育的內涵，距離正常化仍有相當的距離。其中，除了為數可觀不願正視台灣歷史主體性的看法之外，也有的學者試圖在台灣史領域去「政治」，不僅迴避政治轉型之後對過去歷史再評價的工作，有的人更主張歷史教育去「政治史」，不願處理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課題。
不過，如果從歷史學者耳熟能詳的E.H.Carr或是Benedetto Croce對歷史知識的切入，無論是前者的「歷史是歷史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持續無終止的對話」，或是後者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指出了歷史的一個重要特色：歷史的書寫不可忽視當代價值的重要性。在台灣已經名列自由國家之際，根據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做出與不民主時代不同的歷史評價，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歷史時空特色的體現。另一方面，在民主時代，注意人民生活層面的歷史，或是注重文化史與生活史的面向，也是歷史書寫不可忽視的課題。然而，只強調文化生活而摒棄政治的作法，實際上是不利於歷史脈絡的掌握，也不利於做出歷史的解釋。因為台灣住民所生存、存在的歷史時空的環境，包括在現實的制度規範或是國家運作的狀態，以及台灣與國際、外界互動的情形，透過這樣的歷史脈絡才能有助於了解所謂人民的歷史。
根據炎憲學長構想的全書架構，除了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觀點外，台灣與世界的脈動，貫穿了《典藏台灣史》各本的內容，從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直到第七冊「戰後台灣史」。而正視不同時代的政治體制或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也是《典藏台灣史》書寫的特色。
炎憲學長過世後，為了延續他的遺志，各位撰稿教授同意繼續推動此一工作，並在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繼續的支持下，而有這套書的完成，並承蒙玉山社的支持使得本書得以陸續順利出版，這是特別必須感謝的。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台灣史研究的普及化與強化社會的台灣意識，也可以告慰炎憲學長在天之靈。
主編 薛化元 2018年9月24日
前言
第一節．福爾摩沙與台灣
眾所周知，台灣也叫「福爾摩沙」（Formosa），因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海外世界稱台灣為「福爾摩沙」，這是1542年前後葡萄牙水手在前往日本的航行途中，行經台灣東岸，映入眼簾的蔥鬱美景，讓他們驚呼、讚歎「IlhaFormosa！」即「美麗之島」。1564年，人類史上首部世界地圖《世界地圖》（OrbisTerrarum）出自比利時的歐提利歐（AbramoOrtelio，1528-1598）之手，該書則以「Tinhosa」稱呼台灣島，可能是因為發音或拼音上的訛誤。
事實上，以《美國世界地圖集》（thePrentice-HallAmericanWorldAtlas）為例，雖然地圖上有為數不少的地方都被稱為「福爾摩沙」，但一般提到「福爾摩沙」，則多半會與台灣島聯想在一起。而台灣島以「福爾摩沙」之名揚名於海外，則始於1584年，一名受雇於葡萄牙人的荷蘭裔航海官林斯霍登（JanHuygenLinschoten）即以此名表記台灣。以下本書擬依照不同史料與年代，分別以「福爾摩沙」、「台灣」交替稱呼，這個橫亙於東亞輻輳中心的蕞爾小島。
根據《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作者蘭伯特（LambertvanderAalsvoort）所記，伴
隨漢人移民人口的成長，大批無業遊民入住島上，迄至18世紀後期，淸廷已難以透過行政或軍事手段，有效控制土地的非法開墾；而拓墾山地的漢人移民亦屢遭原住民族馘首；族群之間因水資源問題經常有各種分類衝突；加上公權力不彰，官民之間欠缺互信，島上社會秩序混亂、人際關係緊張。此一時期最具矚目的社會事件，莫過於1787年爆發的「林爽文事件」。
1787年4月，法國探險家貝胡斯（JeanFrancoisdeGalaupdelaPerouse，1741-1788）來到今台南安平，並於熱蘭遮城（KasteelZeelandia）對岸下錨。熱蘭遮城或稱「奧倫耶城」，乃17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建造，作為經營台灣與對外貿易的營運中心，1664年鄭經建立東寧王國之後則改稱「安平」，現多稱「安平古堡」。出身海軍士官的貝胡斯，憑藉過去在海軍學校的專業訓練與實務經驗，判斷此時島內社會動盪，恐不宜貿然上陸。他也對福爾摩沙島做了如下評估，「自清廷征服該島之後，移往福爾摩沙定居的總人口數達五十萬人，而首府則有居民五萬人。福爾摩沙地處要津，任何國家若能佔有該島建構防禦設施，並在澎湖群島佈下若干船艦，即可安穩立身，向位居弱勢的清廷予取予求。」顯見台灣之於東亞的核心競爭力已於18世紀後期開始展露頭角。
而在「林爽文事件」平息後，淸廷解除移民限制之禁令，允許在台有親眷者自由移民台灣。1793年，淸乾隆皇帝八十大壽，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男爵（GeorgeMcCartney）獲派出使大淸，他在日誌中記載，「福爾摩沙與清帝國之間的連繫脆弱，不日即會斷裂，若有外力干涉，相互間的連繫則隨即會被切斷！」
到了19世紀，少數登陸福爾摩沙島的西方人，則是普魯士裔宣教士郭實臘（KarlGutzlaff，1803-1851），郭實臘在荷蘭接受新教的宣教訓練後，隨即在1827年被派往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向當地華僑傳教，亦引發他到淸國傳教的念頭。即使當時淸廷不允許宣教士在當地活動，但郭實臘卻是對淸國興味盎然，他從一名華裔船長口中得知一些福爾摩沙的資訊，包括「漢人移民多半來自福建同安，他們前往福爾摩沙植民，從事貿易，種植稻米、甘蔗與樟樹」；「福爾摩沙擁有數座寬廣的深水港，但入口卻相對窄淺，小型的戎克船從廈門出海駛往福爾摩沙的西岸港口進行貿易，回程時則把稻米運至廈門，甚至將蔗糖運到華北一帶」；「福爾摩沙島上的拓殖活動發展迅速，島上優越的條件有利於拓殖者的背叛（略），拓殖者富有卻不受管束（略），福爾摩沙島上所執行的處決高居清國之冠，但管理成效卻是全國最低」；然而「福爾摩沙島上文風鼎盛，福建人有時會遣子弟來此以求取功名」。
透過1832年7月10日美國報紙《國家時事報》（theNatioanlGazette）之述事，能夠一覽此一時期海外人士之於福爾摩沙的認知，「（略）倘若清國必須開放比澳門更合宜的貿易地點提供所用的話，那麼福爾摩沙將不容遺漏。而福爾摩沙的海岸、海灣、港口與河流鮮為人知，東南部尤甚，該區幾乎是不受清國羈束（略），如此大的島嶼勢必擁有大量的資源，且地理位置鄰近清國，更增添其附加價值。福爾摩沙的土質與氣候條件相較於中國大陸，不至有過大差異，應可以大量種植茶樹，屆時則可大幅減少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茶葉需求（略）。」
不僅美國的輿論界對福爾摩沙做出了上述思考，1834年英國的自由商人亦開始留意那些尙未受制於淸國吏員干涉的港口，不少英商建議大英帝國應將福爾摩沙島納入帝國版圖。
第二節．澎湖群島對台灣的重要性
即使國際情勢詭譎多變，但多數時候台灣社會仍屬承平。台灣海峽之於台灣而言，扮演著防火牆角色；而坐落在海峽中心的澎湖群島，更是重要的門戶鎖鑰。因此，400年來外力對台灣有所企圖時，首要之務莫過於攻略澎湖。換言之，在台灣海峽與澎湖群島的庇蔭下，台灣成為人們想像中的「蓬萊仙島」。
前述1787年法裔探險家貝胡斯負責指揮橫斷太平洋的遠征航行，他不愧是海軍軍校高材生，在準備下錨福爾摩沙島之前，他先把福爾摩沙的地理形勢做一番評估，「（略）福爾摩沙海岸平坦，只有小型船隻能接近，因此需要砲艇掩護登陸」，「首役應先佔領澎湖群島，該地有良港可供艦隊停泊，越過海峽到福爾摩沙只需5、6小時，而4、5、6月是適當的時機。如能與西班牙聯手的話，則成功機會將大增，倘若遭遇抵抗，船隻折損時，則可從馬尼拉獲取必要之奧援」。
事實上，海外國家對福爾摩沙的覬覦，以18世紀時的英國為最強烈，一如貝胡斯所言，「在英倫諸島，茶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物資」，對嗜茶如命的英國人來說，產量有限的福爾摩沙茶（FormosaTea）更顯珍貴，在進退維谷之際，英國人將不惜對淸廷開戰。1824年，法裔漢學者克拉普（HeinrichJuliusKlaproth，1783-1835）出版著作《亞洲回憶錄》（Asia
Polyglotta），內容提及從福爾摩沙大宗出口茶葉到中國大陸，「以為藥用」，顯見此時的福爾摩沙茶早已擧世聞名。克拉普可說是首位以福爾摩沙語作為寫作題材的海外人士，據聞早在1822年便已完成大作《福爾摩沙原住民語言》。
而拜天津條約所賜，1860年代台灣開港後，英國博物學家卡林沃（CuthbertCollingwood1826-1908）亦於1866年抵達福爾摩沙的打狗（今高雄旗後），並接觸滯留
當地的外僑，包括英國副領事賈祿（CharlesCarroll）、海關稅務員、商人與長老教會宣教士等人；卡林沃也有機會搭乘英國皇家艦艇巨蛇號（theSerpent）前往澎湖群島，在他認知中的澎湖社會，「一般而言，我們覺得這裡的人衣著得體，而與福爾摩沙隨處可見到的邋遢、骯髒，明顯形成對比」。
或許是受到1764年《續修台灣府志》誇張記載的影響，長久以來西方列強對於福爾摩沙島的關心，多著眼於經濟效益；直到1850年代，美國社會中的部分人士開始關心福爾摩沙的戰略價値。然而，不僅淸楚該島之於世界「唯一無二」的價値，且不顧後果以行動展現決心者，則莫過於明治日本。1898年，以日本的台灣經驗者為主集結而成的〈談台灣協會注意書〉中明記，「台灣之地也，土壤膏腴，地勢險要，干海干陸，物產豐饒，內足而可給於外，此天放之形勢，可以固近，可以威遠，誠東洋之咽喉，實我南方之富源也。」淸楚展現部分日本人士對福爾摩沙島的理解與認知，兼具了戰略價値與經濟效益。
値得注意的是鄰近25海哩的澎湖群島，對於台灣的存在與重要性，不容忽視。套用19世紀美國記者達飛聲（JamesW.Davidson）的說法，「澎湖群島的戰略價值，長久以來即深受肯定，（略）荷蘭人、國姓爺、滿清人、法國人在攻打台灣以前都先佔領澎湖，（略）日本也體認到佔領澎湖的必要性，以作為其後攻打台南或是大陸南部海岸地區的踏腳石」。17世紀中期，鄭經的東寧王國以澎湖為門戶而與中國大陸交流；而1885年淸法戰爭可說是第一次把台灣的存亡與澎湖群島連結起來的例子，而這項經驗也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之際，讓台地官員深信日軍攻略南台灣之前，必先侵擾澎湖。達飛聲在其大作《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中，淸楚指出「澎湖介於大陸和台灣水路中間，擁有台灣所無法比擬的天然良港，稱得上台灣之鎖鑰」。
根據《台灣國際政治史》所述，「1895年3月，當時馬關條約尙未正式簽定，就在日本著手攻打澎湖群島之前，（略），法國則派兩艘巡洋艦前往媽宮（今馬公），並向淸廷預吿日本
將會攻佔澎湖群島，而提議由法國暫時租借台灣，以避開日方之侵佔，待事態緩和後再予歸還。但這項提案即使淸廷中央同意，因遭致淸法戰爭之大將劉永福的嚴正回絕而作罷。23日，日軍比志島大佐乃率領混成師團攻佔澎湖。（略）」。作者戴天昭指出，「事實上，徳、俄、法等列強普遍認為倘若日本佔領台灣，將促使澎湖群島成為直布羅陀第二，勢必對歐洲各國船舶之航行，帶來重大且恆久之威脅」。依照當代國際政治研究者戴天昭的理解，一言以蔽之，澎湖島之爭可謂開啓「乙未之役」的重要前哨戰。
日人市毛淺太郎亦在著作《征台顚末》中，開宗明義地道破澎湖群島的重要性，日軍佔領該島之目的乃「攸關乎南北兩洋之交通與台灣全島的命運，為我圖南戰略之踏石，更是琉球群島的屏障」。歷史上，無論是「倭寇」，抑或是國姓爺鄭成功皆曾據地於此，澎湖群島可謂是南洋勝負的天王山，不僅是淸國、日本，連法國都深知澎湖群島之於台灣的樞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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