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海軍與全球秩序的轉變（簡體書）

《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關於海權的重磅新作！海權如何影響了二戰？二戰又如何重塑了海權？六強格局如何變為美國獨霸？從戰略角度全面考察二戰海戰如何改變了全球秩序！附50多幅精美海軍水彩畫，頗具收藏價值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世界上有六個海軍強國——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其中，英國海軍的實力依然強于其他五國的海軍。短短六年後，1945年，當這場世界大戰落幕時，世界上僅有一個海軍強國，那就是美國。英國海軍實力大減，剩下四個國家的海軍已被摧毀。英國的海上霸權讓位於美國的海上霸權。而這就是二戰海戰導致的結果。1939年9月17日，德國的一艘U艇在愛爾蘭西南部擊沉了英國航母“勇敢號”，二戰海戰正式打響。戰爭在三個戰場同時進行：在大西洋，這是一場破交與保交的拉鋸戰。德國U艇持續獵殺盟軍的商船，試圖扼殺通向英國的海上貿易路線，而盟軍海軍的主要任務是護航。在太平洋，這是一場典型的馬漢式較量，是美國和日本爭奪制海權的戰爭。戰列艦對戰列艦，航母對航母……大規模艦隊戰一場接著一場，拼的是雙方海軍的真正實力。在地中海，上述兩種類型的戰爭都存在，但規模小得多，實力較弱的意大利海軍無法對盟軍海軍構成有力威脅。1943年，意大利投降，盟軍先是在地中海海戰中勝出。1945年，隨著德國和日本相繼投降，二戰海戰終於落下帷幕。《海權的勝利》從二戰前六大海軍強國的基本面貌一直寫到戰爭結束，是一部二戰海戰的全景紀實。同時，保羅‧肯尼迪教授延續了他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的方法，將對歷史事件的敘述與戰略分析結合起來，從經濟、軍事、技術、地緣政治、戰略思想、政治決策等多重角度，為我們盤點了六國海軍各自的優勢和劣勢，詳細分析了六國海軍沉浮的原因尤其是美國海軍快速崛起的原因。二戰海戰導致了美國海上霸權的興起，奠定了戰後幾十年的全球秩序。肯尼迪教授的這本新作，為我們深入認識這種秩序提供了有力的助益！

[英] 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國際關係史和戰略史巨擘，耶魯大學迪爾沃思歷史學教授，耶魯大學國際安全研究項目主管，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美國哲學學會會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博士，曾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長、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研究員。2000 年，他因在歷史學領域的貢獻被授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2014 年，他因在海事歷史研究領域的貢獻，榮獲了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哈滕多夫獎。
他的代表作《大國的興衰》自1988年出版以來已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全球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代表作還有《英國海上霸權的興衰》《英德對抗的興起，1860—1914》《戰爭與和平的大戰略》《聯合國：過去與未來》《二戰解密：盟軍如何扭轉戰局並贏得勝利》等。他目前還是眾多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的成員，並為《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以及許多外語報紙和雜誌撰稿。

1、與一般戰史非虛構作品不同，本書夾敘夾議，尤重戰略分析，詳細記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大戰略思想的碰撞與演變，討論了主要海軍強國的作戰理念，還對關鍵決策及其成敗進行了深入剖析。

2、以宏闊的視野對海權格局進行提綱挈領的整體論述，運用大量原始數據，論證了經濟實力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新技術和武器、地理和地緣政治對海戰的關鍵影響。

3、《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的學術生涯起點就是關於二戰海戰的研究，他在50多年以後回到這一主題，堪稱其晚年集大成的追本溯源之作。

4、從2000年代的大國崛起到如今海軍的崛起，都是國人高度關注的主題，理解美國在20世紀上半葉如何崛起，二戰後延續至今的海權格局如何形成，在21世紀上半葉中國崛起、走向遠洋的大變局下，定將帶來有益的啟發。

5、圖文並茂，包括40多幅地圖、圖表和表格，還搭配50多幅海洋畫家伊恩‧馬歇爾描繪海戰的精美畫作，將戰艦的威武與海洋的壯麗充滿詩意地結合起來。

推薦序: 二戰中的同盟國海權是如何勝利的？
前言
第一部分 佈置舞臺

第一章 序幕：海權與歷史進程
第二章 1939年以前的軍艦和海軍
受海軍條約限制時代的海軍
當時的戰艦
1939年的六大海軍
第三章 地理、經濟和地緣政治
地理因素對六國衝突的影響
經濟上的變量：科技和生產力
戰略思想家和海戰的勝利

第二部分 大海戰紀實，1939—1942年

第四章 二戰初期的海上戰爭(1939年9月—1940年7月) 
“施佩伯爵號”的史詩
挪威淪陷
1940年4月至6月西線的災難
“向西看，大地一片光明！”
第五章 歐洲戰場的海戰(1940年7月—1941年12月) 
大西洋鬥爭加劇(1940—1941)
地中海的複雜形勢
戰爭蔓延到太平洋和東南亞
第六章 全面海戰(1942年) 
大西洋，北極和加勒比海域
馬耳他及其內海
日本的猛攻、決戰中途島和海戰的轉型

第三部分 關鍵之年，1943年

第七章 盟國控制海洋(1943年) 
地中海戰場的勝利
北大西洋戰場的勝利
美軍在太平洋緩慢推進
第八章 全球力量平衡的轉移(1943—1944年) 
美國新海軍
美國空中力量的爆炸式增長
資源和軍工實力的比較
資助戰爭
長期歷史趨勢的自然結果？

第四部分 大海戰紀實，1944—1945年

第九章 盟軍在海上的絕對優勢(1944年) 
1944年的太平洋巨浪
側翼包抄：北極和地中海
第十章 盟軍在海上的勝利(1945年) 
U艇迴光返照的有限威脅
日本被擊潰(1945年1月至7月)
沖繩島戰役

第五部分 影響與反思

第十一章 二戰中的海軍和海權：一次盤點 
結語 歷史的洪流 

附錄 從三個角度看二戰中關鍵的1943年
附錄一 1943年5月6日，在黑暗中擊沉U艇
附錄二 假設的因果鏈：從蘇裡南的鋁土礦山到1943—1944年西太平洋的海空勝利
附錄三 美國排名第一：1930—1960年各大國戰艦總噸位

致謝
注釋

序幕：海權與歷史進程
1938 年夏天，在馬耳他歷史悠久的大港，地中海柔和溫暖的(海水輕輕拍打著兩艘相對停泊的大戰艦的兩側。在這些戰艦的後方，矗立著 15 世紀聖約翰騎士團(Knights of St. John)建造的柱廊。一艘海軍部拖船在附近移動，小船偶爾往返於登陸點，但幾乎沒有其他活動。那時的世界似乎很平靜，雖然並不是完全靜止。眼尖的觀察者可能會注意到，在“胡德號”和“巴勒姆號”的巨型炮塔頂部，有幾道鮮豔的條紋。在此時仍在進行的西班牙內戰中，這些條紋向上空飛過的飛機表明，這兩艘軍艦和地中海戰區的其他英國軍艦是中立的。那時，國際舞臺上還沒有完全消除戰爭的陰雲。西班牙的戰爭仍在繼續，雖然只是在陸地和空中。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剛剛結束。 1938 年 3 月，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通過“德奧合併”兵不血刃地進入了奧地利。在遠東，日軍正在中國的大片地區推進。此時，每一個大國都在重新武裝，雖然有些國家的速度比其他國家慢得多。儘管如此，當時可能只有少數外交事務專家認為，他們正處於一場比“一戰”規模更大的戰爭的邊緣。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幾年之後，他們就會迎來一個分水嶺，整個國際體系幾乎完全崩潰。考慮到每週發生的事件通常都很不明朗，猜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是十分困難的。
正是像馬耳他大港那樣的場景，讓英國和整個西方普遍感到穩定和安全，雖然有西班牙和遙遠的中國的戰事，雖然有希特勒令人不安的講話。事實上，有一長串的理由可以讓人相信情況不太可能很快發生變化。我們不妨把這些理由逐條列舉如下，哪怕只是為了凸顯即將到來的轉變的嚴酷性。

‧ 除了西半球之外，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仍然穩固。
‧ 大英帝國在 1938 年似乎仍然是世界頭號強國。
‧ 馬耳他只是帝國全球網絡中非常重要的艦隊基地之一。
‧ 海權仍然是衡量世界影響力的主要標準，也是很簡單的標準。
‧ 戰列艦和艦隊仍然是衡量影響力的方式。
‧ 英國皇家海軍仍然是世界先進的海軍。
‧ 飛機的航程和破壞力還不足以使其佔據主導地位。
‧ 蘇聯距離遙遠，只有柏林和東京才會真正擔心它。
‧ 美國的興趣也很遙遠，主要轉向了太平洋。
‧ 日本是一個威脅，但只是在其所在地區，對西方的生存並不構成威脅。
‧ 國際聯盟雖已名存實亡，但歐洲國家的外交可以解決問題。

換句話說，在當時的世界裡，如果一個英國的軍官、教師、傳教士或橡膠種植園主乘坐英屬印度的客輪，從南安普敦到孟買(途經直布羅陀海峽、馬耳他、蘇伊士運河和亞丁灣)，一路上只會看到英國的港口、英國的船隻和英國的勢力。這是一個迪斯累裡可能很熟悉的世界。僅僅 20 年後，到了 1958 年，這個世界開始消失；而 30 年後，也就是 1968 年，它將不復存在。然而，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 30 年只是彈指一揮間。
這些場景之所以會看起來如此令人安心，局勢之所以會看起來如此安定，主要原因是，在大港，之前的幾代人都能看到類似的畫面，從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地中海艦隊為皇室訪問而精心打扮的黑白照片，可以一直追溯到更早時候展示納爾遜停泊在港外泊地的艦隊的凹版蝕刻畫。在某種程度上，馬耳他周圍的水域總是反映著力量的變遷。從諾曼人開始，西歐各個王國一直在爭奪對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權，這種爭奪不僅發生在它們之間，也發生在它們與東方的阿拉伯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當然，這裡也有布羅代爾筆下的地中海自然季節，從一代人到另一代人，四季的節奏保持不變，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人們的生活模式看起來很相似。 但是，這片海域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也很重要。在現代，戰爭、外交和王國的故事所表明的首先是歐洲之外的世界在 1800 年左右之後的逐漸衰落。歐洲國家之間爭奪霸權的持續鬥爭已經蔓延到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這種鬥爭現在正在北非海岸及更遠的地區上演。從阿爾及爾到牙買加，從開普敦到雅加達，都落入了歐洲人的控制之下。地球(或者至少是那些容易受到海權影響的地區)正在落入大西洋主要海洋國家的統治之下，而且幾乎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這一趨勢。商人、資本家、傳教士、工程師甚至學校教師可以從英國本土湧向開羅和加爾各答，但走在他們前面的是英國士兵，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令人生畏的堅船利炮。馬耳他大港的景象之所以是寧靜的，這不過是因為西方贏了。
當然，這就是美國作家阿爾弗雷德‧ 塞耶‧ 馬漢(AlfredThayer Mahan)反復灌輸給其讀者的歷史信息。毫無疑問，他過分強調了海軍事務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沒有認識到歐洲海權的影響有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背景，因此並不是普遍的。然而，事實是，從 16 世紀到 20 世紀，從加勒比海到亞丁灣，在這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裡，歐洲的海上強國佔據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顯示出另一位學者所說的“西方人的影響” 。雖然歷史學家們仍在熱烈討論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經濟差異的程度，但是毫無疑問，隨著 19 世紀工業化的發展，由於海上強國的強力手段，世界的平衡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還在繼續發生變化。在這幾十年裡，是西方的炮艇沿著長江和尼日爾河航行，而不是東方的帆船沿著泰晤士河或哈得孫河航行。據說在 1600 年之後，歐洲經歷了許多“革命”，如商業革命和科學革命，其中肯定還有“海上軍事革命”，而這場革命可以解釋歐洲人是如何成功的，那就是通過有組織的國家資助和國家建造的軍艦艦隊，爭取國際貿易和市場的控制權，並通過奪取沿海地區，實現佔領內陸地區。
從 1789 年到 1919 年，“漫長的 19 世紀”似乎證實了歐洲在經濟、技術和海上的主導地位正在加強。工業革命在拿破崙戰爭時剛剛開始在英國興起，一百年後已經廣泛傳播到整個歐洲大陸。鐵的時代已經讓位於鋼的時代：煉鋼廠、鋼鐵戰艦、鋼鐵機車和巨大的鋼鐵炮彈。 隨著生產力和工業實力的擴張，從西北歐到地中海沿岸，歐洲的政治勢力也在擴張，越過北非，通過黎凡特，進入近東。在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隨著法國、意大利和英國通過條約確認了對殖民地的佔領，殖民國家得以進一步推進，利用同樣優越的建造能力，在歐洲和非洲沿海興修新的大型商業港口、海軍基地和碼頭設施。法國人在凱比爾港(Mers-el-Kébir)一個古老的阿拉伯定居點上建造了巨大的海軍基地。港口城市貝魯特在商業和文化上蓬勃發展，被稱為黎凡特的巴黎。敬業的法西斯規劃者徹底改變了老班加西港口的面貌，而與此同時，他們也正在對意大利較大的母港進行現代化改造。馬賽和熱那亞發展迅速，相互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這個故事中甚至還有人口統計學方面的因素，而研究海軍和世界強國的歷史學家很少考慮到這一點。雖然歐洲在“一戰”和 1918 年流感大流行的雙重打擊下損失了大量人口，但總體人口數量仍在穩步上升，因此有了這樣一個奇怪的事實：歐洲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直到 1928 年才達到峰值(22%)，然後在隨後的幾十年裡迅速下降。 這也意味著，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仍在向其殖民地輸出人口、資本、商品、基礎設施，延續著殖民統治。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移民主要去了澳大利亞、南非和美國，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則大量移民到阿爾及爾、奧蘭、的黎波裡、班加西和周邊地區，除了建造林蔭大道、民用房屋和火車站之外，還建造了供客輪和貨船停靠的新港口。這些港口、艦隊基地和其中的戰艦既象徵著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歐洲主導下的世界秩序，也是這一世界秩序得以實現的手段。在 20 世紀30 年代末的“地中海世界”，甚至連自然景觀也在發生變化，三支龐大的海軍(即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海軍)從北到南，從西到東，在各個港口之間穿梭。以幾乎同樣的方式，至少有四支海軍(日本、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海軍)穿梭於中國和更南方的港口。與此同時，荷蘭的軍艦正在東印度群島遊弋，炮艇在非洲的河流上往返。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似乎仍是歐洲的天下，納粹抱怨的只是沒有能夠分一杯羹。這也是日本人的立場，雖然他們正在採取措施來改變遠東的格局。當時的美國人可以在新加坡和雅加達開展貿易和金融業務，美國炮艇可以在香港加油和補給。既然可以享受帝國的好處，而不需要為之付出代價，美國為何要去打亂殖民秩序呢？畢竟，美國已經獲得了一些殖民地(菲律賓、關島、薩摩亞和波多黎各)，這些幾乎都可以提供海外海軍基地。 在 1938 年，美國根本不需要獲得更多的殖民地。
因此，高大雄偉的軍艦停泊在受到良好保護的港口，這不僅是英國的現象，而且是更廣泛的現象。對於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來說，沒有什麼比看到自己國家的軍艦更令人興奮的了，無論是在本國港口還是在國外旅行時。因此，英國愛國者如果在英吉利海峽或亞丁灣近海看到一艘皇家海軍戰列艦，可能會激動不已，而意大利人則會為停泊在塔蘭托、那不勒斯、的裡雅斯特和其他地方的墨索里尼的新海軍艦隊而感到自豪。例如，在任何駛近那不勒斯的火車上，透過車窗，遊客不僅可以看到這個快速發展的港口的起重機、造船廠、海關和移民大廳，還可以看到意大利皇家海軍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戰艦。 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證明海權的重要性呢？
無論這些西方戰艦的形象多麼引人注目，多麼漂亮，它們的戰鬥力和政治領導人在需要時部署武力的決心都是實實在在的。在西班牙內戰的後期，“紮拉號”(Zara)重型巡洋艦已經介入。1939 年 4 月，當墨索里尼進攻阿爾巴尼亞時，它再次被部署。英國在馬耳他停泊的戰列艦及其部署背後的威懾目的也是實實在在的。它們的 15 英寸 a 火炮是真實的，致命的，具有巨大的破壞力，而且這樣的火炮有很多。成千上萬的英國水手湧入瓦萊塔和斯利馬港口附近的英國酒吧和茶館，成千上萬的馬耳他人在大型修理廠工作，他們並不會想到，區區一代人之後，這個由皇家海軍主導的世界就結束了。他們怎麼會想到呢？畢竟，那麼多年來，一切都沒有改變。僅有的挑戰者也許是另一個歐洲海軍強國意大利，意大利的軍艦和港口也確實離得不太遠。但這樣的挑戰即便真的發生了，肯定也將是有限的、區域性的挑戰，既不會顛覆傳統的海軍形式，也不會顛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總之，在 1936 年或 1938 年，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上文列舉的任何一個地緣政治和軍事假設可能是錯誤的嗎？歐洲仍然是世界上的重要地區，與遙遠的東京、自我孤立的莫斯科、默默無聞的北京(北平)和看起來仍然帶著鄉土氣的華盛頓特區相比，倫敦、巴黎、柏林和日內瓦是世界上重要的首都，歐洲仍然是世界的重要部分，這樣的觀點會受到質疑嗎？雖然華爾街擁有巨大的金融影響力，但大英帝國仍然是世界霸主，擁有大量海軍基地，英國皇家海軍仍然是世界先進的海軍，擁有佔據這些基地的艦隊，這樣的觀點會受到質疑嗎？戰列艦仍然是任何海軍中主要的艦船類型，因此戰列艦數量仍然是衡量相對實力的適當標準，這樣的觀點會受到質疑嗎？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前文所描述的馬耳他大港的景象不會改變，這樣的觀點會受到質疑嗎？的確，在歷史上，帝國的興衰時有發生，但沒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很快就會發生。
那麼，是什麼可能導致這種政治格局的改變，而且是劇烈的改變呢？事實證明， 20 世紀 20 年代是大國復蘇和軍事穩定的十年，而不是“一戰”後動盪的十年。無論是沙皇當權還是布爾什維克當權，“來自俄國的危險” 都被逼到了牆角。到了1917 年前後，幾乎被摧毀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得到了加強，或者說它加強了自己。在大規模戰爭的壓力下，大英帝國雖然被削弱，但並未被摧毀；而且它在和平協議中發現自己的領土得到了擴張，奇怪的是它感覺自己沒有看上去那樣強大。 意大利保住了它在大國俱樂部的一席之地，墨索里尼想要的只是一個更好的位置。在 1917 年之前，日本海軍曾經在地中海執行反潛巡邏任務，現在只能在遠東的海域才能看到其身影。在 1918 年，美國巨頭似乎準備成為“歐洲霸主”鬥爭僅有的仲裁者，但現在卻暴躁地開始真的退出國際事務：退出國聯，退出為法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機制，除了敦促同盟國償還戰爭債務之外，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選擇了退出。 20 世紀 30 年代初，各個大國竭力穩定其股票市場和貨幣，斯坦利‧ 鮑德溫(Stanley Baldwin)領導下的英國、安德烈‧ 塔迪厄(André Tardieu)領導下的法國和胡佛領導下的美國潛藏的對政治保守主義的廣泛渴望有所增長，很難被謹慎的、孤立主義的羅斯福所取代。在 1930 年倫敦海軍會議(London NavalConference)上，列強同意進一步凍結海軍軍備，這明確表明，這一時期似乎沒有什麼波濤洶湧的歷史浪潮。如果說“一戰”把許多妖怪從瓶子裡放了出來，那麼戰後幾年的目的就是把盡可能多的怪物塞回瓶子裡。
此外，雖然到 20 世紀 30 年代末，軍事技術領域確實出現了一些轉變的跡象，但它們的影響很容易被誇大。問題是在 1919 年後的海軍和陸軍中，出現了與政治和外交領域類似的普遍的保守主義回歸。這樣說可能聽起來很奇怪，但諷刺的是，“一戰”的持續時間和戰鬥強度，尚不足以讓真正突破性的技術和結構占上風。在 20 世紀的頭十年，一些更新的、具有顛覆性的系統(潛艇、魚雷和飛機)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在戰爭發生之前，它們還沒來得及充分發展。奇怪的是，“一戰”的戰鬥是如此之“大”，這反而容易使一切慢下來，在空中力量真正發揮出來之前，陸地和海上的軍事鬥爭甚至陷入了停滯。西部戰線很快就變得過於漫長，並且陷入塹壕戰，在那裡作戰的軍隊也變得過於龐大，以至於閃電戰無法取得成功。革命性的高爆炮彈火力足以消滅幾個營，卻無法在層層戰壕和纏繞的鐵絲網上炸出缺口，機槍成了防禦戰爭的上佳武器。坦克的數量太少，而且姍姍來遲。內燃機(以軍用卡車的形式)幾乎沒有出現。遠程重型轟炸機即將投入廣泛使用，但是當時還沒有實現。航空母艦剛出現不久，速度和長度還不夠，也缺乏適合它的更強大的飛機。兩栖作戰失敗得一塌糊塗，前途並不樂觀。英國大艦隊(Grand Fleet)和公海艦隊(High Seas Fleet)的大量戰列艦擠在北海狹窄的水域，導致了謹慎的戰術和保守的結果。作為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海軍作戰工具， U 艇因為盟軍採取的護航行動而失去了用武之地。由於潛艇探測器(ASDIC，即聲呐)的發明，潛艇被認為在未來的戰爭中不會構成威脅。 1919 年後，當英國和德國的海軍將領回國競相寫作回憶錄時，他們更加相信大型戰鬥艦隊仍然是關鍵，而他們的大多數美國和日本同行對此表示贊同。保守派主要佔據了陸軍和海軍的高層，赫伯特‧ 裡士滿爵士(Sir Herbert Richmond)、巴茲爾‧ 利德爾‧ 哈特爵士(Sir Basil Liddell Hart)、 J. F. C. 富勒(Fuller)和比利‧ 米切爾(Billy Mitchell)等激進的戰爭理論家對此深惡痛絕。
然而，海上力量的形象，無論是停泊在馬耳他的“胡德號”和“巴勒姆號”的雄偉外觀，還是 1938 年停泊在母港的意大利重型巡洋艦的優雅形狀，都絕不是不合時宜的。例如，“巴勒姆號”的舷側全重 1.5 萬磅，它的高爆炮彈可以擊中 20 多英里之外的目標。只要其他國家的海軍堅持擁有大量裝備重炮的主力艦(1936年之後實際上建造了更多更大更快的主力艦)，那麼自己國家的海軍就應該這樣做。驅逐艦艦隊可以阻止潛艇接近戰列艦，而那個時代的轟炸機似乎也沒有那麼大的威力，破壞性不是特別強。還有其他武器可以挑戰這種全副武裝的戰艦嗎？
也許有一個。在 20 世紀 30 年代末，在英國往東 6500 英里的地方，一艘完全不同的主力艦正在其本土水域和鄰近洋面遊弋。日本“加賀號”航母不像那些意大利重型巡洋艦那麼優雅，它的“拳頭”也不像“胡德號”和“巴勒姆號”的 15 英寸炮彈那麼厲害，然而，它確實是一艘非常致命的戰艦，以自己的方式，擁有巨大的破壞力。“加賀號”起初是 1920 年為日本帝國海軍建造的戰列艦(幾乎與“胡德號”同時代)，在《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即《五國海軍條約》)簽訂後的幾年裡被徹底改造，成為日本海軍的大型航母之一，排水量約 3.3 萬噸，主飛行甲板長度超過 800 英尺。在 20 世紀 30 年代，它再次被改裝，配備了更新的推進系統，使其成為一艘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戰艦。
換句話說，日本海軍是如此徹底地重建了其略顯陳舊的航母，
以至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時，它們在速度和威力方面可以與現代英國或美國任何一艘航母相媲美，可以搭載至少同樣多的魚雷轟炸機和俯衝轟炸機，如果不是更多的話。考慮一下就會發現，炸彈和 1200 磅魚雷的總威力是驚人的。更重要的是，這些日本航母並沒有避開外國人的目光。甚至在第二次改裝之前，在 1932年“一‧ 二八事變”時，“加賀號”就已經在中國海域行動了。在1937 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它攻擊了許多目標，僅在 1937年就航行了大約 33 000 英里。 在 1938 年和 1939 年及以後，當歐洲國家的海軍在海上活動的時間大大減少時，日本海軍命令全部 6 艘航空母艦反復進行集體演習，以提高同時放飛多架飛機打擊遙遠目標的能力，無論是陸地還是海上目標。就在那些高大的老式戰列艦正在地中海港口停泊的時候，或者偶爾出海進行射擊練習的時候，一種新型的遠程海戰正在逼近。然而，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誰又能知道這些戰艦的命運會如何呢？
到了 1938 年前後，航母特遣艦隊開始在太平洋兩岸集結和訓練；儘管歐洲還無法形成這種艦隊，或者說它們還不存在。此時，每支海軍都在努力建造更強大的潛艇。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還很難想像這些破壞性的武器系統將在海上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此時各國海軍的主要支出都用於建造全新的戰列艦和重型巡洋艦。然而，如果發生另一場“全面戰爭”，三個修正主義國家投入巨大的海空資源來打破西方的束縛；如果納粹德國不僅動用了大型水面艦艇，還動用了數百艘 U 艇，準備再次發動大西洋之戰；如果日本為了控制西太平洋而攻擊美國的主力艦隊；如果意大利和德國決定封鎖英國的地中海輸油管道 —— 情況也許就會發生徹底的變化。當然，如果這一切都發生了，如果出現了一場瘋狂的、大規模的改變世界秩序的嘗試，如果發生一場比“一戰”規模大得多的海上戰爭，那麼在新的霸權衝突中，原有的戰略格局瓦解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這樣一來，各方的軍艦都可能會遭受巨大損失，其規模雖然比不上“一戰”期間的海上戰爭，但是堪比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 到那時，許多在 20世紀 30 年代和平時期出現在各國艦隊港口的熟悉名字將不復存在。它們會隨著前面大港場景中所暗示的安逸的海上世界一起消失。
可以說，敏銳的觀察者可以從這一時期的軍艦場景瞭解很多關於這些國家的情況，因為它們透露了海軍的優先事項和開支分配，也因為 20 世紀 30 年代末的艦隊部署告訴我們，各個國家所認為的這個時代極能體現力量和影響力的因素是什麼。然而，如果這些艦隊被用於一場重大而持久的鬥爭，我們能夠從中得出的關於這些國家相對經濟實力的信息就相對較少了。當然，如果為了這樣一場全面戰爭而大規模動員國家力量，那麼世界上的海軍 —— 連同空軍和陸軍 —— 將不得不徹底改變。列寧所說的作為事物的推動者和破壞者的戰爭“火車頭”將以更大的力量再次到來。歷史的滾滾車輪將會壓倒那個時代的海上力量。
著名的劍橋大學外交歷史學家紮拉‧ 斯坦納(Zara Steiner)在研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歲月的兩卷本著作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一個人怎麼知道什麼時候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正在慢慢開始呢？ 在一個相對平靜的時代，人們如何意識到自己正在跨越或至少接近世界歷史的一個分水嶺呢？她的回答是：個體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那麼，一艘來訪的法國或意大利海軍艦艇的艦長，在 1936 年甚至 1938 年對馬耳他大港進行禮節性訪問時，看到海灣對面的“胡德號”和“巴勒姆號”，怎麼能夠料到，在十年內，這些艦船都將消失，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也將結束呢？怎麼能夠料到，大型艦炮除了作為博物館藏品或封存在美國幾個遙遠港口的船隻上，就不會再有了呢？怎麼能夠料到，歐洲列強所擁有的龐大海軍基地網絡，如達喀爾、亞歷山大、新加坡、西貢(今胡志明市)和馬耳他本身，距離消失只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呢？要知道，自羅伯特‧ 布萊克(Robert Blake)和拿破崙時代以來，它們一直是各國海軍珍貴的戰略棋子。他是不可能料到的。事實上，換作我們，同樣也無法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