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

衰亡的帝國，心懷壯志者在紛亂的年代欲點燃革新之火
大一統的藍圖之下，鬥爭四起
中國的未來又該走向何方？

▎跳出我們熟習的史觀論述，以他者眼光重新審視──中國如何成為中國！▎

《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以清帝國的衰亡為起點，一路走過紛亂的民國，直至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在史景遷的筆下，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從天朝夢中驚醒，開始思索起自己與西方世界如何接軌，師法西方理論，重整大一統的理想版圖。自袁世凱到蔣介石與毛澤東，政權的遞嬗與鬥爭不曾停息；國民黨與共產黨，在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路線中掙扎；然而國際列強也正虎視眈眈，欲左右政權發展以奪取更大的利益。此時的中國，彷彿一隻死去的龐然巨獸，只剩屍體仍顫動著。底層人民的覺醒及抵抗，正反映了執政政體在經濟、階級上的衰弱和腐敗。面對國家的種種沉痾、政權轉移的死傷與紛亂、思想的無所依歸，誰將匯聚起土地與人民的憤怒？中國又將走向何方？

上個世紀末史景遷在撰寫《追尋現代中國》時，正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前，著眼的是一個封閉的中國。當時中國無異於晚明，亟需內部變革且動盪不安，領導人皆以真理之名鞏固其權力，限制人民在各個領域的遠大抱負。儘管經濟上的變革引來開明的希望，但每一次變革又激發鞏固權力的血腥鎮壓，如此一再輪迴。對於史景遷而言，若中國要開創自己的道路、若西方要了解中國，尤其是大分流後東西方何以在現代化上走向不同道路，必不能迴避從晚明至現代的中國是如何形成的，這正是初版《追尋現代中國》的緣起。

二○一三年的三版，除了將時序擴寫至胡錦濤、溫家寶的「胡溫體制」外，基於近幾年的經濟取向，更有幅度地增加金錢與經濟細節；而對於各政權如何運用「自由主義」、「民主」來鞏固權力，在三版裡也未曾絕跡。回顧《追尋現代中國》，讀者會發現本書不僅是西方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入門經典，亦補足了立場鮮明、資訊不對等的兩岸史書的中立缺憾。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譯者
溫洽溢（二版）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著有《獻給皇帝的禮物：Wedgwood瓷器王國與漫長的十八世紀》，譯作有：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合譯）、《改變中國》、《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康熙與曹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孫逸仙傳》；馬思樂（Maurice Meisner）《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等書。

孟令偉（三版）
師範大學歷史系畢，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譯有《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南方家園）。興趣廣泛，思而不學，梧鼠技窮。希望死前能夠見證臺灣獨立跟重型機車上國道。
信箱：bmwnmeng@gmail.com

陳榮彬（三版）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曾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近作《昆蟲誌》獲選二○一八年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類）。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五十餘種，近年代表性譯作尚包括海明威經典小說《白鯨記》、《戰地鐘聲》、《火藥時代》與《美國華人史》。著作《危險的友誼：超譯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與譯作費茲傑羅第一本小說《塵世樂園》皆為南方家園出版。曾任第四十一屆金鼎獎評委。

審校
陳榮彬與臺大翻譯所團隊

猶記得約莫二十年前我剛剛取得碩士學位，在康寧專校兼任，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時，選用的教材便是史學大師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中國現代史鉅著《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身為一位讀者，當時我的感覺是，這三冊書籍的史料豐富，鉅細靡遺，且作者能把中國史的各個方面，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串在一起，變成一個敘事的整體，對於任何缺乏相關背景的讀者來講都能有很大幫助；而且另一個特色是譯文流暢、用字遣詞優雅，這在翻譯的歷史書籍中確屬難能可貴。在此要感謝譯者溫洽溢教授為史景遷大師華麗代言，讓臺灣讀者能享受到不一樣的閱讀經驗。
但事實上，史景遷初次被譯介到臺灣，並不肇始於時報出版社找溫洽溢來翻譯《追尋現代中國》。據我粗淺的了解，在臺灣，史景遷的作品最早是由臺北絲路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出版，也就是《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譯者為張連康，而且那時候甚至沒有把作者的名字翻譯成他的漢名史景遷，而是音譯為「史班斯」。後來還有唐山出版社推出《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汗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接著才是時報出版社於二〇〇一年委託溫洽溢譯出《追尋現代中國》，而且他幾乎成為史景遷在臺灣的御用譯者，陸續有《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康熙》、《前朝夢憶》、《改變中國》等譯作，也重譯了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將書名從舊譯的《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改成《天安門》，繼而更有《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曹寅與康熙》等書的推出，且全由時報出版社出版。
《追尋現代中國》是史景遷於一九九〇年推出的代表作，後來又於一九九九、二〇一二分別推出二版與三版，而二版就是溫洽溢舊譯所根據的文本。史景遷在三版的序言中言明，三版《追尋現代中國》與先前最大的差異，就是經過他大幅刪修，去除過多的細節，藉此挪出更多篇幅，放入一些新的資料、新的觀點，還有新的歷史發展。從章節結構看來，三版《追尋現代中國》把原有的第二十一章〈深化革命〉拆成兩章，變成第二十一章〈深化革命〉與第二十二章〈文化大革命〉，前者只論述文革前的「百花運動」、「大躍進」等由毛澤東發起的社會革命；其次，則是新加上第二十八章〈突破〉，始於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香港回歸中國、二〇〇〇年臺灣政黨輪替，終於中共前總理溫家寶任內處理的幾件大事，例如汶川大地震、溫州高鐵追撞事故等等。
細心的讀者如果把二〇〇一年的舊版《追尋現代中國》拿出來與這一套全新增譯、修譯的新版加以比較，會發現兩者之間有數百處不同之處。首先是新增文字多達幾十處，從一到二十七章大多由我翻譯，全新的二十八章之譯者則為孟令偉。從這部份我們就可以看出，作者史景遷在推出三版《追尋現代中國》時雖已高齡七十六，但仍能重新檢視整本書，增補各種新的史料，此等創作活力實屬難能可貴。其次，由於這近二十年來《追尋現代中國》的譯文享有極高討論度與關注度，備受兩岸讀者矚目，因此時報出版社編輯團隊感覺有必要把誤譯或可以譯得更為流暢的部分重新修正改譯，所以特別與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合作，由黃怡瑋、吳侑達、蔣義、蔡惟方、Jonathan Lee（李小慧）與徐嘉煜等六位同學對照一至二十七章中英文，校訂出值得商榷的譯文，最後由我進行修正改譯。
當然，我的原則是尊重原譯者的創作，唯有在讀起來真的非常難以理解或明顯有錯誤之處才會修改。不過，我的另一原則是尊重原文，凡有漏譯之處全都會補上去，也會力求在語意上貼近原文。例如，第一章第一段作者用了「most sophisticated」一詞，原譯是「人文薈萃」，並不能算錯，但修譯後改為比較接近英文原意且也符合前後的「各方面發展最為成熟」——因為「人文」顯然特指文化、文學等方面，不過「most sophisticated」卻可能包含政經體制、典章制度等各種文明面向，意味著中國在明朝已經發展出人類文明極致的國家與社會。
最後，感謝令偉、怡瑋、侑達、蔣義、惟方、小慧與嘉煜等七位同學在過去一年多來的辛苦付出。能夠讓《追尋現代中國》這一本中國現代史鉅作以全新風貌問世，與新一代的臺灣讀者見面，我想對於推廣歷史教育與促進歷史思考來講是很有意義的；當然，我們也很期待那些跟我一樣，已經把舊版《追尋現代中國》納為藏書的老讀者再度把這一套三版《追尋現代中國》帶回家，肯定會有不太一樣的閱讀經驗。

三版《追尋現代中國》總審訂兼增譯、修譯者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陳榮彬

第三版序
第三版增譯、修譯序 陳榮彬
第二版中文版序
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推薦序一 許倬雲
推薦序二 陳國棟

上冊．最後的王朝

第一部│征服與鞏固
第一章 晚明
第二章 滿清的征服
第三章 康熙政權的鞏固
第四章 雍正的權威
第五章 中國社會與乾隆政權
第六章 中國與十八世紀的社會

第二部│分裂與改革
第七章 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
第八章 內部危機
第九章 改革的中興之治
第十章 晚清的新張力
第十一章 清朝的傾覆

中冊．革命與戰爭

第三部│國家與社會的展望
第十二章 共和國的肇建
第十三章 「便成了路」
第十四章 分崩離析的聯盟
第十五章 國民黨當權
第十六章 共產黨的存活

第四部│戰爭與革命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十八章 國民黨的崩解

下冊．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第十九章 人民共和國的締造
第二十章 籌謀新社會
第二十一章 深化革命
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

第五部│生活在人間
第二十三章 重啟門戶
第二十四章 再定義革命
第二十五章 權力圈層
第二十六章 探索界限
第二十七章 世紀末
第二十八章 突破？

第十二章　民主試驗

一九一二年二月，滿清末代皇帝退位之際的中國，與一六四四年四月明崇禎皇帝自縊時不無雷同。各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以致國庫空虛，國家財政幾近癱瘓。知識分子與官僚對於形同虛設的政權的強烈不滿，已經到無法忽視的地步了。駐紮北京的軍隊雖然不少，但忠誠度不足、難以掌控，而軍餉給付若延遲太久，還可能引發兵變或是逃兵。鄉下地區天災肆虐，糧食歉收，哀鴻遍野；而地方政府礙於財政短缺，亦無力賑濟饑荒，災民流離失所。仍效忠昔日統治階級的舊勢力或許是未來政局紊亂的主軸。外患的壓力日現，侵略迫在眉睫；具獨立意識的分離主義政權很有可能出現在中國中部、西部和南方，更進一步弱化中央的統治權威。
當然，這兩個過渡時期亦有迥異之處。其中較重要者有四：首先，相較於明朝滅亡時僅受一個外患威脅，一九一二年至少有七大掠奪成性的強權在中國擁有特殊利益，而且中國已積欠這些國家大筆債務。其次，在一九一二年，通訊、運輸和工業發展的新模式使國家經濟結構處於劇烈的轉型階段。第三，儒家思想能否作為中國人核心的哲學體系，適切地解決中國人所有的問題，已經受到質疑。第四，一九一二年，儘管多數中國人仍傾向支持強大、集權的權威中心，但是整個帝制體系與君主立憲這種折衷之計同遭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拒斥。
在這段高度緊張的時期，暴力是難以預測且稀鬆平常的，舉國上下也無人能斷言中國將走向何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兩位領袖即將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前崛起，而兩人之間的鬥爭更將影響中國革命的方向和面貌；毫無意外地，他們亦在此時初嚐暴力衝突的滋味，開始從事政治活動。一八九三年，毛澤東誕生於湖南的農家，學生時代於長沙加人志願軍。毛澤東親眼看見清軍潰散之速，他剪掉髮辮，亦曾目睹兩位革命軍領袖橫屍街頭，這兩位革命軍領袖不是被清軍所害，而是被支持共和、擁護湖南軍政府的參議院議長譚延闓所殺，譚延闓主張必須替中國尋求一條不那麼激進的發展道路。毛澤東曾一度加入湖南的「共和軍」，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家、曾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成立中國第一個社會黨「中國社會黨」的江亢虎所寫的幾本小冊子。不過，此時毛的政治立場仍十分保守：日後毛告訴一位訪問者，他當時希望政府能請孫逸仙當總統、康有為任總理、梁啟超為外交部長。待戰事結束後，毛澤東即博覽群書，自修政治學和經濟學，準備直接參與中國未來的社會改造工程。
另一位領袖人物是蔣介石，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浙江通商口岸寧波附近的鹽商家庭。當時許多家境富裕的中國有志青年都前往日本接受軍事教育，蔣介石亦是如此，一九○八至一九一○年赴日就讀軍事學校。在密友陳其美的引薦下，蔣加入同盟會成為革命黨人。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陳其美膺任上海都督，拔擢蔣介石擔任其軍團的一名指揮官。蔣介石英勇地挺身參與杭州的攻堅戰役，並使這座城市歸入革命陣營。根據多項資料的記載，蔣介石策動或親自執行暗殺反對孫逸仙及蔣的導師陳其美的同盟會成員，經歷了個人暴力經驗的初次洗禮。
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他在北京的根據地、北洋軍的支援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然而袁世凱在走向目標的第一步便遭到阻礙。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被支持者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的孫逸仙，自知武裝力量無法與袁世凱的軍隊抗衡，於是在一個月之後的二月十三日，也就是滿清皇帝遜位第二天，讓出了臨時大總統頭銜，由袁世凱擔任這個職位。同盟會諸位領袖及其支持者要求袁世凱必須於南京就職，以期袁世凱遠離他北方的軍事根據地，此舉也是建立可行的平民政權極具象徵意義的一步。但是袁世凱選擇駐留北京，藉口軍情不穩，需要他坐鎮北京。一九一二年三月間，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相繼發生叛亂與暴動，似乎證實了袁世凱的顧慮。但也有某些人士質疑，這些亂象也許是由袁本人所鼓動的，藉以證明北京不可一日無他。至於孫逸仙，則受袁世凱之邀前往北京，顯示出他振興中華的誠意，並草擬了改造中國鐵路系統的藍圖。
當務之急就是制定具實質意義的憲法，並在此憲政架構下舉行全國性的選舉，以建立新的兩院制議會。早在一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召集的「資政院」會議是達成此目標的第一步。資政院採取一院制，成員由各省諮議局選舉產生，或由朝廷欽定。不過，資政院開議後，卻聯合各省諮議局敦促朝廷應在慈禧太后原訂的一九一七年之前就召集全國性議會。於是一九一○年十一月，清廷遂同意縮短預備立憲期限，預計在一九一三年舉辦國會大選。
雖然資政院是清代的產物，但是在中國未來憲政體制的發展上，仍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正當清廷為政權殊死搏鬥之際，即授權資政院起草憲法。十一月三日，資政院會議有了初步共識。五天後，資政院會議推選袁世凱為中國首任國務總理大臣，賦予袁世凱的統治某種形式的民主合法性。
但在北京這種種事件發展的同時，各省在同盟會的鼓動下也紛紛召開會議——首先在上海，漢口繼之，最後則是南京。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南京正式成立臨時「參議院」，每一省推派三名代表。對中國民主的成長而言，他們的角色至關緊要，因為孫逸仙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的條件，換取袁世凱正式電告臨時政府，公開主張「共和國為最良國體」、「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二月十四日，就在孫逸仙的敦促之下，南京參議院一致通過，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以目不暇給之速度，登上共和政體的頂峰。一八五九年，袁世凱出生於官宦世家。袁兩度科舉落榜，卻捐了一個小官職，這是不少清末青年人追求仕途的另一種方法。爾後，袁世凱在朝鮮歷任軍事及商務等職務十餘年，於是對以朝鮮為目標的日本擴張主義者所知甚深。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後，清廷指派袁世凱訓練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軍隊，這段歷練使袁有機會在軍隊培植子弟兵，奠定日後的權力基礎。幾乎可以確定，袁世凱曾幫助慈禧太后推翻光緒皇帝與百日維新的改革者，但袁世凱亦成功清剿山東拳亂。一九○一年後，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在這段期間，袁將北洋軍訓練成中國最精良的軍隊（在七位中的五位統制官及其餘所有高階軍官皆為袁的親信），同時，袁也表現出強化自己領地的改革熱忱，推行地方自治、教育體系、警察制度等改革。袁世凱清末政治生涯的成就讓人寄予厚望，盼他領導共和國，成功回應中國所面臨的艱困挑戰。
孫逸仙在辭退臨時大總統一職時，曾要求袁世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必須「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始能授受事權」。為建立合法的共和政府，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臨時參議院頒布新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臨時約法〉保障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應享有的平等地位，以及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尊重宗教信仰與集會自由受法律保護；同時，〈臨時約法〉亦明定，應於十個月內舉行全國大選，並召集國會。屆時，臨時參議院即行解散，袁世凱當去職，重新舉行總統大選。此時已將每一行省的代表員額擴增為五名的臨時參議院，於四月五日投票決議臨時政府遷都北京，中華民國首度成為名副其實的共和國政體，前清設立的議會至此正式廢除。
依據〈臨時約法〉的規定，中國開始籌備首次的全國大選。依法，中華民國國會採取兩院制：「參議院」，法定席次兩百七十四席，任期六年，由各省議會選舉產生，每省得選舉十名代表，其餘則為華僑代表席位；「眾議院」，法定席次為五百九十六席，任期三年，大致上依據各省人口數，每八十萬人產生一名代表。
滿清皇朝終結之後，孫逸仙隨即著手領導同盟會改組，將之改造成中央集權式的民主政黨，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的國會選舉中推舉候選人。這一重新被命名為「國民黨」的政黨組織，是由宋教仁主導黨務；在孫逸仙流亡海外期間，宋是孫最得力的左右手之一。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年僅三十歲，即展現出政治組織的天賦，儘管宋傲慢自大的態度使他與同志有所隔閡。宋教仁最重視的議題，是總統的權力應受到限制，並適切保障國會及其代表的權力。一九一二年中葉，袁世凱顯然已經完全掌控由他提名所組成的內閣，並企圖大肆擴張總統職權。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周遊湘鄂寧滬各地，竭力宣揚他的政治主張，並不時直言抨擊袁世凱擴權的野心。十二月大選前夕，由宋教仁領導之國民黨情勢優於其他三個主要競爭對手：共和黨（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統一黨、民主黨（由梁啟超領導）——三者於選後合併為進步黨。此外，尚有三百餘個政治黨團林立，於此次大選中競逐國會席位。
儘管全國的大選備受矚目，但當時農村地區的政治發展也很重要。晚清對於地方自治的討論中，有人怕議會制度的改革將淪為保守士紳鞏固權益的工具；因為士紳階級挾其田產和學識，在地方已經享有影響力，現在又多了官方的行政權力。清帝遜位後數月，這樣的憂慮果然成真了，勢力強大的地方官員占據各項新職並清算舊帳，設置這些新職是為了使中央政府的權威比過去滿清時代更加深入滲透鄉村社會。除非能遏制這個趨勢，否則將會窒礙中國民主政治的實踐。儘管在國民黨的黨綱中確實主張，必須落實地方自治的發展，然而此刻舉國正浸淫在全國大選的激情裡，這類問題就顯得無足輕重，並未為國民黨或其他競爭對手正視。
新的選舉法規於一九一二年公布，規定中國男性年滿二十一歲以上，擁有超過五百美元不動產，或是繳納兩美元以上的稅金，並具小學學歷者，才能取得投票權。據估計至少有四千萬人（約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符合上述條件。文盲、吸食鴉片者、破產者，以及精神疾病患者，均不具備投票資格。雖然清末以來，中國女性已經越來越有決斷力，婦女投票權也獲得當時幾位重要知識分子的支持，許多女性加入同盟會或資助同盟會，甚至某些女性加入革命軍直接參戰，或在戰場上擔任救護工作，但女性依然無法享有投票權。一九一二年，北京婦女參政權運動者唐群英率領數名女性同胞至南京臨時參議院，積極遊說議會將男女平權與女性投票權納入新憲法條文中，卻遭到悍然拒絕，她們於是強行闖入議會會場，大聲咆哮，並打碎會場的玻璃窗。嗣後，這群請願者被逐出會場，訴求也未得到允諾。
中國首度舉行全國大選的結果於一九一三年一月揭曉，國民黨明顯勝出，卻未贏得壓倒性的勝利。眾議院五百九十六個席次中，國民黨獲得兩百六十九席，餘者由其他三個主要政黨瓜分（在這次選舉中，許多政客同時隸屬於不同政黨，所以這四個政黨宣稱取得的席次加總後遠遠超過五百九十六席）。在參議院方面，總數兩百七十四席，國民黨囊括一百二十三席。按〈臨時約法〉的規定，國民黨將主導推選總理以及組織內閣；同時，依據〈臨時約法〉，待議會選舉之後，在國會全面監督下將舉行總統大選。
一九一三年春天，中國的新科議員分別取道鐵路、公路、河運、海路齊聚北京。三月二十日，才剛贏得勝利的國會多數黨領袖宋教仁與幾名友人前往上海滬寧鐵路車站。當宋教仁在車站月臺候車時，一名男子走上前來，近距離朝他開了兩槍。宋教仁隨即被送往醫院，兩天後辭世，而兩周後，正是宋的三十一歲生日。當時盛傳，宋教仁將會被提名為國務總理。多數人相信袁世凱是這樁刺殺案背後的首謀者，因為所有證據皆指向國務院祕書與臨時政府的國務總理涉及本案。但刺宋案的幾位主謀不是自己也被暗殺，就是離奇失蹤，因此袁世凱個人未曾被正式牽連到刺宋案。
其他國民黨籍代表齊聚國會後，急於遏止袁世凱的野心，主張建立永久性的憲政體制架構，並舉行全面且公開的總統大選。國民黨尤其猛烈抨擊袁世凱操控國家財政大權，袁世凱不著手解決徵稅問題，反而再度向外國銀行團舉債，這次是超過兩千五百萬英鎊（大約一億美元）的鉅額借款，亦即所謂的「善後借款」。袁世凱將這些詰責視為針對他個人的攻擊，決心進行反擊。一九一三年五月初，袁世凱解除幾名深具影響力的國民黨都督之職。經過夏天的激戰，效忠國民黨的勢力為袁的軍隊擊潰；九月，南京失守，為支持袁世凱的保守派將軍張勳占領，張的部隊依然蓄著滿清的辮子。十月，袁世凱強迫國會推舉他為五年一任的總統（國會進行了三次投票，袁世凱才獲得多數票）。最後，袁世凱稱國民黨為煽動人心的叛亂團體，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將國民黨籍議員逐出國會。十一月底，孫逸仙黯然離開中國前往日本，再度被迫流亡海外，孫的「共和夢」終究是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