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建守 選書企畫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傅揚 專文導讀
「歷史的轉換期」叢書監修 木村靖二、岸本美緒、小松久男
今日，諸如「全球史」等從廣闊視野出發、多面向思考世界歷史的史學日益盛行，我們希望能夠立足於最新的學術知識，針對各個時期的「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剖析方式——本叢書就是依循這樣的思維而開展的企畫。我們列舉了堪稱世界歷史重大轉換期的年代，探討該年代各地區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又是如何感受著社會的變遷，將重點放在世界史的共時性來思考這些問題。此即本叢書的核心主旨。
從全球視野來嘗試描繪世界史的樣貌，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可以說本叢書也是歷史學界在這方面集結努力的其中一環。既然如此，那在這當中，本叢書的目標及特色又是什麼呢？在這篇〈寫在前頭〉中，我們將從幾個面向來試著敘述。
首先要討論的是「轉換期」一詞代表的意義。若從現在這個時間點回顧過去，每一個時期在「轉換」上的方向性，看起來都會是十分明確的；雖然因為地區不同，而有或早或晚的時間差異及個別的特色，但歷史應該還是會往一定的方向發展吧……？然而，這樣的看法卻很容易讓後來時代的人們在回顧歷史時，陷入認知上的陷阱。對於熟知後來歷史動向的我們而言，歷史的軌跡自然是「只會朝這個方向前進」；既然如此，那如果「不從今天來回顧當時的社會」，而是嘗試「站在當時社會的立場來看未來」，情況又會變得如何呢？今天的我們，若是論起預測數十年後或數百年後的世界，應該沒什麼人有自信吧！這點對過去的人們來說，也是一樣的。綜觀當時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便會發現，儘管他（她）們深切感受到「世界正在經歷重大變化」，卻又無法預測這股推著自己前進的潮流將通往何處，因此只能在不安與希望當中，做出每一天的選擇。將這種各地區人們的具體經驗相互積累、結合後，歷史上的各個「轉換期」，便會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副比起從今日視點出發、整齊劃一的歷史更加複雜，也更加活潑生動的姿態。
第二是世界史的「共時性」。本叢書的每一冊，都以一個特定的西元年分做為標題。對於這種作法，讀者理所當然會湧現疑問：儘管在這一年的前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間，世界各地呈現了巨大變化，某種程度上也可看出一定的關聯性，但這樣的轉變會是在特定的某一年一口氣突然爆發出來的嗎？就算有好幾個地區同時產生了重大變革，其他地區也不見得就有變革吧？特別是，姑且不論日益全球化的十九、二十世紀，針對古代和中世紀世界史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進行推論，真的有意義嗎？當然，本叢書的編者與作者並不是要強硬主張所謂「嚴密的共時性」，也不是要對每一冊各章的對象僅就該特定年分的狀況加以論述。不僅如此，諸如世界史上的「交流」與「衝突」這類跨地域的變遷，以及在這之中肩負起重要任務的那些人，我們也不特別著墨；畢竟至少在十八世紀以前，絕大多數的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地區與國家之外發生了什麼事，幾乎是一無所知。而本叢書的許多章節裡，就是以這樣的普通人為主角。儘管如此，聚焦在特定年分、以此眺望世界各地狀況的作法，仍有其一定的意義——它開創了某種可能性，也就是不以零星四散的方式，而是透過宏觀的視野，針對當時各地區人們直接面對的問題，及其對應方式的多樣性與共通性進行分析。像是大範圍的氣候變遷與疫病，各個地區在同一時期，也可能直接面對「同樣的」問題。不只如此，也有像資訊與技術的傳播、商品的流動等，有著時間差而對世界各地產生影響的現象存在。然而，儘管問題十分類似，各地區的對應方式卻不相同；甚至也有因某些地區的對應，導致相鄰地區做出截然不同的對應態度。此外，面對類似的狀況，某些地區的既有體系因此產生了重大的動搖，但其他地區卻幾乎不受影響，這樣的情形也是存在的。當我們看到這種迥異的應對方式，從而思考為何會這樣的時候，便會對各個社會的特質產生更深一層的理解。儘管將生活在遙遠分離的地區、彼此互不相識的人們稱為「同時代人」，似乎不是件普通的事，但他（她）們確實是生活在同一時間、同一個「當代」（contemporary）的人們；我們所做的，就是讓讀者試著感受箇中的醍醐味。
第三個問題是，「世界史」究竟是什麼？今日，打著「全球史」名號的著作多不勝數；儘管它們都有著超越「國史」框架的共通點，採用的方法卻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有的將氣候變遷、環境與疫病等自然科學方法納入研究取徑，來處理大範圍的歷史；有的利用比較史或系統論方法，將重點放在亞洲，對歐洲中心主義進行批判；此外，還有運用多語言史料的海域交流史，這種有時也被叫做「全球史」。雖然本叢書秉持「世界史的視野」，卻未必會使用「全球史」一詞，而是讓各位作者按照自己的方法執筆，在選擇探討對象上也抱持著開放態度。雖然稱為世界史，但本叢書並未採取將某個年代的世界分成好幾塊、然後對各塊分別撰寫概述的作法，而是在狹窄的範圍內，盡可能提供鮮明生動的實例。因此在每一冊中，我們並不見得徹底網羅了那個年代的「世界」樣貌。乍看之下，這樣的做法或許會讓人覺得是好幾個零星主題胡亂湊在一起，然而，我們也請作者在執筆時不將各冊各章的對象框限在一國或一地區之中，而是以面向世界的開放脈絡來處理它們。「世界」並不是像馬賽克一般集結拼湊，而是像漣漪一般，以具體事例為中心，不斷往外擴散又彼此重合；描繪出這些漣漪彼此碰撞接觸的軌跡，就是本叢書的特色。「世界史」並不是一大堆國別史綁在一起的集合物，也不是事先就預設出一個所謂「世界」這樣的單一框架；相反地，我們認為它是紮根於各個地區的觀點彼此碰撞、對話，而展現出的活潑鮮明姿態。
透過以上三點，我們簡略陳述了本叢書的概念。歷史的宏觀脈動，是上至大政治家和學者，下至庶民，由各個階層的人們共同摸索與選擇所形成的。本叢書的視野雖是全球性的，但並非從超越個別眾人經驗的制高點來鳥瞰世界史的全貌，而是試著從廣泛的、同時代的視野，去比較、檢討那些跟今天的我們一樣，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不斷做出選擇的各時代人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從而以這樣的視角，對世界史上的「轉換期」加以重新思考，這就是我們關心的所在。透過這種嘗試，本叢書希望能將歷史發展中宏觀、微觀視角的交錯，以及橫向、縱向伸展的有趣之處，介紹給各位讀者。
本叢書的各冊構成如下：
第1冊 前二二○年 帝國與世界史的誕生
第2冊 三七八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
第3冊 七五○年 普遍世界的鼎立
第4冊 一一八七年 巨大信仰圈的出現
第5冊 一二四八年 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
第6冊 一五七一年 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
第7冊 一六八三年 近世世界的變貌
第8冊 一七八九年 追求自由的時代
第9冊 一八六一年 改革與試煉的時代
第10冊 一九○五年 革命的浪潮與團結的夢想
第11冊 一九一九年 邁向現代的摸索
各冊除了每一章的主要敘述外，還收錄了簡短的補充說明「專欄」，開頭也編入概觀全書樣貌的「總論」。除此之外，扉頁設有地圖，書末附有參考文獻，希望能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
總論：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
南川高志
慘敗的羅馬帝國
從伊斯坦堡一路向西，會抵達土耳其境內最接近保加利亞與希臘國境的城市「埃迪爾內」。這裡曾由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西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在位）建設，所以又被稱為阿德里安堡（Hadrianopolis，哈德良堡）。西元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一帶曾爆發一場大戰，交戰雙方分別是羅馬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Flavius Julius Valens）所率領的羅馬軍隊，以及哥德人為主的聯合軍隊。這支哥德人占多數的人群在這場大戰前不久，才被來自東方的游牧民族匈人趕至黑海北岸的居住地，渡過多瑙河之後被羅馬帝國接納，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難民集團。不過羅馬帝國對這群難民極為嚴苛，導致他們群情激憤，最終造反。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就是由羅馬皇帝親自率隊鎮壓叛軍的戰役。
瓦倫斯原本為了對抗薩珊王朝而留在敘利亞的安條克，但因為這場叛亂回到君士坦丁堡，接著於阿德里安堡布下重兵。長途搬運重武器與軍備的羅馬士兵抵達阿德里安堡時早已疲累不堪，再加上八月的陽光無情地照射，讓士兵渴得無處可躲。這場於下午發動的戰役雖是羅馬正規軍對上難民集團，但兩翼的羅馬騎兵為哥德人的騎兵擊潰，中軍的步兵也被哥德人的部隊壓制，導致全軍土崩瓦解。在一片慘敗的混亂中，負傷的皇帝被迫退入一間小屋，但這間小屋被放火焚燒，皇帝也被燒死。除了皇帝之外，光是將校階級就有三十五人戰死。現代的研究者推測，在這場戰役戰死的羅馬士兵高達一萬至兩萬人左右，完全是羅馬帝國單方面的慘敗。一時間，羅馬帝國東部軍隊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為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留下紀錄的同時代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寫下「無盡後悔的破滅」一詞。十八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也根據阿米阿努斯的史料，將這場羅馬帝國的慘敗與羅馬軍被漢尼拔率領的迦太基軍包圍最終全軍覆沒、第二次布匿戰爭的坎尼會戰相互對照。
在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爆發之前，羅馬軍也曾被外邦部族擊敗，也曾有皇帝戰死，但經過這場戰役之後，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的人們已無力揮軍北上，也無法如早期移居的人民般融入帝國生活。在這場戰役結束後的短短三十年內，有許多人從帝國的北方或東方進入帝國，帝國也逐漸失去原有的整合性。羅馬帝國在四世紀末分裂為東西兩部，東羅馬帝國雖勉力維持現狀，但無法應付這股移民潮的西羅馬帝國卻在五世紀初期放棄以皇帝為主的統治制度，不再是一個「帝國」。
進入五世紀之後，從古代帝國崩解的無秩序空間中逐漸產生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西歐中世紀世界的秩序。西羅馬帝國的君主制雖然殘存至四七六年，但不過是個侍奉皇帝的地方政權，帝國舊有領地陸續出現許多由移民自行建立的國家。直到五世紀末，法蘭克人的王國才成為新秩序的制定者。反觀東羅馬帝國，皇帝掌握實權後，於五世紀時產生了有別於羅馬帝國的「拜占庭帝國」的新世界秩序。自此，在這塊羅馬帝國的舊有領地裡，東西兩部的帝國各自走上不同的歷史新篇。我們可以將阿德里安堡戰役視為古代帝國秩序被新力量摧毀、導致新秩序形成與世界改變的轉捩點。
東亞的變動
話說回來，與羅馬同樣長治久安的漢帝國，卻在二二○年早羅馬帝國一步滅亡。魏、吳、蜀三國鼎立的狀態結束後，西晉總算在二八○年統一中國，但也在三一六年滅亡。自秦帝國成立後，中國超過五百年以上的統一狀態至此消亡。
西晉的滅亡源自皇族互爭皇位的內亂（八王之亂），但充作兵力的北方游牧民族也趁著這場內亂吸足養分並四處作亂，最後形成永嘉之禍，讓西晉澈底滅亡。之後，華北地區出現了匈奴人劉淵與其他四個胡族（五胡）以及漢民族建立的國家，進入所謂的分裂時代（五胡十六國時代）。至於華南地區，則由晉王室的司馬睿建立了東晉，與華北相互對立。
南北分裂的中國原本有個統一的機會。當氐族人苻堅的前秦統一華北後，他便率領大軍攻向東晉，當時是阿德里安堡戰役結束後五年，也就是三八三年。雙方在現今的安徽省交戰，史稱淝水之戰。一邊是軍力強盛的前秦百萬大軍，一邊則是兵力僅八萬、由漢族與其他民族組成的東晉雜牌軍。
淝水之戰的結果與阿德里安堡戰役恰恰相反。因戰略失敗而陷入混亂的前秦大軍苦吞敗北。苻堅雖然得以逃出，擔任大將軍的弟弟苻融及大批前秦士兵卻戰死沙場，前秦也因這場敗戰而勢微。
此戰三年後，三八六年鮮卑人拓跋珪建立北魏，逐步擴展勢力，最後於四三九年統一華北，結束五胡十六國時代。到了六世紀前期，北魏分裂為西魏與東魏，後續又被北周與北齊取代（北魏之後的政權稱為北朝）。另一方面，在淝水之戰大獲全勝的東晉雖得以暫時休養生息，但仍逐漸衰敗，終於四二○年被將軍劉裕所滅。劉裕建國後改國號為宋，後續華南地區的漢族政權也不斷更替（稱為南朝）。
由上可知，中國未能於三八三年統一，華北與華南也在政權不斷輪替之下彼此對立，各自形成新的秩序。就這層意思而言，淝水之戰可說是象徵中國從接近統一的狀態走向分裂，歷史倏然轉變的事件。
本書討論的歷史轉變
在阿德里安堡戰役敗給外邦的羅馬軍隊中，其實有許多日耳曼人士兵；在淝水之戰敗給漢王室的苻堅大軍中，也有著相當比例的漢人士兵。另外，這兩場戰役都是古代帝國的擔綱者與繼承者，對上來自帝國外部的新勢力。只是，阿德里安堡戰役的敗方為古代帝國的擔綱者，淝水之戰的敗方則是外來的新勢力。兩場戰役雖各有樣貌，但最終都無法回到古代帝國的統一局面；這兩場戰役都意味著分裂的時代即將到來，也是分裂雙方各自建立新秩序的起點。本書的重點放在上述的共時性，希望從東西雙方的角度深入觀察，試論歷史的轉變。簡言之，本書談論的「轉變」，就是「古代帝國秩序的崩解」。
羅馬帝國與漢帝國都是足以代表古代的國家。探討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的特徵與發展，不僅可了解古代史，對於深入了解世界史更是不可或缺。想要了解古代帝國的本質，以及後續形成的新世界的歷史特徵，就必須深入分析這個由兩大帝國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崩解的。
話說回來，在思考「崩解」這個問題時，通常會考察帝國本身產生了哪些變化，例如羅馬帝國與中國王朝在政治及軍事上，出現了哪些衰退現象。但是，想探討羅馬帝國如何衰敗，或是東漢滅亡後東亞史如何開展，光研究帝國本身的衰退是不夠的，因為古代帝國的世界秩序之所以在進入四世紀後逐漸崩壞，與各地人群於四、五世紀在歐亞大陸的移動與接觸息息相關。此時將視線望向西方，相對應的例子是日耳曼人的遷徙；轉向東方，則是北方民族占領華北地區的過程。阿德里安堡戰役與淝水之戰，兩者體現的共時性有著共通的背景。本書將根據這個共通點討論帝國的核心地域，同時著重觀察帝國外側也就是周邊世界的變化，以及四處遷徙的人群，藉此說明古代帝國的秩序如何崩壞。這些地域世界各自的秩序改變了，但在哪一點上改變了？新形成的秩序又呈現了何種樣貌？本書期許能以更寬廣的視野來通盤描述。
羅馬帝國衰亡史
話說，本書雖以「古代帝國秩序的崩解」為題，但上述兩場大戰所觸發的歷史轉向，真的是歷史從「古代」進入「中世紀」的轉捩點嗎？到底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滅亡具有哪些意義？歷史學界對此展開諸多研究，並提出不同的論點，因此本書在剖析這類歷史問題時，也會提供讀者論述的基礎或背景知識。
首先要談的是「西方」。一直以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被視為是西方古典時代的終結，因此討論西方的古代如何結束，就等於是討論西半部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一般認為西羅馬帝國於西元四七六年滅亡，在這一年，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這位羅馬皇帝被傭兵隊長奧多亞塞（Odoacer）給廢黜了。但這不過是個無助的少年皇帝被迫提前退休養老而已，所以這件事並未在同時代的史料留下多深的痕跡，要到下個世紀的東羅馬帝國的著作裡，才看得到義大利居然沒有羅馬皇帝的紀錄。對同時代的人們而言，四一○年哥德人洗劫羅馬城，才是至關重要的事件。此外，若從「帝國衰退」這個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古典時代的終結，有人認為君士坦丁大帝於三三○年「遷都」君士坦丁堡，是帝國衰退的開始；也有人認為三七六年哥德人渡過多瑙河，或三九五年羅馬帝國的「東西分治」，才是帝國衰退的分水嶺。
自十八世紀前期的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開始，歐洲掀起了一股討論羅馬帝國衰亡的熱潮。十八世紀後期，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將帝國衰亡的原因指向了「日耳曼人」與「基督教」，但在後續的兩百多年內，仍有許多研究衰亡原因的不同論點提出。一九八四年亞歷山大．德蒙特（Alexander Demandt）這位德國學者甚至將這些論點分類成兩百一十種。在為數眾多的論點之中，本書對羅馬帝國與日耳曼人的關係格外感興趣：自吉朋以降，羅馬人與日耳曼人就被視為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文明」的羅馬人對上「野蠻」的日耳曼人，也成了理解日耳曼人摧毀羅馬人的帝國的認知前提。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卻認為日耳曼人絕非野蠻人，強調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國的影響下漸漸走上文明的道路，也提倡羅馬帝國與後繼的日耳曼人國家之間的連續性。在德國因引發一次大戰而備受撻伐的時代背景下，這樣的論點理所當然會被視為是在擁護「日耳曼人」。反觀二次大戰之後的一九四七年，戰時再次被德國侵略的法國則有學者安德列．皮查紐（André Piganiol）認為羅馬帝國並非壽終正寢，而是被暗殺的，他特別點出日耳曼人入侵的嚴重性。
此外，時間回推至一九二六年，俄羅斯歷史學者米哈伊爾．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發表了名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當中提到羅馬帝國之所以滅亡，與撐起帝國的城市衰退有關。羅斯托夫采夫認為，羅馬帝國的繁榮全因帝國所轄城市及帶動城市活力的「資產階級」存在，但當帝國在三世紀陷入軍人皇帝掌權的混亂後，代表農村「無產階級」的軍隊便攻擊城市，古代帝國與引領文明前進的城市資產階級因此勢微，羅馬帝國也隨之滅亡。有人認為，這番見解與羅斯托夫采夫因俄國共產革命而不得不離開祖國的個人生命經驗有關。由此可見，歷史學者會深受自身所處時代的影響，來解釋羅馬帝國的衰亡。
從「羅馬帝國的衰亡」到「羅馬世界的變貌」
到了一九六○年代，歷史學界對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大帝之後的「後期羅馬帝國」做出了一番新的解釋。迄今歷史學者一直都認為後期的羅馬帝國不同於前期，是擁有大量官僚與軍隊的君主專制國家，而為了維持官僚與軍隊體系，需要豐沛的財源，所以必須對人民徵收更高的稅賦，為此才以土地、行業、階級來區分人民。人民無法自由選擇職業與居住地，整個社會逐漸僵化，原本負責管理城市的議員也失去光環。羅馬帝國就是這樣走上衰亡一途。這種解釋是在檢視史料之後，針對皇帝掌權情形，以及城市與城市菁英的狀況而提出的新解釋。
但在八○年代之後，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進入了另一個境界。鑽研古代末期基督教的彼得．布朗（Peter R. L. Brown）所發表的劃時代專書與論文，改變了學界對羅馬帝國後期的研究取徑，循著布朗路線進行的研究也倏然大增。羅馬帝國後期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向來是被否定的一段時代，但布朗讓羅馬帝國後期與政治史脫鉤，而將這段時期定義為地中海周邊的文化轉型期，並從宗教、心理狀態及性別等角度切入，刻劃出歷史全貌。換言之，「羅馬帝國的滅亡」此一政治事件已不再重要，「羅馬世界的變貌」才是重點。於是從西元三世紀到八世紀，既非古典時代、也非中世紀，擁有獨立且正面意義的「古典時代晚期」歷史概念取代了向來被否定的羅馬帝國晚期，也重新解釋了這段時期。
「古典時代晚期」的歷史概念其實十九世紀末就已存在，但布朗所提出的「古典時代晚期」完全不受限於傳統的時代區分方式，因此他的歷史論述與研究吸引了許多人。進入九○年代，歐洲科學基金會的計畫也以「羅馬世界的變貌」做為研究主題，並取得成果。「羅馬帝國的滅亡」這樣的主題已不再受到關注。
回歸「羅馬帝國的滅亡」
彼得．布朗的「古典時代晚期」概念雖然產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到了九○年代後期，卻浮現越來越多值得懷疑之處。包括迴避對政治史的討論，以及比起變化更偏重強調連續性，這樣的態度備受批判。早期與《羅馬帝國衰亡史》唱和的解釋認為古希臘羅馬文化（古典時代文化）在羅馬帝國後期逐漸衰退，但布朗的「古典時代晚期」論卻不做如此解釋，因為其背後的思維是以不評判文化優劣為基礎。如此思維被認為與現代社會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有關。除了布朗的「古典時代晚期」論之外，也有學者針對遷入羅馬帝國領土的人們提出新的論點。此類論點批評以往將這些遷入的「日耳曼人」打成「帶來破壞的暴民」的傳統論點，認為這群人既不暴力也不造成破壞，而是選擇「順應」羅馬帝國。
進入二十一世紀，彷彿像是批判不重視政治史的布朗「古典時代晚期」概念似的，強調「羅馬帝國的滅亡」對世界史之意義的書籍陸續問世。例如一邊闡述自恃強悍的羅馬帝國急速崩塌的事實，一邊認為匈人或哥德人的遷徙是帝國滅亡的主因，或是透過考古證據說明羅馬帝國的滅亡對人民的日常生活帶來多大變化，這類書籍的出版備受注目。而這些出版品與注目眼光，被認為與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及後續的世界局勢發展有關。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初期，羅馬帝國衰亡史仍不斷影響著當代政治。對於羅馬帝國後期的討論，也重回「羅馬帝國的滅亡」這個主題的懷抱。
本書將根據上述的學界動向，來描繪「西方」古代帝國的落幕。內文一開始先以政治史為主軸，闡述羅馬帝國建立的世界秩序為何，以及這個世界秩序的崩解過程（第一章）。接著從法蘭克人從外部世界遷入羅馬帝國的時間點開始，敘述在西歐建立新秩序的法蘭克人王國及其社會（第二章）。再來從「大國家」與「核心城市君士坦丁堡」這兩個標準來觀察羅馬帝國東部如何應付哥德人與匈人這類外在勢力，以及當時的世界是何種面貌（第三章）。以具體的視角來敘述古代帝國秩序的崩解以至新秩序的形成，應該能看出轉換期的實際面貌。
中國史的「古代」？
除了「西方」之外，本書也想談談「東方」。日本史學界對中國史的時代劃分曾有過激烈爭論，其中有兩派尤其對立，一派是將隋唐之前劃為古代，宋到清定義為中世，之後則歸為近世；另一派則是將東漢之前定義為古代（上古），後續分裂的時期與隋唐劃為中世，再將宋之後的朝代歸為近世。本書若依照上述爭論來解釋東漢滅亡後的分裂時期，恐怕會陷入這段分裂時期究竟該定義為中世還是古代的兩難局面。以唐為分界，將之前定義為古代，唐之後定義為中世的學者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將唐之前視為奴隸社會，之後的時代則視為封建制的農奴社會。反觀將東漢之前定為古代、東漢至唐這段時間定為中世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史有著不同於歐洲史的獨特性，特別是中國在西元十世紀左右發生驟變，而從中世進入近世，開始邁向近代化。
漢帝國滅亡後，南北雙方各自樹立政權，但不管是哪一方，內部的主要人口都是漢人。在這個漢人社會裡，有人在朝為官的名門望族稱為「士族」，因此也被稱為士族社會。對於士族與皇帝的關係，學界有不同見解：一派認為與後世的貴族比較，這時期的士族對皇帝有較強的影響力，另一派認為這時期的皇帝仍擁有不遜於過去的權力。至於士族的源起，也出現了彼此對立的兩種論點：有人認為士族是源自東漢末期的地方士紳，有人則認為士族只不過是官僚。
就像這樣，做為本書課題之一的東亞，不僅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明確的斷代區分，在討論社會架構這類基本問題時也很難有定論。因此本書將漢帝國的滅亡視為「古代帝國秩序」的終結，希望以這樣的立場清楚刻劃出轉換期的時代輪廓，而不是隨著過去的爭論提出問題及闡述時代。第四章會先仔細介紹淝水之戰，接著討論東漢滅亡後的華北逐漸變化，而這些變化的意義為何。第五章則以東晉及南朝為中心，說明企圖建立新國家與社會的華南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遷徙而來的人群
本書的重點除了放在維持古代帝國秩序的擔綱者身上，也會討論那些融入古代帝國世界的新移民，以便刻劃出時代全貌。不過，這些新移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呢？
為了認識引領歷史演進的擔綱者，我們在翻閱史料時，總會找到許多帶有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又譯種族中心主義）的史料，例如將中國視為文明的中心（華夷思想），就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例子。所謂的民族中心，就是根據自身熟悉的價值觀來解讀周邊人群的行動，並將之紀錄下來。所以要從史料中探找被描述人群的真實樣貌，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為了讓讀者理解內文的敘述背景，這裡將先行介紹在本書扮演要角的「日耳曼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所要探討的古代晚期，正是各族群大幅遷徙的時代；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頻繁地回溯這個時代，探尋「民族」的起源。
研究西洋古代史所使用的文學作品或碑文，幾乎都以古希臘文與拉丁語寫成，所以大部分的史料都會偏向希臘、義大利以及地中海周邊人們的知識或價值觀。例如住在歐洲中部、後來被羅馬人征服的「凱爾特人」，若以今日的語言系統分類，會被定義為說凱爾特語的族群。但古代沒有所謂的語言系統，所以古希臘人或羅馬人都稱呼這群人為「Keltoi」或「Celtae」，也就是「住在北方的野蠻人」的意思。因此，若以現代的語言分類來區分，這些在古代被稱為北方野蠻人的人群當中，應該有不少難以被歸類為「凱爾特人」的人才對。
「日耳曼人」也是類似的情況。古希臘人與羅馬人口中的「Germani」或「Germanoi」，是指住在羅馬帝國邊疆行省或俗稱「大日耳曼尼亞」的非行省廣大區域的人。但其實，我們不能將這些人統稱為「日耳曼人」，他們也從來不曾稱呼自己是「日耳曼人」。他們肯定是以自身所屬的小族群名稱來區分彼此。因此，若要將「Germanoi」、「Germani」譯成中文，根據地名譯成「日耳曼尼亞人」絕對比「日耳曼人」這個由後世賦予特定價值觀的譯名來得正確。今日的我們實在難以斷言西元前一世紀的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在《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中描述的「日耳曼人」，就是後來使用日耳曼語系的民族。
這些人群，尤其是住在羅馬帝國境外的人群，都被羅馬人歸類為文明未開的野蠻人。然而，羅馬帝國卻對這些境外之民敞開大門，例如與他們進行交易，羅馬人的貿易觸角更跨過了萊茵河與多瑙河，深入大日耳曼尼亞內部。此外，在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日耳曼尼亞的人們也常渡過萊茵河與多瑙河，遷入羅馬帝國境內，最終在行省落地生根，成為所謂的「羅馬人」。
一直要到西元四世紀結束之際，帝國境內以哥德人為主的人群與帝國的擔綱者彼此衝突的時代，這些日耳曼尼亞的居民才變成了與羅馬人敵對的「日耳曼人」。而導火線就是本書一開頭介紹的阿德里安堡戰役。
近代對「日耳曼人」的解釋
不過，「日耳曼人」在近代歐洲被賦予了正面意義。在相當於現今的德國與英國一帶曾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羅馬帝國時期史學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的作品，也總算能透過拉丁語了解這段歷史。德意志學者更解讀了他的《日耳曼尼亞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將古代的日耳曼尼亞人歌誦為自由純樸的人民，跟羅馬人不同。在十八世紀，學者也根據六世紀史學家約達尼斯（Jordanes）的《哥德史》（Historia Gothorum）進行考古學調查。到了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代，基於對抗法國的意識，「德意志人」與「日耳曼人」的歷史開始交疊。古代日耳曼人的歷史對民族國家德國而言非常重要。一般認為，哥德人是從斯堪地那維亞故地移居至波蘭、烏克蘭及波羅的海一帶，最後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高舉純正日耳曼民族優良血統的納粹掌握了德國政權，哥德人的遷徙地區就被解釋成外交政策上的「日耳曼人的生活空間」。
二次大戰結束後，為了遏止納粹的日耳曼至上主義所引發的暴行，政界與學界紛紛重新檢視「日耳曼人」的歷史，哥德人從北歐一路走來都維持族群同質性及正統性的看法也跟著消失。此外，雖然這些遷徙的族群有著維持繼承統治權的核心組織，但我們應該了解，族群本身會不斷地分散與重組。譬如哥德人，現在會認為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有「西哥德人」及「東哥德人」的區別，是在進入羅馬帝國境內、歷經各種事情之後，才產生這類身分認同。無論法蘭克人或阿拉曼人（阿勒曼尼人），都不是一個統一的部落族群，而是由各個小族群組成的混合族群，目前這種說法也成為定論。羅馬人從三世紀開始稱這個混合族群為「法蘭克人」，但就現代的觀點來看，不只被稱為「法蘭克人」的這群人，恐怕連羅馬人都不認為「法蘭克人」是一個具有同質性的族群。雖然這類研究已有些進展，但源自古代末期的「民族」起源，這類議題到了二十世紀後期仍舊活躍於政治舞台，甚至引發南斯拉夫內戰及其他戰爭。
超越共時性
從現在的時點回頭檢視本書所介紹的時代，應該不難了解那是一段從統一到分裂的過渡期。當時的人們是否真能感受到時代的動盪呢？要解開這個問題絕非容易，但從當時的史料來看，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與社會體系的確毀於一旦，人民也難以維持舊有的日常生活，整個社會肯定充滿了混亂。古代帝國在西元三、四世紀之前的歐亞大陸東西兩側建立了「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與社會體系」，像這樣規範日常生活的架構、猶如空氣般存在的古代帝國秩序是如何崩解的，以及新架構是如何從中形成的，之後將有具體的介紹。
東西兩側的古代帝國之所以崩壞，與外部世界人群的遷徙息息相關。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的人民，恐怕都面臨了相同的課題與挑戰。眾所周知，在本書介紹的時代裡，陸路與海路貿易路線串起了歐亞大陸東西兩側，然而這一切也與政治的動向有關。對西方古代帝國造成深刻影響的匈人，與東方的匈奴到底有什麼關係？至今仍是未解之謎。因此，我們無法將在西方與東方發生的事情直接掛勾。不過讀者在閱讀第一至三章，以及第四至五章描繪的世界變遷時，應該能從中找出東西兩方的差異、共時性，以及超越共時性的共通點，說不定還能發現同時代生活的人們奮力解決共同課題的痕跡。確認差異是學習歷史的基本功，然而找出東西世界的共通點，才能細細品嘗世界史的醍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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