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女性貧困,是勵馨無數服務對象的寫照
文◎王玥好(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女性貧困──負貸、漂流、未婚單親,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書中採訪報導的內容,不僅在日本,臺灣其實也真實發生著,是勵馨無數服務對象的寫照。
書中對貧困做了重新詮釋,不僅是我們直覺印象的沒有錢,更是指壓榨、漠視、孤立,以及教育、資訊等各項資源的匱乏,這使得她們身處社會底層,儘管奮力掙扎,仍難以脫困。
這讓我想到有次陪同一位年輕女性,到法扶(法律扶助基金會)尋求法律諮詢的經驗。
按例,法扶會先評估其經濟狀況是否符合受扶助資格。當時這位年輕女性描述自己及男友有穩定工作與收入,因此工作人員評估她不符合受扶助資格。
離開諮詢室後,我問:「你的真實經濟情況如何?」發現她其實是負債狀況。但為何剛才會如此回答?她說:「我要面子呀。在不認識的人面前,怎好讓人看到我見不得人的那一面。」我才理解困頓中的人為了維持自己僅存的尊嚴,可能外表打扮光鮮亮麗,不符一般對貧窮的想像,因此不會有人主動伸出援手;另一方面,他們對於尋求社福資助的相關知識及能力也很匱乏。
在貧困家庭裡,教育機會與學習意願皆被剝奪,陷入惡性循環,形成貧困的僵化,尤其要斷絕父母的精神操控是最困難的事。
在勵馨的少女中途之家,我們也常看到類似情形。少女在中途之家的輔導、陪伴下,學會自立能力;我們結案了,讓少女返家,未料其後的追蹤,發現原生家庭的父母反而是拖累少女的負擔。
一直以來,臺灣的兒少安置政策以兒少輔導為主,鮮少著力在原生家庭的功能重整。在父母幾無改變的情況下,兒少回到原生家庭,很容易成為替代性父母角色,無法獲得家庭滋養,反而被貧困的環境搾取養分。
隨著科技進步,社群媒體不斷地拉低賣身的門檻。毫無戒心的女孩,逐漸成了成年人的犧牲品。不必去所謂的紅燈區,性產業近在咫尺,已經到了觸手可及的地步。
臺灣在《兒童及青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中,極力去防治這個問題的惡化。然而讓我吃驚的是,書中提到日本已有從工作、育兒援助到居所,一條龍服務的「性服務派遣公司」。猶記二十年前,臺灣八大行業一條龍服務是指集合各式各樣的服務樣態,讓「消費的顧客」有多元化的選擇,而日本業者進化到以「受僱者」為中心的一條龍服務。
隨著少子化、高齡化日益嚴重,加上勞動人口減少,政府的解決策略就是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對於不得不工作的單親媽媽們來說,工作、育兒援助到居所,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若要指望政府,得同時跑好幾個部門、辦理各種手續。可是日本「性服務派遣公司」,將生活所需要的環境與支援全都一步到位。
性產業形成一張非常密實的安全網,相較於公部門服務的斷裂,可說是社會保障的潰敗,「性產業成為年輕女性們求生的最後希望」這個諷刺的現實,刺激我們應好好尋思改進社會保障制度。
在此,我們必須要認知到女性貧窮的本質與型態在後工業社會中已經不一樣了。因此,政策思維應該從過去以男性養家和濟貧的思維,開始轉以將貧窮視作個人生命歷程的轉銜階段,讓個人可以順利地度過這些轉銜階段,並納入社會投資的三個功能:流動、累積和緩衝,進行政策思考。
勵馨服務與本書提及的社會問題現象多所重疊,從早年不幸少女安置輔導、受暴婦女庇護及未預期懷孕少女待產服務,逐步發展少女培力、中長期安置及青少年父母支持服務。在長期從事婦幼保護工作中,深感被害人保護服務的不足,也發現政府的服務委託方案化的結果,使得服務斷裂。
現階段,我們應該要協助個人在生命歷程的各個階段中,能夠順利地轉銜;協助個人在生命歷程中,盡可能地減少斷裂,即便斷裂,也可以盡快地透過不同的積極性政策彌補起來。能夠在知識經濟體系中,同時達成有效地促進經濟與就業成長以及降低所得不平等,以同時達成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並強調「預防」,而非「修補」。
因此,勵馨正積極思考發展性社工服務,希望從女性培力、就業、住宅及資產累積,進行服務規劃。
此書揭露的年輕女性處境,更加深我們要加快腳步、更全方位構思防治策略。如何讓這些負貸、漂流、未婚單親,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再次擁有希望與夢想,是勵馨無可推卸的使命。
【推薦序二】
沒有未來的女性
文◎林立青(《做工的人》作者‧工地監工)
如果你沒有好的家世背景,背著負債,做著養不活自己的工作,逐漸消耗掉對未來的熱誠的同時,也沒有任何希望──這種生活還能更糟嗎?
能。如果你是女性的話,實際狀況更糟:你所能遇上的男人靠不住;隨處可見的低階工作靠不住;無法運用在職場的學歷靠不住;難以解釋過去失敗的社會福利靠不住;連政府配發的社會福利住宅都可能以男性為戶長,而將你趕出去。
情況還可能更糟糕:如果懷孕,很可能遭到拋棄和分手;若生下來,則是在育兒時發現自己孤獨一人。單親帶著孩子的女性,多半只能靠不斷地打工來維持生計,唯一可能給這樣的女性工作機會的,卻又是充滿汙名化的性產業。
很難想像這本書中的故事出自於日本,但這幾年,日本記者們紛紛採訪這類型的貧困議題,讓我知道這是真正的狀況。本書是記者們經過真實採訪後所寫下。記者們甚至在後續追蹤的過程中,發現社會的輿論並非聚焦於如何幫助,而是加強指責這些面臨困境的女性「不檢點」、「不懂得照顧自己」、「價值觀有問題」。
這種指責,其實來自於不夠理解。
面對嚴重的社會問題時,官方多半是以數據進行管理,真的出現無法處理的狀況時,則稱之為個案。不過在貧窮的議題中,所有個案所遇到的問題其實都是「通案」。人們總是傾向用簡單、有效的方法來一次解決社會問題,卻忽略了這些問題之所以嚴重,正是因為無法用單一的方法來解決。本書的內容因此有閱讀及討論的價值,因為夠深入,所以更能引起討論。
造成貧困的原因有許多,例如過去曾遭遇創傷,而只能選擇提早離家的年輕女性,沒有技能,沒有資本和學歷,只能仰賴短期的性工作來謀生,這都顯示出社會缺乏短期的庇護安置資源,對於女性的保護也不夠友善。
女性在面對懷孕時,需要更多的支持系統和照顧資源,政府卻在此時幫不上忙。記者們採訪了NPO組織「嬰兒籃」以後,才發現許多女性在看不到未來的生活中意外懷孕,連自己身體的變化都遲鈍起來,等到發現懷孕時,已經無法墮胎。
書中,讓我最震撼的一句話來自於從事性產業的小花說:「即使女兒將來走這一行也無所謂。」
在社會沒有給予機會和希望的環境下,性工作的經營者卻提供了托育、生涯規劃、理財諮詢、同事之間的關心,以及僱主對於這些女性精神及工作表現上的寬容。性產業的老闆並非真的要改善她們的處境。經營者盤算的是托育及住宿的服務可以吸引女性願意投入這個產業。這些為了讓女性能夠上班所衍生出來的附加價值,卻可能是經濟弱勢者唯一可以接觸到的社會溫暖。
NHK的記者們試圖將這些案例曝光在社會大眾眼前時,卻發現指責來自於各種認為「可以有其他選擇」的聲音。這些指控多半表示她們可以選擇求助、可以前往其他組織,或者認為可以繼續找其他工作。記者們雖然也說這些女性有精神困擾及服藥的狀況,卻得不到同情。
這顯示出弱勢者其實需要更多人關注。許多求援的管道和條件令人卻步,她們在看不到未來下,又更怕遭到拒絕以及政府部門的冷漠。
而這些質疑和說明,可能正顯示了這些女性面臨社會環境時,深埋在心裡的巨大痛苦。
相較之下,臺灣的狀況其實好不到哪裡去,女性的就業率偏低,非典型就業和時薪制度的工作更加普遍;即使缺工,也沒有反應在薪資上。疫情爆發以後,許多行業瞬間將女性優先裁員。而臺灣的生育率更是比日本還要低迷。
看完這本書以後,令我更加難過的是這本書完成於二○一四年,卻完全可以預言到臺灣現在的二○二一。
這世界上最需要幫助的人,通常礙於各種原因而找不到求助的管道,即使在日本也一樣。讀了這本書後,我們可以用同樣的眼光,看向臺灣。
【推薦序三】
解決女性貧困問題的希望在哪裡?
文◎張烽益(臺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日本國家的公共電視NHK居然會自挖瘡疤,揭露光鮮亮麗外表下,日本年輕女性的貧困現況。其媒體作為社會良心與守望者的功能,不得不羨慕日本納稅人有如此的公共媒體,敢於挖掘不為人知的社會問題,讓一般民眾能夠坐在家中沙發,便感同身受這實際且普遍存在,日本女性貧困的困境。本書就是NHK的採訪小組把採訪個案的人生故事,整理成鮮活但令人觸目驚心的文字。
日本的女性貧困,或者說日本整體的社會貧窮問題,必須放置在日本正式的企業僱用體系的高度秩序性脈絡下來省視。日本企業的終身僱用體制雖有調整,但依然是主流。在日本,企業固定於每年的五月初招收新人,而且僅限當年度畢業的學生。若錯過這個梯隊,以後就少有成為正式員工的機會窗口。因此,日本大學生如沒有面試到工作,通常就留級一年,隔年再戰面試。如果不幸,畢業之年度遇到經濟不景氣,企業大幅縮編招募新人,那該年度畢業生就生不逢時,不幸地淪為被犧牲的一代。
二○○八年發生了造成七人死亡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凶手就是在畢業當時因日本經濟不景氣,無法進入商社的穩定僱用市場,而成為派遣工。因工作不穩定,情緒低落,在網路上宣洩情緒而被酸民霸凌,導致其真正被公司解約後,就對社會心生極度不滿,而到東京秋葉原鬧區犯下無差別殺人的慘劇。
根據本書的調查,日本每年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大學生能夠趕上這個就業梯隊,其餘的就只能一輩子在非典型就業市場的不穩定僱用中過活,或是自行創業謀生。而且日本企業求才是只看學校,不看科系,大銀行僱用法文系或理工科畢業生是稀鬆平常,只要是名校生都優先錄取;進公司之後,名校出身者都資質聰穎,慢慢訓練、培養。因此,日本年輕人擠進大學、「一試定終身」的競爭壓力是比臺灣更加嚴重的。
在日本這個高度講究大學名校出身、企業內上下階層、前後輩分明的就業市場,一旦無法擠進大學,或是擠進大學後,錯過當年度的就業梯隊,抑或是就職後因故退職,都將被逐出正式的穩定僱用與保障的就業市場,而成為非典僱用大軍的一員。而女性正是最容易因為結婚生子、照顧年長父母、背負上一代的家庭負債,被迫放棄學業等種種原因,而掉出正規就業市場的。本書中的每個女性貧困個案,都能得到印證。
女性因為背負傳統養兒育女與照顧家庭的角色,造成經濟自主性大受影響。在臺灣,根據二○二○年主計總處的「人力運用調查」顯示:該年度本來有工作,卻因結婚、生育而停止工作者有八千人;因照顧十二歲以下子女而停止工作者,更有一‧五萬人──總計這二‧三萬人全都是女性,沒有一位男性。由此可見,女性因婚育而大量退出職場的現象依然很嚴重,男性則幾乎不受影響。臺灣女性依然被緊緊地黏著在家庭照顧者的角色當中。
也因此,目前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為百分之五十一‧四,雖然已經是近年新高,不過,依然遠低於男性的百分之六十七‧一。至於女性受僱者的平均薪資則僅有男性的百分之八十五‧八,雖然比起十年前的百分之八十二已經有所縮小,但依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就像日本一樣,臺灣的女性一旦無法進入正式穩定僱用,或是中途從中退出,那麼只能進入不穩定且低薪的部分工時、臨時性與人力派遣工作,也就是通稱的「非典型就業」。
根據主計總處二○二○年的「人力運用調查」,女性在部分工時、臨時性與人力派遣工作占總就業者的比例為百分之七‧○八,高於男性的百分之六‧九七;其中,女性的總就業者當中,有百分之四‧八九從事部分工時的工作,而男性僅有百分之二‧七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至於整體部分工時工作者四十二‧一萬人當中,女性就有二十五萬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占了百分之五十九‧三;男性則僅有十七‧二萬人。
女性除了要面對工作上的不穩定與低薪之外,從本書當中的許多日本個案可發現,許多人當亟欲脫離原生家庭的暴力或困頓時,就亟欲建立一個新家庭來尋求未來希望,但時常在早婚或未婚生子後,又遭到男性遺棄,而在必須單獨扶養子女的經濟重擔之下,陷入雙重家庭貧困漩渦,不可自拔,承擔著心理與生活經濟的雙重壓力,而走上人生絕路或精神失常,時有所聞。相信在臺灣也有很多相似的故事,只是依然窩在社會的底層角落,沒有被報導、挖掘出來而已。
在臺灣,還有一群更被社會遺忘的族群,就是已經離婚而單獨撫養子女的外籍配偶。根據內政部統計,二○二○年一年,就有六千多名中國籍與東南亞籍女性外籍配偶離婚。她們必須在臺灣沒有親屬網絡的支持下,隻身扶養子女,因此,難以進入穩定的工作受僱。若要在臺灣自行開業,其自有資本不足,又必須冒著孤注一擲的龐大創業風險,非常容易陷入生活貧困。
臺灣女性貧困問題的解決,必須將社會強加於女性的傳統家庭照顧者角色,透過社會集體的力量來共同分擔,以結構性的改革,方能有所改善。特別是女性一旦陷入單獨承擔家庭責任之下,自身為了拯救父母、子女或配偶的未來,犧牲自己的人生,而陷入難以解脫的貧窮困境。
或許臺灣也需要一本臺灣版的《女性貧困》,來引發社會輿論的重視,這樣對於陷入貧窮流沙的女性,才會有重見希望與光明的一天。
【後記】
她們在人生起點,就被剝奪了夢想與希望
文◎三村忠史(NHK報導局社會節目部總製作人)
在製作過程中,我們聽見許多令人動容的「心聲」。
報導類節目在直播新聞中排序靠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我們的作用就是盡量蒐集那些在一般新聞報導中,不會播出的「心聲」。
這樣說一點也不誇張,這些話語,有些成為工作人員奔波採訪的動力,有些則在後來成為節目的核心內容。
「前言」和「第一章」所介紹的十九歲女孩,一早到便利商店打工,同時也在上函授高中。正是她的心聲,激發了工作人員的報導動力,並成為節目核心。
「我哪裡還有什麼理想啊。硬要說有的話,就是想擺脫眼前的困境,不用再擔心餓肚子吧。」她以一種無望的表情說。
因此,我們決定剖析現今的社會狀況,挖掘是什麼讓一個十九歲的女孩,不得不以這樣的口吻說話。這個意念,成為工作人員進行採訪的動力。
於是,浮出水面的是:上一代的貧困向下一代「代間傳遞」,並形成階級僵化,其中,以年輕女性所受的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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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目製作過程中,我也聽到令我始終念念不忘的箴言,就是主持人國谷裕子的感想。
「回想起自己以前,十幾歲到二十五、六歲那時候,正是充滿夢想與希望的年紀,就算遇到了不開心的事情,也可以跟朋友互相傾訴,嘻嘻哈哈笑得很開心。那是人生中最閃耀、最燦爛的日子。在可說是人生起點的年紀,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讓這些年輕女孩失去了夢想與希望?」
原本應該是最發光的年紀,卻在人生起點就被剝奪了夢想與希望。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
怎麼做,才能使她們重拾希望和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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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便利商店打工的十九歲女孩,利用學貸讀幼教專校。
開學典禮前日,她一改往日的漠然,開朗地說:「以後我要用功念書。我會跟朋友們互相鼓勵,開開心心地過每一天。」就連近半年來一直追蹤採訪的記者也感慨萬千。
雖然國中畢業後,一直生活在極度艱苦的環境中,但是她仍然憑著自己的努力,勇往直前。
「抱著『總有一天我們能過好日子』的信念,又開始夜以繼日地工作。」節目最後,我們以她說的這句話作結。
如何才能讓貧困女子再次擁有夢想與希望?社會需要怎麼做?
在系列報導結束後,這些疑問依然困擾著我們。為了尋找答案,工作人員們再度踏上新的採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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