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不能不理解中國歷史。
以歸零、新解的思維，扭轉你過去所讀的歷史印象
一套重新理解臺灣、理解中國、理解世界的書──
【本冊簡介】
由唐到宋，中間有個古怪的五代十國。那是藩鎮的更高階段，是武人治國下荒唐又裂解的特殊時期。宋朝立國的「祖宗家法」，明顯是對五代亂象矯枉過正的產物，確立了「重文輕武」、「與士共治天下」的信念，繼而誕生了空前絕後的文人文化。
唐代是外放的，宋代是內向的。由唐到宋，中國正式步入「近世」。棄儒入賈的自由民崛起，高度發達的城市生活，戲文小說等活潑創造；文人、商業、都市，成為最重要的近世元素。
作為宋代文人，不可能和琴棋書畫絕緣。文人的「琴」不假設聽者，只為知音而奏；圍「棋」簡單卻高度抽象，中國遊戲遂重視大腦超過重視感官；「書」追求框架中的自由，宋人好臨帖，蘇軾卻強調以個性寫字；文人「畫」則是將現實經過減形、減色後的心象反射。
禪宗和理學是思想上的兩大異彩，彼此競爭著助人安頓身心的權威。禪宗是「破」的運動，「棒喝」教法使其風格有一種瘋狂喜劇性；理學則從儒家觀念中尋找新的存在解決，它不是文章之學，而是生命之學。
【突破看點】
◆「近世」概念怎麼來的？它的最大特色？
◆深入理解宋朝的「祖宗家法」
◆琴、棋、書、畫，趣看中國的文人文化
◆什麼是機鋒、棒喝？重新認識禪宗
◆宋明理學為何是教人自由的學問？
【系列特色】（共13冊，陸續出版中）
◆這是為臺灣讀者而寫的中國通史──只看臺灣，不可能真正認識臺灣。從臺灣主體性出發，中國史是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既是「一家之言」，又超越「一家之見」──楊照自比為「二手研究整合者」，站在前輩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為讀者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建立有意義的觀點。
◆全「新」的讀史方法──考古挖掘、敦煌文獻、大內檔案……，王國維、陳寅恪等開啟的新史學革命，以及中、臺、日和歐美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充分運用近百年新史料、新觀點，取代傳統舊說法。
◆用問題邀請讀者──探討歷史運作的深層邏輯，不只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更要探究How and Why（這些事如何發生，為什麼會發生）。
◆點燃思考的靈光──從社會型態、民生經濟、食衣住行、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關注歷史變化脈絡，自然而然引導獨立思辨的能力。
◆學習「活」的歷史──打破傳統帝王將相的「王朝史觀」，去除「中國同質性文化」的假設，改用「求異」的眼光，凸顯長久以來被忽視或誤讀的現象。
◆清奇的「說史」方式──既有平易酣暢的故事感，亦有歷史的現場感，更有啟迪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小野（作家）．祁立峰（《讀古文撞到鄉民》作者）．余遠炫（歷史專欄作家）．
果子離（作家）．胡川安（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張大春（作家）．張鐵志（作家）．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詹宏志（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楊斯棓（方寸管顧首席顧問、醫師）．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鄭俊德（「閱讀人」創辦人）．
陳一隆（臺中一中歷史教師）．陳婉麗（明道中學歷史教師）．曾冠喆（薇閣中學教師）．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教師）．蘇美月（高雄女中歷史教師）．黑貓老師（網路說書人）．
文化界、教育界 磅礡推薦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蔡詩萍
這一系列的書，對於臺灣人了解自己「為什麼是現在的自己」非常重要。──小野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了解臺灣，認識中國，才能立足世界。──楊斯棓
歷史是思辨的題材，楊照老師以臺灣為本，提供嶄新的視角。──黃益中
學院中的歷史過於艱深，普及的又著重帝王將相，無法給予知識上的啟發。幸好我們等到了楊照。──胡川安
這是一套非常適合高中師生共同閱讀的好書。──曾冠喆（薇閣中學教師）
文人、商業、都市，三項近世元素
同樣關係到近世歷史特性，余英時還研究過「士商互動」的現象。利用大陸依照馬克思唯物論而來的「資本主義萌芽期」討論挖掘出的大批史料，他注意到宋代以降商人地位的變動。基本方向是商人地位不斷提升，而且商人和士人之間的互動愈來愈密切。雖然表面上的說法還是維持「士農工商」的上下順序，但實質在社會上，商人已經凌駕農人和工人，其地位僅次於士人。不只如此，很多商人出身士人家庭，是所謂的「儒商」，還有很多士人放棄了科舉生涯，轉行從商，是儒商的另一種來歷。
為什麼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長，社會上有資格參加考試的人愈來愈多，相應地考取的機率就不斷下降。要靠考試取得功名愈來愈難；更進一步，要靠考試做官來維持家業不衰也愈來愈難。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參加考試要耗費很久的時間，花三十年時間考到進士是很正常的，每產生一位進士，過程中還不知有多少人窮盡同樣三十年時間卻一直是老童生。那麼試問，熬到能中進士，這過程需要的資源要從哪裡來呢？
如果家裡不能長期提供這些資源，藉由士人的地位與成就來維持家業的機會也就消失了。逐漸地，社會上自然形成了以家族為單位結合士商的「贏的策略」。家裡當然要培養會讀書、能考試的子弟，但除了這些朝仕途艱困前進的子弟外，其他人就去經商。經商獲利可以提供漫長準備科舉所需的資源，無後顧之憂的士子考取機會提高，又可以給予家族光是財富無法買來、換來的地位。如此，士商密切結合的家庭，整體的社會成就很明顯地超越了只從商或只仕進的家庭。
這是近世史出現的特殊現象，意味著那是在宋代之前沒有的。作為一個歷史斷代觀念，「近世」指的是從宋朝建立到大約十九世紀中葉，即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前的這一段時間。這段時間的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和前面的「中古」時期有著很明顯的差異。
在三個面向上最能清楚看出「近世」和「中古」的不同。第一是獨特的文人文化，第二是商業的勃興，第三是發達的都市環境與都市生活，而這三項「近世元素」又是彼此連環相關的。
文人、商業、都市都不是到這段時期才出現的，卻在這段時期中有了突破性的新發展。簡單地以都市為例，之前的中國城市是「城中有市」，但市場的商業買賣並不是圍起城牆的主要動機。過去以城牆圍起來的人群聚集空間，主要考量是安全，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功能。因而中古的城市往往牆中有牆，圍出特殊的市場空間，只准許在那個空間裡進行商業行為。近世的城市不再有這樣的限制，城中到處都可以開設商店，不只是商店的數量大為增加，連帶地商業買賣的範圍也擴張了，從事商業買賣、和商業買賣有關的人口，當然也隨之大幅增加。
從這三項近世特性，更能看出一八四○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產生的激烈變化。十九世紀中葉興起了像上海這樣前所未見的通商城市。本來的小漁村被捲入新的帝國主義條約架構中，快速地變身為商業資本中心，又進一步發展出新型態的工業資本。原本占據傳統社會中心位置的文人文化，也在這個時期中快速變質。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奪，過去最能代表中國的文人文化，也就理所當然成為中國積弱不振的頭號理由。先是歐洲人從原本「啟蒙主義」時期的崇拜態度轉為輕視，接著中國人之間也掀起了對文人文化的強烈批判，引發了長遠的、且愈來愈極端的「反傳統」現代觀念。
撐起近世中國社會的三大支柱都改變、傾頹了，歷史也就明確進入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期。（摘自第一講〈從中古到近世的過渡〉）
祖宗家法如何管束宦官？
南宋紹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光宗禪位寧宗，擁立有功的趙汝愚當上宰相。趙汝愚是宋太宗趙光義的兒子趙元佐的七世孫，也就是他的七世祖具有宗室身分，算是皇族子孫，即使宗室祖先已經去世近兩百年了，他還是被參奏一本：依照祖宗家法，宗室不得為相。政敵就用這個理由鬥趙汝愚。
如此重重防範，在宋朝歷史上的確發揮了特殊作用。宋朝一路下來，一共出現九次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情況，或因為皇帝早逝，太子即位時還很年少，或因為皇帝患病，也有為了穩定政局的。這在所有朝代中是次數最多、比例最高的。然而對比其他朝代，宋朝並沒有因為皇太后、太皇太后聽政而引發外戚干政專權的問題。
為什麼說在朝代競爭中，宋人格外自豪「祖宗家法」？祖宗家法發揮作用防範了外戚之亂，這一點就勝過絕大部分的其他朝代。宋人的政治意念、政治論述中經常強調：自己的這個朝代沒有宮闈內亂，也沒有外戚之禍。這確實是祖宗家法發揮作用才形成的。換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祖宗家法對宗室、外戚做了那麼嚴格的防範，才使得皇太后聽政如此普遍，不會被視為侵害皇權的嚴重威脅。
為了防堵外戚而有那麼嚴密的宮禁，連帶使得宮中與朝中的互動極度稀少，也極度困難。外面的人，就連太皇太后的弟弟都進不來；后妃不只出不去，甚至連宮中都無法隨意走動，越過界線進到下一個院子都可能被砍頭。如此，還能承擔內外傳訊功能的，就只剩下宦官了。
於是相應地，宋朝宦官人數很多，而且宦官很重要。光是在《宋史》中，就有五十六名宦官有傳。不需讀《宋史》，我們看《水滸傳》，小說裡有一個大宦官童貫，他出場的時候是帶兵的。宋朝的宦官是可以帶兵的。
再看《宋史》，留名青史的五十六名宦官中，他們身上有過的軍職頭銜平均一人超過一個。最高的是童貫曾統領軍隊打西夏和遼國。最低的位子則是「走馬承受」，雖然名稱看起來挺卑微的，但在軍中其實權力也不小。
這反映了祖宗家法用以節制宦官的另一項規定，就是宦官只能管武人，不能管文人。我們很容易以為宦官權力很大，大到甚至可以管軍隊、管武將，但其實應該倒過來看，在文武分途、重文輕武的原則下，祖宗家法限制了宦官，宦官的權力只及於武人武將，不能再向上干預文官。
祖宗家法中管宦官最徹底、最凶狠的一條，是規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在重文輕武的制度中，讓宦官絕對無法取得文人的資格，不可能有文人的地位。到了南宋，有受到宦官協助而取得宰相位子的，想要改變這情況，要教內侍識幾個字，卻也仍然被其他官員動用祖宗家法擋住了。宦官可以在軍隊裡監督將領，但因為沒讀書、不識字，也就不可能真的和文官分庭抗禮。
祖宗家法還管宦官必須定額，不可以隨便增加。在現實上，宋朝的宦官是有增加的，但定額規定還是相當程度約束了皇帝的主觀任意權力。想要多用幾個宦官，皇帝必須下一道詔書，說明基於什麼理由、什麼需求。如果交代要多二十名宦官，等到這二十個位子填滿了要再增加，又必須下新的詔書。如此使得宦官人數在宋朝沒有快速且無節制地成長。宋代宦官最少的時候大約五十人，增加到最多時也不過兩百五十人，和其他朝代相比，那真的是很節制了。
還有一項特別規定，宦官的品秩是獨立的，不和文、武官雜混。宦官不會有武資，更不可能敘文資。如此一來，就杜絕了二品宦官去指使三品武官或三品文官的可能，宦官的品秩只能在自家內部比。宦官品秩再高，在朝廷官僚體系中都沒有意義。（摘自第四講〈祖宗家法和崛起的文人文化〉）
從西方美學教育看圍棋遊戲的「不可測」
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分析食物時特別強調，不同的文化對於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什麼食物應該和什麼食物一起吃、或絕對不能一起吃，什麼場合和什麼人在一起適合吃什麼食物等，都有特定的觀念與規定。這說明了社會文化對待食物不只講究good for eating，更要求good for thinking。
我們可以借用來說，中國文化中的圍棋，不只是good for playing，更重要的是good for thinking。歷史上有很多好玩的遊戲，然而當考慮good for thinking 的標準時，那麼在文人心中就沒有任何遊戲可以和圍棋相比。針對圍棋，文人建構了眾多的聯想與隱喻，使得圍棋和例如麻將明確地區別開來，附加了一層又一層，不斷堆疊、不斷增長的意義。
德國哲學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hiller, 1759-1805）曾經以信件的形式寫過關於美學教育的重要觀念，其中最響亮的一句名言是：「人只有當他在遊戲的時候，才有機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人。」這句話特別凸顯了遊戲的重要。對席勒來說，遊戲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無目的」，或者說遊戲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遊戲一方面是無用的，但另一方面，遊戲卻會刺激出我們最大的熱情，在遊戲中釋放出專注的身心能力。
席勒強調遊戲有一種「形式之美」。在這裡，他的概念是追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而來的，比如在我們眼前有一塊花紋極其繁複華麗的波斯大掛毯，和歐洲中世紀掛毯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不會在那花紋中看到一名少女、一隻獨角獸、一座宮殿或一池噴泉。但我們會因此覺得波斯掛毯不美嗎？不，我們一定能夠領受到其中和具體事物形象很不一樣的一種美，那就是「形式之美」，一種離開了現實而彰顯出來的純粹形象之美。
遊戲也是如此。應該說有一種遊戲，遠離了現實，沒有任何用處，因而所提供的就是這種「形式之美」的經驗。我們在這種遊戲中能夠得到抽象的、純粹的美的體驗，那就成為最好的美學教育。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德國小說家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晚年最重要的經典作品《玻璃珠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就是依據席勒的理論，虛構、假想了一種流傳久遠的遊戲，能夠讓人不只探觸到美，甚至因為其巧妙脫離現實而趨近自然理型的性質，還可以使人從中領悟哲學與人生真理。
真實世界裡曾經存在過的遊戲，最接近赫塞小說所設定性質的，應該就是圍棋吧！圍棋也符合席勒對於遊戲與藝術關聯的一項重點，那就是「不可測」。遊戲沒有公式，玩遊戲的人也不會想要去整理公式，因為照著公式玩，很快就能預見結果，那有什麼好玩的？對席勒來說，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和人間其他事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一直不斷地提供「不可測」的變化，一直在追求、創造「不可測」。正因為對於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我們都要求可測、可掌握的安全感，所以特別留下遊戲和藝術的領域，提供我們「不可測」才能有的刺激。
圍棋只有黑子和白子，輪流下在線條交叉的「目」上，勝負卻取決於所圍起來的面積。棋局中任何一個狀態，從不同角度看，每塊區域的包圍、占領方式也會不同，必須藉著棋子愈下愈多，空間愈來愈小，才逐漸確定黑子、白子所占領的範圍。這是多麼「不可測」，瞬息改變局勢的遊戲啊！（摘自第六講〈「棋」：中國的遊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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