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歲月滄桑（平裝版）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是錢理群教授橫跨二十年歲月寫成的當代知識分子精神歷史，分別寫共和國建立前、毛澤東時代及之後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呈現「起承轉合」結構，將知識分子的個體命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歷史交錯在一起。

「改造」與「堅守」，這是建國後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兩個關鍵詞，也構成了本書的歷史敍述的兩個中心詞，寫成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沉重的一頁。是屈從抑或抵抗、要低頭抑或昂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黑夜裏前行，盡錄在《1949－1976：歲月滄桑》。

錢理群，當代著名學者，被譽為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1939年生，21歲時被分派至邊遠地區貴州中等專業學校教書。文革後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二十多年，於北大任教時因其獨立自由的思想與言論，一度被禁止作全校公開演講。他以研究魯迅、周作人等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而著稱，其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深得海內外的重視。2002年北大退休後關注語文教育，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麼樣子，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才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繫。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歷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20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30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歷史轉折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50、60年代：國家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以黨為中心；（六）70年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中心；（七）80、90年代「處於歷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即：1，重建「大學文化」的努力與困惑；2，落入商潮；3，面對國家意識形態、體制的修補；4，國際、國內大逃亡）」。

一、1949–1980—沈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二、1949—廢名「上書」

三、1951—陶行知的命運

四、1951–1970—趙樹理建國後的處境、心境與命運

五、1952—對「盧作孚自殺」事件的一種分析

六、1952–1969—讀王瑤「檢討書」

七、1953–1974—兩位同齡人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的歷史考察

八、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胡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上）

九、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

胡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下）

十、1955–1979—讀《杜高檔案》

十一、1956–1983—讀《束星北檔案》

十二、1956–1960—顧準的思考（上）

十三、1957–1959—郭小川的命運起伏

十四、1958–1976—一個知識分子的死與生

讀邵燕祥《沉船》、《人生敗筆》、《找靈魂》、《〈找靈魂〉補遺》、《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十五、1958–1962；1967–1970—告密者是怎樣養成的

讀馮亦代《悔餘日錄》、《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彙編》

十六、1964–1976—大批判小組與大批判文體

十七、1969–1974—顧準的思考（下）

後記

香港版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