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民國之死》顛覆了過去所有關於北洋時期的論述。
書中據史料展示，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已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北洋時期這17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均有長足進步，而1927年北洋政府被國民黨軍武力推翻，即意味中華民國已死。北洋時代的「舊軍閥」們，比起國民黨時代的「新軍閥」，離文明世界更近。北洋政府廣納文化精英，如同群星璀璨，「短暫但蓬勃的自由氛圍一度在中國大地上欣欣向榮」。
1927年是誕生了16年的中華民國歷史上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是其滅亡之時。
若以1927年為分界線，這一年之前與之後，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民國」。1927年之後的南京政府，拋棄北京中華民國政府之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蔣介石雖然血腥清共，南京政權仍亦步亦趨仿效蘇俄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為依歸。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和具有獨立司法權的最高法院，是不存在的；民選各級官員、代議士的制度和程序，也是不存在的。南京政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卻以「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部曲」欺世盜名。
早在1949年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之前，1927年國民黨的黨軍北伐就已顛覆了在淒風冷雨中苦苦掙扎的中華民國，所以，蔣介石而非毛澤東，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顛覆者」。
作者仿效歷史學家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之寫法，描述25位核心人物（兼及75位次要人物，共有一百人登場亮相）在1927年前後生命歷程、政治觀念及精神取向之變遷。雖然是小說般生動靈活的筆調，卻有成為思想史的企圖。希望這本書能啟發更多人為民主、轉型正義，以及文化圈之精神重建，尋找一條可行的路徑。

作者簡介

余杰

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世紀之交死水般寂靜的文壇掀起一陣旋風，短短數月間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

2012年1月，攜妻兒赴美，定居華盛頓郊區，潛心讀書思考、著書立說。2018年12月，入籍美國，拒絕鄉愁，享受孤獨。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著作多達八十餘種，1500萬字，涵蓋當代中國政治、東方極權主義、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美國政治、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諸多領域。致力於用文字顛覆馬列毛習極權主義、解構中華大一統觀念、批判西方左派意識形態，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秩序與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即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推廣類佳作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精神故鄉。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相信讀書這一古典的愛好能帶來巨大的快樂，祈願以書為媒，結識更多自由而勇敢的心靈。

序

天下已逝，邦國難成

余杰

一九二七年，對於那個時代的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仍然延續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而對某些中國人來說，則是他們生命中的重大轉折點。

結婚無疑是人生中最大的喜事，這一年前後結婚的名人有：蔣介石與宋美齡、梁思成與林徽因、羅家倫與張維楨。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被譽為「世紀婚禮」，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說，中國的明星軍人由此與全國最著名的家族之一聯姻，宋美齡也藉此獲得權力。美國《時代》週刊如此評價這樁婚姻：「僅僅一個家族的觸鬚就分別伸向了中國偉大的首任大總統（孫文）、今世的征服者（蔣介石）、位高權重的財政部長（宋子文）以及中國先哲的第七十五代孫（孔祥熙）。」而新成立的南京政府的性質及外交政策，也深受這場婚姻的影響。

如果說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意味著政治，那麽梁思成與林徽因、羅家倫與張維楨的婚姻就意味著愛情——這兩對新人都是留學歐美歸來，都將在未來中國的文化、教育和學術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在這兩場婚禮的背後，還有一場在前一年完成的婚禮，卻與這兩場婚禮有著草蛇灰線之聯繫，那就是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

「新月」才子徐志摩因為追求林徽因，決然拋棄妻子張幼儀。等徐志摩追隨林徽因回到中國，才發現林徽因選擇的未婚夫是跟她同樣從事建築學的梁思成。徐志摩燃燒的激情不能熄滅，必須尋找新的對象，他找到了同樣堪稱絕代佳人的陸小曼。徐志摩的父母勉強同意這場婚事，但提出必須由徐志摩的恩師梁啓超作證婚人。梁啓超在婚禮上對這對新人厲聲斥責，心中大概暗自慶幸：幸虧兒子梁思成在愛情長跑中勝出，否則若林徽因嫁給徐志摩，一定不會幸福。所謂「人間四月天」，只有一個月轉瞬即逝的美好光景。

而更為有趣的是，張幼儀離婚之後，留學德國，在獨身時代遇到的第一個追求者居然是也在德國留學的羅家倫。那時，羅家倫與初戀女友張維楨因一場誤會而分開了，張幼儀的堅韌與溫柔深深打動了他。然而，張幼儀拒絕了羅家倫的求愛，這才有後來羅家倫與張維楨的重歸於好。這個世界真是太小了。

幾家歡樂幾家愁，生命在這一年終結（非自然死亡）的人們，更是個個有話要說。

國學大師王國維聽到黨軍北伐節節勝利的消息，毅然赴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此前，王國維可以忍受北洋政府的統治；此刻，卻不願忍受即將到來的國民黨的統治。他留下「以共和始，以共產終」的預言，未來中國政局的走向被他一語成讖。發人深省的是，北伐軍即將打到北京的消息，在清華園引起兩極反應：青年學生欣喜若狂，國學院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卻個個憂心忡忡。

上海工運領袖汪壽華原本是一名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啓蒙的熱血青年，後來成為教育程度最高的上海工運領袖。在蔣介石發起的「四一二」清黨屠殺中，他是枉送卿卿性命的第一人。不可思議的是，汪壽華與殺害他的兇手杜月笙同是青幫大佬。左與右、正與邪，如同川劇「變臉」一般，其身份的錯亂折射出時代的荒謬。

北大教授、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躲藏在蘇俄使館遙控北方的左翼運動。張作霖的軍隊闖入蘇俄使館，將其逮捕并處死。李大釗希望未來的中國是「赤旗的時代」，為此他願意接受蘇俄讓其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命令，其「賣國罪」的真實性，比之中日戰爭期間汪精衛政權的巨頭們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藏書家葉德輝螳臂擋車般地對抗湖南農民運動（毛澤東所謂的「痞子運動」），被當作「土豪劣紳」捕殺。康有為死於神秘的食物中毒，其《大同書》生前秘而不宣，他不會想到毛澤東的「紅寶書」將給中國帶來更大禍害。佔領南京的國民黨軍隊，悍然殺害為近代中國教育、慈善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美國宣教士、學者、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南京事件」儼然是「縮小版」的義和團運動。他們的生命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們的死亡，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

十六歲的中華民國夭折了

一九二七年是誕生了十六年的中華民國歷史上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是其滅亡之時。

若以一九二七年為分界線，這一年之前與之後，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民國」。一九二七年之後的南京政府，拋棄北京中華民國政府之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蔣介石雖然血腥清共，南京政權仍亦步亦趨仿效蘇俄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爲依歸。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和具有獨立司法權的最高法院，是不存在的；民選各級官員、代議士的制度和程序，也是不存在的。南京政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卻以「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部曲」欺世盜名。胡適只用一句話就戳破了這個泥足巨人：「中國今日之當行憲政，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

北伐戰爭之前，得到世界各國普遍承認的、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並非國民黨的廣州政府，乃是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被黨軍以武力顛覆，從此一直遭到勝利一方（國民黨以及後來取代國民黨的共產黨）的肆意妖魔化。實際上，北京政府是辛亥革命所締造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儘管那個時代政局動盪、復辟紛擾、軍閥混戰，且列強凌虐，但北京政府畢竟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與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五四運動才可能成功）。那十六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均獲得長足發展，理應得到歷史之公正評價。

北洋時代的「舊軍閥」如徐世昌、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們，比起國民黨時代的「新軍閥」，離文明世界更近。那些爲北洋政府服務或支持北洋政府的文化精英和技術專家（少數後來繼續爲南京政府服務），皆為一時之選，如同群星璀璨：顏惠慶、顧維鈞、湯化龍、章太炎、梁啓超、蔣百里、丁文江、王之江、陳遺陶等人，哪一個是南京政府可以培育出來的？而完全是匪幫的中共集團，就更等而下之了。

胡適指出：「北伐的主要社會基礎，就是邊緣知識分子。」一九二七年之後取代北洋軍人支配中國政治的，是由邊緣知識分子形成的「黨人」。如果說蔣介石是城市和沿海的邊緣知識分子（流氓），那麽毛澤東就是農村和內陸的邊緣知識分子（流氓），在他們之間「比好」毫無意義——這恰恰是中國和海外多如牛毛的「民國粉」、「國（國民黨）粉」和「蔣（蔣介石）粉」們的精神支柱。北伐大大加劇了清末民初思想與社會的「權勢轉移」（羅志田語），造就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樣舊學和新學都不通的人從邊緣佔據中心位置。所以，北伐剛剛完成「統一大業」，胡適就哀嘆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已經失敗，中國仍然沒有一個重建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社會和政治的重心，「再造文明」的理想也就成為遙不可及的水月鏡花。

跟此前的北京政府相比，南京政府是一個全新的政權。早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之前，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黨軍北伐就已顛覆了在淒風冷雨中苦苦掙扎十六年的中華民國。所以，蔣介石而非毛澤東，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顛覆者」。蔣政權並沒有繼承中華民國之法統，它敗退台灣之後，更沒有資格高舉中華民國的神主牌，並自詡為「自由中國」。

北伐與清黨：二十世紀中國災難的源泉

一九二七年，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北伐和清黨。

國民黨的歷史敘事將北伐視為不朽之盛事、千古之偉業；共產黨則至少肯定前半段的北伐——蔣介石清黨之前的北伐，因為共產黨在其中也出了不少力。

一九二七年春，生於蘇州的美國傳教士費吳生（GeorgeA.Fitch）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北伐戰爭不僅是像美國南北戰爭一樣的內戰，而且是集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及文藝復興於一身的『大運動』。」那個時代到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大都屬於傾向「社會福音」的左派，費氏亦不例外。當瘋狂排外的南京事件發生之後，他的這種樂觀的評價會不會改變呢？

北伐真的是一場「正義之戰」嗎？這是一個需要重新回答的問題。

對很多普通民眾而言，北伐的勝利以及此後威權政府的建立，並非福音而是更大的災難。北伐戰爭期間，南方黨軍所宣揚的「國家統一」理想，不過是蔣介石等新軍閥追求權力的遮羞布而已。在歷史轉折關頭，並不是所有人都傾心支持北伐，不同的態度和聲音——包括被主流史觀認為是「反動」的人物，如章太炎、王國維、梁啓超、胡適、周作人、徐志摩、陳寅恪、丁文江、葉德輝等知識界名流對黨軍北伐的恐懼和反對——都有其合理性存在，都有被記錄、思考、探究的價值。

支撐北伐戰爭的意識形態，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逐漸形成的極端民族主義、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等偏執而邪惡的學說。北伐戰爭的殘酷性超過了此前軍閥間的內戰。軍閥的內戰還停留在古典狀態，通常不會殺戮俘虜，更不會槍殺對方的高級將領。失敗的軍閥一般通電下野，然後去租界當寓公。北洋時代少有槍殺高級將領的事件，始作俑者往往自己要付出生命代價。比如，徐樹錚槍殺陸建章，後來爲陸建章的姪女婿馮玉祥所殺；孫傳芳槍殺施從濱，後來爲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所刺殺。然而，北伐中的黨軍不講任何規矩和原則，偏偏以殺俘虜和殺高級將領來製造恐怖氣氛。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由國民革命軍、國民黨黨部和部分民眾組成「江西人民審判委員會」，將在去年十一月南昌戰役中被俘虜的孫傳芳部下高級將領張鳳歧、唐福山、岳思寅、白家駿、侯全本、蔣鎮臣、楊賡和、李彥清、王良田等人，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這是民國以來戰爭中槍殺高級將領最多的一次。

清黨則是一個更具爭議性的事件。今天，有不少反對共產黨的所謂「民主人士」，對國民黨當年殺共產黨殺得不夠、沒有斬草除根而感到遺憾。似乎如果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殺掉更多共產黨，就能確保一九四九年不至於被共產黨趕到台灣。然而，邪惡的方法從來不可能達致美好的目標。當時，《大公報》即就清黨事件發表評論說：「政治刑事犯而付軍法，且特立機關，執行殺戮，此種制度爲任何文明國家所不許，亦古來專制政體下所從無有之。惟民國後之中國耳。」清黨運動也留下致命的後遺症：它導致知識分子的分化和分裂，尤其是蔡元培和吳稚暉等人在清黨中的表現，加劇了知識精英退出社會領導位置的過程；邊緣知識分子逐步走上政治運動的領導地位，與知識精英分子的某些自損形象的行為不無關聯。胡適敏銳地發現，國民黨「以思想殺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正是其由興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轉折點。

北伐和清黨並不能解決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即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如同「出三峽」般的國家建構和民主轉型。蔣政權在名義上實現了全國統一，實際上卻帶來更酷烈的戰禍和黨爭，中原大戰及剿共戰爭，次次殺人如草不聞聲。

此後二十二年，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坐視農村經濟凋敝，又與城市新興資產階級爲敵。於是，民間的左派激進思潮節節升高。國民黨不願接受自由主義價值，除了回歸傳統儒家專制主義以及向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取經之外，提不出任何吸引人心的意識形態，最終失去民心。

靠清黨的方式無法消滅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共產黨在城市發起的暴動暫時受挫，但以共產主義思想包裝的、毛澤東式的土匪割據模式終將烈火燎原。

分裂的中國，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快樂

北伐之後，南京政府建立並完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這個過程符合「大一統是歷史之必然趨勢」的大中華史觀。然而，「必然統一」是歷史的真相嗎？惟有「統一」才是中國人的最高信仰嗎？

南京政府及蔣介石權力所能行使的區域，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僅有長江下游及華南少數的幾個省市。清帝國崩潰之後，帝國傳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遲遲不能成形，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天下」與「國家」的兩極之間搖擺。

一九二七年，清帝國的「藩屬國」或「羈絆國」如西藏、北蒙古等已取得實質性的獨立地位，處於半獨立狀態的有滿洲、新疆、青海、寧夏等地，處於高度自治狀態的則有山西、陝西、四川、兩廣、雲貴等地。在獨立、半獨立或高度自治的狀態下，某些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民眾之生活品質優於昔日中央的直接控制。這段不同區域「各自為政」真實的歷史，足以解構「統一是民眾福祉之保障」的虛假史觀。

我不認同梁啓超在清末生造出來的「中華民族」之概念，而以「住民自決」和「民族自決」的現代普世人權觀念來審視所謂「少數民族」的國家和族群認同。我講述了那些爲各自民族的獨立而奮鬥的人物的故事，並盡量還原他們本人的想法：作為藏族人的土登嘉措（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維吾爾族人的穆罕默德·伊敏、作為滿族人的川島芳子（前清公主顯㺭），與作為蒙古族人的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他們拒絕接受「中國人」的命名，至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鄰居」。如果中國人要對他們進行殖民統治，他們自然將中國人看作「敵人」。

最有趣也最具悲劇性的人物無疑是旅居上海的台灣人劉吶鷗，他是超越「一元」國族認同的「世界人」，正如他所引領的新感覺派小說和電影的潮流，他的觀念領先於他的時代，甚至今天的時代。在血緣上，他是華人；在國籍上，他是日本人；在出生地上，他是台灣人；他的母語是閩南語；他的文化品位是日本文學和法國文學；而他喜歡居住的城市是上海。劉吶鷗參與汪精衛政權的文化工作，並不覺得這是「賣國」之舉，而只是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已。他卻被國民黨特務以「漢奸」的罪名暗殺。

這是一群需要為之「正名」的人物，嚴肅的歷史寫作者，當爲他們的言行和選擇提出更接近歷史真相的解釋，以此恢復歷史與精神本身的多元性與豐富性。

個體的自由、尊嚴和幸福，高於國家、民族、階級等宏大敘事。北洋時代，中央政府的衰敗意外地爲民間社會的發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生機勃勃的民間社會是那個時代最大的亮點。我要講述的是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過去的歷史書中無法歸類的人物的故事。比如：以陳光甫、盧作孚、張幼儀為代表的商人、銀行家、企業家（即「民族資產階級」），以劉大鵬為代表的農民（在中國的主流歷史敘述中，農民一直是「失語者」），以及作為虔誠的基督徒、醫術高超的醫生和女性解放的先驅的石美玉，他們以堅韌不拔的努力捍衛自身信念，成為那個時代值得被記取的標竿，他們應當被請回歷史的中心位置。

近代以來的中國，已非閉關鎖國、唯我獨尊的「天朝」，從船堅炮利到新式軍隊，從汽車火車到洋火洋燈，從西裝革履到大學中學，從國會憲法到民主自由，外來因素之影響無遠弗屆。我將若干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的故事納入其中：代表蘇俄勢力的鮑羅廷曾經對北伐的勝利、國共兩黨的分合一言九鼎，最終以失敗者的身份回到蘇聯，成為史達林遠東政策失敗的替罪羊並死於古拉格集中營；英國駐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本身是一名漢學家，卻能以外交家的手腕平復省港大罷工，並爲香港政治改革、教育和醫療等民生事務作出重大貢獻；擔任美國駐天津的十五步兵團營長的史迪威不會料到，在十多年之後的太平洋戰爭中，他將被任命為美軍在中緬戰場的最高指揮官，並與蔣介石針鋒相對。從這些人物在中國的活動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已然無法擺脫外力所發揮的或正面或負面作用。

我仿效歷史學家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之寫法，描述二十五位核心人物（兼及七十五位次要人物，共有一百人登場亮相）在一九二七年前後生命歷程、政治觀念及精神取向之變遷。雖然是小說般生動靈活的筆調，卻有成為思想史的企圖：在人物的交互作用中，探討近代中國由帝制（天下）向憲政共和（民族國家）的轉型為何全盤失敗，美國式的「聯省自治」為何無法在中國成功複製。

回首歷史，立足現實，眺望未來，希望這本書能啓發更多人為尚未完成的中國民主化以及華人文化圈之精神重建，尋找一條可行的路徑。

書摘/試閱

04蔣介石：危機四伏的巔峰時刻

如果要使軍隊真個能為人民求自由安樂去打仗，真個能為黨實行三民主義去打仗，非用俄國赤衛軍這種編制不可，故此實行仿照這種方法去練我們的黨軍，現在我們的黨軍已經練成了，做到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蔣介石無望地告別中國大陸，乘飛機自成都飛往台灣，內心百感交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澈底失敗而絕望矣」。此後他在臺北的歲月，始終陰雲慘澹、縮小版的中華民國，宛如迪士尼樂園裡的微縮景觀。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被共軍窮追猛打、倉惶辭廟是蔣介石一生中的最低谷，那麼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成立、黨政軍大權逐漸集於一身就是其一生的最高峰。從最高峰跌至最低谷，僅二十二年時間，毀滅的種子，在那萬人矚目的巔峰時刻就已悄然埋下。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南京政府的成立典禮簡樸得有些寒磣——高級官員們沒有穿威風凜凜的禮服，也沒有戴閃閃發亮的勛章，蔣介石本人身穿一套皺巴巴的國民革命軍軍服，滿臉倦意、憂心忡忡。蔣介石並非南京政府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卻是掌握實權的靈魂人物——此後，無論蔣擔任什麼職務（即便宣佈下野淪為平民），「旁人已將他當作國家最高主權人。現下的情況由他造成，他也應對現狀負責。」

蔣介石的最高理想是統一中國，蔣深信南京政府最有希望統一中國。「大一統」既是中國皇權專制傳統的當然邏輯，更是現代民族國家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中「救亡圖存」的先決條件。「統一天下」是歷代野心家的夢想，更是現代政治人物追求的遠景。

一九二六年七月，蔣介石力排眾議，發起北伐。他自視為革命者，自信其使命是繼承孫文的未竟之業，當然不滿足於統御廣州的小朝廷。蔣的崛起部分出於他對軍隊的控制，同樣重要的是他在各界培植的關係網，包括軍界、上海的財界、秘密社會和名門望族。

北伐前三年，國民黨在蘇俄及中共的幫助下，完成三件大事。第一，創立有效的國民政府，儘管只控制廣東一省，但廣東是華南最為富庶的省份。第二，創建一個集中控制但有一定民意基礎的列寧式政黨，通過政黨滲透社會生活的每個方面。第三，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集中領導、具備政治觀念的國民革命軍。這是國民黨打敗軍閥的三大要素。

在北伐期間，蔣已有創造一種新中央體制之動向，比如不待準備力量成熟即問鼎中原，原則上接受宋子文之中央財政，以軍校學生填補各部隊之幹部，提倡軍用航空並初步建造無線電聯絡網。

但是，國民黨的軍事勝利如此迅速，以至於政治理念的灌輸和中央的組織與財政都無法跟上形勢的發展。倒向國民黨的軍閥部隊既無法解散，又不能完全整編，南京政府只能依靠發放軍餉和武器來維持其忠誠。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國民政府沒有一支統一管理的、服從中央的軍隊，更無法對廣大的鄉村地區的資源實施行政管理。由於新的中央集權體制遲遲不能成形，蔣只好以本身的勤奮、道德感召以及中統、軍統等祕密警察代替組織制度和意識形態之不足，這又為日後的失敗埋下禍根。

在中國現代史上，正如長征成為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話，北伐則成為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神話。在國民黨的黨史敘述中，北伐的勝利比抗戰的勝利還要輝煌；即便在「清黨」被屠殺大半的共產黨，也肯定前半段有他們參與的北伐的榮耀。為了將北伐神聖化，自然要對北伐的對象——北洋軍閥集團——進行妖魔化。然而，當北伐軍最終於一九二八年佔領北京時，其結果並未「形成國民黨及其新的穩定的軍政機構的統治」，相反，蔣介石及其軍事集團以南京為新的基地，其官僚機構卻迅速淪落成充滿偏執、陰謀、謀殺和暴力的、比帝制更加不堪的統治階層。北伐的收穫是加固了醜惡的暴力文化。

一九二七年，是蔣介石一生的重大轉折點，無論是安邦大業，還是私人生活，都為其後半生劃定了方向。

常敗將軍的戰敗與精明政客的下野

袁世凱以小站練兵起家，蔣介石則以黃埔軍校起家。中國的近代化，首先是軍隊的近代化。在與西方列強屢戰屢敗的背景下，清末開始仿效西方建立職業陸軍。袁世凱在天津郊區的小站練兵，創設保定軍官學校，蔣介石曾在此求學。直到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中擁有上將軍銜的高級將領，保定軍校出身者遠多於黃埔軍校。與土耳其、伊朗等追趕西方的文明古國和「亞洲病夫」一樣，中國軍隊的近代化轉移了國內的權力中心，使上過現代軍事學院者——能使其他人接受紀律、熱忱、自我犧牲觀念的強人——地位上升。從追隨孫文到敗退台灣，蔣氏戎馬半生，戰場上之勝負往往決定其事業之成敗。蔣以軍事力量為後盾，農、工、商、學等階層皆為軍事和政治的附庸。國民政府從成立始，其權力皆在軍人、官僚、政客和職業革命家之手。

北伐是蔣一生軍事成就的頂峰。十萬黨軍打敗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集團八十萬大軍，讓包括蔣在內的高級將領都深感意外。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三師師長、武漢三鎮衛戍總司令的李品仙回憶說：「國民革命軍誓師之初，雖號稱十萬之眾，實際上不過五六萬人。而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後不過八個月時間，領有長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

黨軍獲勝，原因何在？當然不是蔣介石用兵如神。首先，黨軍乃是「為主義而戰」，「主義」的灌輸使官兵將個人生死與國家民族興亡聯繫起來，有了十字軍般的宗教熱忱。其次，黨軍得到蘇俄的武器支援和戰術訓練。蘇軍經過一戰及內戰的磨練，已成能征善戰之鐵軍。蔣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即布留赫爾元帥）乃是蘇軍一員猛將，將在俄國內戰中發明的戰術如運動、奇襲、速進、包圍等傾囊相授。再次，北伐軍採取正確的戰略：打擊吳佩孚，中立孫傳芳，放開張作霖。北方三大軍閥集團受惑於南方的離間計，不能協調行動，甚至時而聯合時而開戰，遂遭北伐軍逐個擊破。

北伐之勝利，乃是敵人太弱，而非蔣英明神武。日後一旦遇到強悍的日軍和共軍，蔣便一敗塗地。蔣在抗戰期間曾向高級將領訓話說，一般而言，國軍軍長的素質不如日軍的旅團長。他自己何嘗不是如此？

蔣介石自幼喜好兵法，熟讀《孫子兵法》、《曾胡治兵語錄》。一九零七年，蔣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年終考取留日陸軍學生。次年，蔣東渡日本，入振武學校，後升入高田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炮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蔣的軍事教育只是中學程度，比之閻錫山、孫傳芳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正式畢業生明顯不如。蔣偏偏學會日本軍閥的蠻橫作風，大權在握後，要求部下對其「服從要到盲從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蔣介石正式就任黃埔軍校校長，秋天兼任長洲要塞司令，隔年又任東征軍司令。由設立軍校教導團、組成校軍到建成國民黨革命軍第一軍並兼任軍長，成功創立了第一支屬於國民黨的「黨軍」，蔣也第一次有了「嫡系」部隊。蔣不喜歡蘇俄派駐中國的全權代表鮑羅廷，卻與軍事顧問團團長加侖將軍惺惺相惜。即便後來與共產黨殊死搏鬥，蔣介石回憶起加侖將軍仍充滿感情，「加侖將軍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這是蔣與外國人之間罕有的一段情誼。

北伐是蔣介石第一次指揮全國性戰爭，北伐的勝利讓蔣成為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最高領袖。其實，北伐中的許多硬仗並非蔣及其嫡系部隊打的，如攻克武漢三鎮的是親汪精衛的張發奎部，拯救南京的龍潭之役的功臣是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

蔣介石偏偏敗績最多，包括前一年攻取南昌損兵折將、這一年徐州戰役招致慘敗。蔣氏承認，黃埔軍自北伐以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這些不光彩的記錄都被北伐全面勝利的榮光遮掩了。

五、六月間，寧漢分道北伐，漢方北進河南，寧方渡江北上。武漢方面的張發奎、唐生智企圖揮師東下討蔣，蔣腹背受敵，乃從北方撤軍。李宗仁的第七軍撤回蘇南，原黔軍將領王天培之第十軍，受到張宗昌、孫傳芳部的壓力，不戰而棄守徐州。

七月二十六日，蔣下達反攻徐州的作戰命令，並親抵距徐州僅七里的雲龍山督戰。但側翼的白崇禧觀望多日，進展遲緩。八月二日，孫傳芳抽調的大批兵力趕到，第十軍全線潰敗，左翼無法固守。三日凌晨，蔣介石忍痛下令全線撤軍，徐州攻擊戰功敗垂成。

蔣一怒之下命令拘禁此前戰績彪炳的王天培，並於八月十一日將其處決。王罪不至死，坊間對其頗為同情。蔣以軍令如山為殺王辯護，但真正的原因乃是王並非其嫡系。這不僅是蔣性格上的弱點，更受制於中國的社會現實：中國仍是農業社會，所賴以聯繫的，是血緣、地緣、業緣等「關係」，而非制度。中國的軍事行政機構自古即已高度發展，私人關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有日本學者發現，敗退台灣之後，蔣介石將作戰失敗的責任一古腦兒推到手下將領身上，陸續將他們貶斥。對孫立人、薛岳等名將，蔣更是刻意疏遠乃至陷其入罪。蔣不曾受過高層次的軍事教育，「正是因為這種自卑感，讓蔣介石對經過美日嚴格軍事教育鍛鍊出來的將軍們抱著複雜的心結，並且刻意和他們保持某種程度的距離」。

另一方面，蔣介石給自己頒發大元帥的最高軍銜，至死都不承認，自己並非拿破崙式的軍事天才。蔣氏「外戰外行」，內戰也不「內行」。

國民黨的殘酷內鬥宛如鯊魚群挑選王者，一旦王者受傷流血，覬覦王位者立即衝上去攻擊之。在孫文時代，廣州政府即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到了蔣介石時代，黨內大佬倚老賣老，軍隊更是魚龍混雜。蔣只能合縱連橫，一步步拓展自身勢力，一時難以成為史達林、希特勒、佛朗哥那樣說一不二的獨裁者。

三月十至十七日，武漢召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恢復和提高黨權的決議，並專門針對蔣介石制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四月五日，武漢政府決定廢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務，這是武漢政府削弱蔣的軍權的重大措施。

蔣的權力基礎並不牢固。他不僅面臨合法性危機，更處於內外交困、四面受敵的境地：北方有張作霖集團虎視眈眈，武漢有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共產黨的口誅筆伐並企圖發動「東征」，南京內部則有桂系、粵系等派系蠢蠢欲動。

徐州戰役失敗，反蔣力量有話要說。桂系首先逼宮，就連何應欽也與蔣疏遠。八月十二日，蔣宣佈下野。這是一著險棋，很多政客一日下野便終身下野，再也不能重返政壇中心。但蔣手上握有兩大「殺手鐧」可以確保頭把交椅非他莫屬：首先，蔣已締造出一支忠於他個人的軍隊，在這一點上他勝過導師孫文——這支新軍隊，是黨軍，更是「蔣軍」。蔣學到曾國藩治軍之神髓：當年，湘軍上下，但知有曾文正公，不知有朝廷；如今，在黃埔系將領眼中，「校長」即「黨國」之象徵，他們拒絕效忠沒有「校長」的「黨國」。

其次，蔣牢牢控制了財源，即江浙和上海財團——經過未來的妻兄宋子文的穿針引線，富可敵國的江浙財團與蔣結盟。與其說這批新興資產階級支持南京政府，不如說支持蔣本人。蔣在位，就給錢；蔣不在位，就撤回財政支持。

一手是槍桿子，一手是錢袋子，蔣有了制勝之法寶，才放心大膽地以退為進。「他用辭職來表明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一個惟一可信賴的『中國的救世主』」。果然，數月之後，南京政府軍心渙散、財源枯竭、舉步維艱，不得不請蔣回來主持大局。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還將有三次下野，然後再回來執政，獨裁更勝以前。每當政治鬥爭太劇烈時，蔣有一種傾向，便是誇張地跟政治嘔氣而下野，佯裝出古典士大夫的派頭，去寺廟隱居，進行儒者的反省和縱橫家捲土重來的規劃。下野成了蔣的一門政治藝術，他深知政敵並沒有能力應對困居，而且會暴露重大弱點，最後還是需要自己回來主持大局。而即便在下野之時，蔣手中仍然掌握著軍事、財政與人事大權。

敗退台灣後，蔣自動恢復中華民國總統之職，從此永遠連任，直到死神降臨——在被其控制得如鐵桶一般的台灣，他不再需要表演「下野秀」。蔣未能成為中國的獨裁者，卻意外地成為台灣的獨裁者。

蔣善於玩弄權術，大部分敵人都是其手下敗將：胡漢民突然遭到軟禁，鬱鬱而終；汪精衛被逼投靠日本，身敗名裂；桀驁不馴的「新軍閥」白崇禧、閻錫山、薛嶽等人，到台灣之後更成為其案板上的魚肉。然而，蔣的勝利只能算「慘勝」——他本人是一場更大的戰鬥的失敗者。蔣未能打敗毛，反而被毛擊敗，只能哀嘆：「既生蔣，何生毛？」政治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即便你打敗九十九個敵人，只要有一個敵人打敗你，你就是失敗者。

清黨：開因政見不同而殺人之先河

蔣介石追隨孫文初期，是其「容共」政策的支持者。早在一九二零年，蔣介石就勸說孫文放棄對歐美和日本的外交期待，「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並「赴俄考察政治，為澈底解決國是之計」。

一九二三年，蔣介石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率團赴蘇俄考察。蔣在莫斯科稱蘇共是中國國民黨的「姐妹黨」，會見紅軍高級將領，暢談在蘇俄幫助下進軍北京的計劃，並起草《中國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蘇俄負責人員意見書》。他應邀在有四百名紅軍官兵參加的大會上演講，稱讚「紅軍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強大的軍隊」。據蘇俄接待人員記載：「他在結束講話時幾乎是在吼，他的雙手在顫抖。」演講結束，他被熱情的紅軍士兵抬了起來。

孫文去世後，隨著蔣介石地位的上升，與共產黨的權力和理念之爭激化。經過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與蘇俄及中共漸行漸遠。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蔣透露清除共黨的決心：「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共產黨亦認為只有自己才是革命者，蔣是「反革命」。從此，國共兩黨陷入「革命」和「反革命」的意識形態之爭以及赤裸裸的殺戮和戰爭之中。

一九二七年春，蔣介石佔據南京和上海兩大中心城市，擁有東南富庶之地，有了清黨的本錢。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等人以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支持清黨，掌握兵權的何應欽、顧祝同、李宗仁、白崇禧等將領也表示支持。最殘酷的屠殺從上海開始，此時蔣介石沿江而上去了南京，故意遠離殺戮之地，保持雙手的乾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青幫頭子杜月笙招募的數千名配備槍械的青幫分子，在新成立的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的配合下，向多處工會據點發起攻擊。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商務印書館大樓，從裡面突圍而出的人中有中共未來的總理周恩來。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已成為蔣介石重金懸賞的要犯。一日之間，上海有上千名共產黨、工人、學生和無辜者被殺害。

此後數月，清共殺戮在蔣介石軍隊控制的多個省份重演。共產黨則以在南昌、廣州等地發動更血腥的暴動來報復。仇恨這個魔鬼一旦被從潘朵拉的盒子中釋放出來，就再也裝不回去了。擔任蔣的秘書的陳立夫寫道：「這是一場消滅敵人的血腥的戰爭，我必須承認許多無辜者也被殺掉。」比如，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國民黨市黨部工農部秘書張君毅，並非共產黨員，被莫名檢舉，遭警備司令部秘密逮捕。市黨部一再向警備司令部交涉，請其釋放，均遭拒絕。張氏終被槍殺，且罪狀未宣佈，屍身亦不知去向。

清黨運動的最大特徵，就是它的血腥。它開創了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上，奪取政權者用暴力，並輔之以群眾檢舉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內殘酷地清除異己的先例。北洋時代的執政者也曾用卑劣手段對付政見不同者，卻從未大規模地殺戮平民。從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黨到一九四七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蔣介石「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人」的處置方法一脈相承。採訪蔣的記者文森特•希恩感嘆說：「蔣敏感而機警，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他已經踏上了成功之路，而且我完全相信他會獲得成功。」

盲目而恐怖的殺戮行動，並不能消滅政見的不同和思想的差異。國民黨剛剛結束全國範圍內的清黨行動，共產黨又在各個城市的學校和工廠中奇跡般地展開活動。蔣介石調動兵力撲滅共產黨在各城市的武裝暴動，卻無法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從人們頭腦中驅趕出去，也不可能澈底禁止青年人捲入激進政治這個「黑暗世界」。

胡適在一九二七年的一場演講中提出，解決中國赤化問題的惟一方法，就是趕快促進物質進步，如果社會民生問題解決了，就能根絕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剛愎自用的蔣介石不願聽取此類建議。即便確立了絕對的軍事與行政控制地位，蔣介石明顯缺乏能力或極不情願改革基層的政治制度，並推動社會經濟改革。這就將廣大生活困苦的農民拱手讓給共產黨，成為共產黨的「群眾基礎」。

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這一天開始，蔣介石註定一生與共產黨纏鬥不已。他未能在與共產黨的民心爭奪戰中取勝：他自己不貪汙，卻縱容家人和親信貪汙；他生性冷漠，對農民的苦楚漠不關心。他甚少得到民眾的愛戴——除了抗戰勝利之後那短暫的幾個月。

蔣介石晚年像義和團的大師兄唸咒語般地宣誓「反攻大陸」，這是他給跟隨其逃到台灣的兩百萬官兵惟一的慰藉。實際上，他心知肚明「反攻大陸」此生無望。一九五四年，蔣介石與美方簽訂《中美防禦條約》，規定台海任何軍事行動須雙方有一致意見方能發動。美方明確表示，只是協防台灣，不支持蔣反攻大陸。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對國府駐美大使葉公超抱怨，在美國不支持的情況下反攻只是自殺行為，老蔣卻年復一年地侈談反攻大陸，不但是「騙人」，更會讓民眾失去信心。對蔣氏而言，騙別人騙久了，把自己也騙進去了——沒有望梅止渴的期盼，又如何度過失敗者的餘生？

南京國民政府顛覆中華民國之法統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黨部授印，胡漢民代表國民政府受印。這兩位德高望重者足以撐起新政府的面子。但是，這一儀式從一開始就表明，國民黨高於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的權力來自國民黨中央黨部。

這一儀式也顛覆了北京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國家元首由民選之國會推舉。南京國民政府沒有國會，蔣介石亦不屑於承續中華民國的法統。南京國民政府的國旗（青天白日旗）和國歌（「中國國民黨黨歌」，又稱「總理訓詞」）都迥異於此前在國際上代表中華民國的北京政府的國旗（五色旗）和國歌（「卿雲歌」或「中華雄立宇宙間」）。嚴格地說，南京國民政府並非中華民國——與其說中華民國是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終結的，不如說是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顛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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