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棘闈：太平天國科舉與社會史

《突破棘闈：太平天國科舉與社會史》，上海交大彭靖教授著
――兼具宏觀視野與微觀考證的歷史力作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太平天國運動無疑是一道深刻而複雜的印記。然而，關於這場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人們的目光往往聚焦於其軍事鬥爭、政治制度與宗教思想，卻鮮少有人深入探究其在傳統文化領域，尤其是在「科舉制度」上的獨特實踐與深刻影響。上海交大彭靖教授的最新力作《突破棘闈：太平天國科舉與社會史》，正是在這一學術「留白處」下筆，為讀者呈現了一幅兼具宏觀視野與微觀考證的歷史畫卷。
這本書分為上下兩篇，結構嚴謹，邏輯清晰。
本書上篇〈太平天國科舉史〉是一場深入的學術探索。彭教授從太平天國前的晚清社會談起，層層剝繭，梳理出咸豐與同治年間科舉制度在動盪時局下的變遷。更為難得的是，作者詳細考察了洪秀全個人的科舉經歷，將其與起義思想緊密相連，揭示了科舉失敗如何成為其革命思想的催化劑。書中對太平天國開創性的科舉改革，特別是女試制度與《欽定士階條例》的實施，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考證與分析。這些獨創性的舉措不僅展現了太平天國與舊制度決裂的決心，也為後人理解其人才選拔思想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本書下篇〈太平天國社會史〉則將研究視角從科舉制度拓展至更廣闊的社會層面。彭教授巧妙地將太平天國運動置於一個立體的歷史網絡中，探討其對晚清上海的影響，分析湘軍與淮軍的崛起與興亡關係，以及政權得失與民眾基礎變遷的內在聯繫。書中專章討論美國與太平天國的關係，更顯其國際視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還特別著墨於太平天國的王府建築與壁畫藝術，將歷史研究與藝術史領域相結合，呈現出該政權獨有的文化風貌與歷史價值，打破了人們對太平天國的刻板印象。
本書的學術價值不僅在於內容的廣博，更在於作者嚴謹的考證精神與創新的學術觀點。彭靖教授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諸多歷史細節進行了撥亂反正，例如對江南貢院歷史的辯證考述，以及對《欽定士階條例》實施情況的修正。書中提出的「科舉制度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概念，以及如何借鑒歷史經驗來推動現代高考與公務員制度改革的討論，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正如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的郝倫教授所言，本書對科舉制度的歷史影響、現代意義及對文化發展的借鑑功能，都進行了極具價值的探討。
《突破棘闈：太平天國科舉與社會史》是一部嚴謹而不失可讀性的學術專著。它不僅是科舉學和歷史學研究的珍貴參考，其內容的豐富性與視角的獨特性，也足以吸引對中國文史與太平天國文化有興趣的廣大讀者。本書以紮實的史料與獨到的見解，為我們重新理解這段風雲激盪的歷史提供了新的可能。#蘭臺出版社#

《突破棘闈：太平天國科舉與社會史》作者彭靖簡介：
彭靖，現任上海交大終身教育學院講座教授，21歲發表譯作，38歲獲得教授職位。兼任國家財政部，以及上海市經信委、科委評審專家。兩任上海市科技進步獎、自然科學獎評委。在美國、中國出版紀實文集《塵封的歷史》，傳記文學《一代英才鄧嗣禹》，歷史學專著《中國考試制度史》（商務印書館，2021年增補版，2025年俄文版）等16部書籍，主編《鄧嗣禹文集》（八卷本，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專案）。譯著有《重訪中國》《張喜與南京條約》，在《軍事歷史》《中國考試》《學術界》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發表散文、文史和黨史研究文章200餘篇。曾獲得「魯迅文學杯」全國文化精英大賽金獎、第十屆「丁玲文學獎」提名獎等多種獎項。散文、詩歌作品入選多種文集，並有英文版出版。
在2018年到2025年期間，先後在美國舊金山電視臺、美國「華人驕子」欄目、中國「匠心品牌」欄目和中國新聞社等，四次接受媒體訪談。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等國內外著名大學，上海市圖書館、廣東省圖書館等，國內10餘家省級圖書館作過專題學術演講。

《突破棘闈：太平天國科舉與社會史》序章：寫在歷史留白處
太平天國運動，是洪秀全領導的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轟轟烈烈的革命大起義，也是19世紀中葉中國的一場大規模反清運動。從1851年（咸豐元年）開始，至1864年（同治三年）結束，持續14年，縱橫17個省，對於推翻滿清政權統治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這次大起義發生在中國剛剛進入近代的早期階段，勢必帶有當時的歷史特點。其中，在推行科舉考試方面，在太平天國初期，太平軍攻克永安、武昌之後，就舉行過科舉考試。從史料上看，太平軍每佔領一地，就發表布告示，進行臨時性的考試，這是其雛形。1853年洪秀全定都於南京後，就正式開科取士，到1862年止，共舉行過十次京試，從未間斷。
在科舉考試形式上，雖然太平天國前期與明、清兩代相似。但是，後期在制度與內容上，都具有強烈的改革創新精神。例如，1861年洪仁玕等人起草頒行《欽定士階條例》，經過作者研究證明，已經在天京之外省分實施，並在對於考試生員的照顧與變革措施方面，也比清廷更加人性化。先後錄取幾百名進士，其中文、武狀元17人。並專門設立女試，考選女狀元。太平天國除科舉之外，同時還有招賢制度，這些都是太平天國在選拔人才制度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
目前，在已出版的研究科舉制度的各類著作，往往僅是研究隋、唐、宋、元、明、清幾個所謂的正統王朝。這些朝代立國時間長，實行科舉制度時間久，把它們作為研究的重點自然是應該的。但是這樣做的結果給人一種錯覺，似乎除了幾個正統的王朝之外，其它政權就沒有實行過科舉考試。實際上不僅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國實行過科舉考試，張獻忠建立的大西國也曾開科取士，也考取有狀元，但是卻沒有文獻記錄。而太平天國的歷史要長得多，更具有代表性，並具有相關文獻記載。
鄧嗣禹在為太平天國史專家簡又文，出版《太平天國全史》一書撰寫時序言曾指出：「太平天國革命為十九世紀中國政治社會經濟一大巨變。其重要性與法國大革命，美國南北戰爭相仿佛」。而對於這一時期科舉制度改革意義的評價，他在其所著《太平天國與西方列強》一書中又曾指出：「太平天國的科舉考試制度，對於中國傳統考試制度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作用。」
2012年，王凱旋在其出版的《中國科舉制度史》一書中，也強調：「從科舉史的角度說，太平天國科舉實踐是中國科舉制度和科舉文化的重要內容，其許多內容仍是值得今後認真考證、發掘和分析研究的。」因此，將這一階段的科舉制度作為研究專著來論述，就使得對於科舉制度的研究更加全面。同時，也是人們全面研究科舉制度，正確認識和評價太平天國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視角。
另一方面，在國內目前出版的，涉及太平天國科舉制度的書籍極少。1961年商衍鎏出版的《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紀略》，仍是至今研究太平天國科舉制度最全面的書籍。但是，此書僅是對這一階段的科舉事件的粗略記述，附加應試詩文，輔以個別考證，並未對其利弊得失做任何分析。同時，還存在有個別記述不准與錯誤之處。近年，國內研究學者已發表論文予以指正。
研究太平天國科舉，就不能僅局限於科舉考試本身，而應該從科舉文化與社會史的多角度，立體化進行研究。本書分為十二章，從第一章到第六章為本書的「上編」部分，詳細論述了從太平天國前的中國社會、到太平天國同時期，咸豐與同治時期的科舉歷程與應試特色；洪秀全的科舉之路與起義思想，太平天國對科舉的改革與實踐，太平天國科舉的意義與社會影響等方面內容，結合大量史料進行全方位、綜合性分析與研究。同時，針對現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處，補充作者的觀點與評論。
早在2013年，作者在《中國考試》期刊上，就曾經發表過多篇科舉制與公務員制度改革、高考制度完善與國際影響力提升方面的論文。其中一篇涉及太平天國科舉與高考制度改革的論文， 2020年曾被華東理工大學碩士論文引用。同時，收錄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研究學者發表的〈21世紀以來我國「科舉與高考」研究述評〉文章之中。並作為引用論文，給予重點評論。
2013年，作者在《中國考試》期刊上的，發表的另外一篇論文〈科舉制的當代價值：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與公務員制度改革〉，從2015年到2020年期間，不僅被河南大學等三所高校的碩士論文引用，同時還被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洲和非洲研究所東方政治學系副博士論文引用，並發表長篇評論。 2019年，由作者主編《鄧嗣禹文集》（八卷本）獲批為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專案，2023年8月由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按照原作者的寫作風格，作為增補版本書籍，將「太平天國之考試制度」作為一個章節，補充在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書中。此次，作者進一步修改與完善了上述方面的內容。
江南貢院是江蘇、安徽兩省生員共同的鄉試場所，在中國科舉的發展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從事科舉學研究學者重點關注的內容。目前，從科舉文化角度而言，現有研究成果側重於科舉制度廢除後，江南貢院的存廢之爭，兼及貢院規模的變化；從社會史的角度而言，相關研究學者論述太平天國時期南京城的變遷時，並未能涉及到江南貢院的問題。然而，林則徐對於江南貢院的整頓措施，太平天國對江南貢院的改造與使用，以及江南貢院擴建的原因；曾國藩推動江南鄉試，對於恢復南京經濟繁榮等問題，尚未予以充分討論，導致對太平天國前後江南貢院的研究呈現斷裂狀態。
再有，目前國內外研究科舉與江南貢院的學者，許多人普遍認為：「三場考試共九天，吃喝拉撒全在一間約一點三平方米的號房內。」然而，在《續纂江寧府志》中記載：「同治五年（1866年），兩江總督李鴻章收買貢院迤西民宅基地，增建號舍2812間，曰狀元新號，加廁房81所。」從李鴻章「加廁房81所」的歷史記載，以及陳獨秀撰寫的《實庵自傳》中，對於所謂「屎號」和吃飯問題的描述，說明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事。為此，作者將以上有爭議的問題，作為第七章節的部分內容，詳細加以辯證與論述。
從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為本書的「下編」部分，結合現有的研究成果，作者從社會史的視角出發，梳理太平軍對於晚清上海的影響，論述了湘軍與淮軍崛起、民眾基礎變遷，以及美國與太平天國興亡三個方面的關係。
目前，國內科舉研究學者普遍認為：1864年4月洪秀全病逝，6月天京失陷，則事實上，《欽定士階條例》這一制度並未開始全面施行便告夭折。依據國內科舉學權威學者的論述，還有學者認為，直到1864年，《欽定士階條例》中的規定才正式生效，但此時已距太平天國滅亡之期不遠。可以說，《欽定士階條例》自頒布之後，從未完整地貫徹與落實。但是，筆者經查閱史料與分析後認為，事實並非如此。詳見第五章第四節「太平天國《欽定士階條例》的實施」。
在太平天國眾多王府中，還保存有各種壁畫。在王府裝飾藝術上，太平天國的壁畫藝術具有獨特的風格，且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與觀賞價值。在太平天國對於歷史與人類的貢獻之中，最為輝煌的藝術成就是壁畫。太平天國壁畫，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壁畫的進步，是繪畫史上的一朵璀璨奇葩。
截止目前為止，太平天國壁畫發現約35處，集中分布於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所以，國內學者太平天國壁畫研究主要集中於這三省發現的壁畫上面。但是，太平天國北伐時，太平軍進佔天津府靜海縣期間，所繪年畫在楊柳青一帶發現。這是目前研究學者尚未涉及與研究的內容。因此，第十二章以「太平天國王府與壁畫藝術」為題，進行論述。
太平天國運動，是集農民反抗思想之大成，數百萬太平軍民投身起義浪潮的革命運動，具有深刻的正義性，其歷史影響深遠，並值得認真總結與借鑑。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太平天國提不出新的社會改造方案，大多數始終難以突破前朝舊制。太平天國的民眾基礎，從最初階段軍民關係融洽，促進與繁榮經濟發展，到後期實踐上背離〈天朝田畝制度〉的基本主張，未能很好解決土地問題。加上後期腐敗問題嚴重，各項措施卻愈加繁雜無序，苛捐雜稅不勝其濫，導致民變情況不斷發生，從而喪失了民眾的基礎與支持。
洪秀全等天國領袖找不到走出農民戰爭失敗宿命的新路，歷經14年的革命運動，在清政府與美英法三國侵略者的聯合夾擊下，最終歸於失敗。但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代表了19世紀中葉，中國人民反抗壓迫剝削、反抗外來侵略的時代訴求，其革命性與進步性影響深遠。

彭　靖
2024年3月1日
寫於上海，海上書屋
2025年3月修改

序章：寫在歷史留白處　1
上篇　太平天國科舉史
第一章：太平天國前的中國社會　7
　一、前所未有的危機局面　7
　二、反清運動此伏彼起　11
　三、自然災害層出不窮　14
第二章：咸豐與同治時期的科舉歷程　16
　一、會試恩科、展緩與補科　16
　二、鄉試加科、展緩與借浙闈補行　24
　三、鄉試展停、補行的原則與特點　74
第三章：咸豐與同治時期鄉會試的應試特色　78
　一、變化莫測的赴考旅途　78
　二、寬嚴相濟的考試策略　81
　三、「捐輸廣額」政策的實施與廢止　85
　四、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的特色　99
第四章：洪秀全的科舉之路與起義思想　104
　一、少年生活與學堂時代　106
　二、屢試不第的科舉歷程　107
　三、洪秀全起義思想的來源　109
　四、實現開科取士的步驟　114
第五章：太平天國對科舉的改革與實踐　117
　一、太平天國初期的科舉考試　118
　二、定都天京後的科舉制度與實踐　119
　三、太平天國後期的科舉制度與管理　123
　四、太平天國《欽定士階條例》的實施　134
　五、設立女試與選拔女狀元　136
附：太平天國狀元名錄　142
　六、對於考試生員的照顧與變革措施　142
第六章：太平天國科舉改革的意義與社會影響　145
　一、太平天國對科舉制度改革的起因　145
　二、太平天國科舉改革的意義　148
　三、太平天國科舉改革的社會影響　149
　四、太平天國對科舉制度改革的利弊分析　156
第七章：江南貢院與太平天國時期的變遷　163
　一、太平天國前的江南貢院　164
　二、林則徐三次監臨江南貢院　170
　三、江南貢院：考場與監獄　175
　四、太平天國對於南京貢院的改造　180
　五、曾國藩推動江南貢院鄉試與經濟影響　183
　六、陳獨秀眼中的江南貢院　190

下篇　太平天國社會史
第八章：晚清上海與太平天國　194
　一、小刀會起義與太平天國　195
　二、太平軍首次進攻上海　200
　三、太平軍第二次攻打上海　206
　四、太平天國時期上海城市與人口現狀　222
第九章：湘軍崛起與太平天國興亡　226
　一、曾國藩與湘軍的組建　226
　二、曾國藩治理湘軍的謀略　231
　三、曾國藩與洪秀全的成敗原因　235
　四、太平軍在軍事戰略上的失誤　243
第十章：民眾基礎變遷與太平天國興亡　246
　一、初期建立良好的民眾基礎　246
　二、土地問題與腐敗現象導致民眾基礎變遷　255
　三、民變事件頻發與政權根基動搖　258
第十一章：美國與太平天國興亡　264
　一、太平天國前的中美關係　264
　二、美國傳教士的參與和影響　267
　三、美國的敵對態度與對太平天國的鎮壓　277
第十二章：太平天國王府與壁畫藝術　283
　一、王府建築的數量、分類與特徵　284
　二、太平軍佔領南京前的臨時王府　285
　三、在南京建造或改建的王府　288
　四、太平天國在南京以外的王府　293
　五、太平天國壁畫藝術的記載與起因　297
　六、侍王府壁畫的價值與創作者　300

後記　306

第一章：太平天國前的中國社會
在鴉片戰爭過後，太平天國起義之前，中國社會的弊端更加深重，清政府的威望幾乎全部喪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局面。鴉片戰爭中國家軍費開支增加，戰後付出巨量賠款，這些負擔最後都落到了農民身上。全國各地戰亂的形勢更加迫切，各地人民反抗清朝統治者的大小暴動連連發生，且此起伏彼。再加上自然災害層出不窮的因素，由此拉開了太平天國起義的序幕。
一、前所未有的危機局面
1842年8月29日，耆英代表清朝政府，在英軍炮口的威逼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是中國晚清時期簽訂的第一份不平等條約。次年，耆英又在廣州與英方先後訂立《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善後條款》，作為對《南京條約》的補充條款。鴉片戰爭期間，接二連三的慘敗與沉重打擊，如同五雷轟頂一般，令一直沉湎於「天朝上國」夢幻中的道光帝，及其文武百官們極為震驚。此前，他們對外部世界，特別是歐美國家的真實情況幾乎一無所知。
從公正的角度評價道光皇帝，他親政勤政，生活儉樸，對於被迫簽訂的《南京條約》，他抱恨終生，也常常覺得愧對列祖列宗，故在彌留之際留下遺詔：「朕萬年之後，斷不可行郊配之禮。」不可為他設立「神聖功德碑」。由此說明，他自身並不糊塗。
然而，作為清朝的最高統治者，他太愚昧於世界形勢，天朝上國之夢積習實在太深。而對於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貪得無厭的欲望和本性，他明顯缺乏清醒的認識和作為。以為中英議和條約既然已簽，英夷的願望已經得到滿足，中國就會像從前那樣回復永久性的平靜。鴉片戰爭過後，他不積極去總結失敗的教訓，力求中國的改革振興，反而堵塞言路，諱談西方之事。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去世為止，大清帝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仍然原封未動，中國現代化根本還沒有起動。因此，戰後十年的黃金歲月，就這樣像流水一樣白白流失掉了。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也誤認為西方國家入侵中國是暫時的，他們的要求滿足之後便不會再來，簽訂的《南京條約》不過就是一次「暫事羈縻」。但事實遠非如此，外國殖民主義者的野心與欲望永遠是不會滿足的。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兩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又以失敗而告終，被迫再次先後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國不得不再次向英、法國支付巨額賠款，增開通商口岸，並且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等等。
第二次鴉片戰爭改變了清政府對西方國家的短視看法。此後，西方國家也認清了大清帝國的虛弱本質，他們頻頻挑起事端，對中國的權益要求不斷增加。與此同時，清政府經過兩次慘敗的沉重打擊，對西方國家的看法也逐漸由蔑視變為恐懼。但是，失敗一個接著一個，除了滿足西方列強要求之外，清政府已經別無選擇。自古以來，中國至高無上的皇權破天荒地受制於西方列強，並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局面。
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可能給中國政治帶來重大影響的這一問題，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敏銳地觀察到：「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權力。」不僅如此，伴隨著巨額賠款的出現，外國公使的進駐北京，不平等貿易的往來與擴大，通商口岸的開放與增加，傳教士的紛紛到來等，西方對於中國的影響逐步擴大並不斷深入。西方政治、文化終於成為中國人關注的焦點，中國在被動挨打中被納入了以西方文化為霸主地位的世界文明體系之中。
西方上帝中國行的第一個成果，就帶動了一個落第秀才，名叫洪秀全的人，於咸豐元年（1851年）初在帝國的南方，發起了一次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由社會底層知識分子組織的造反運動。清政府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經制軍：八旗、綠營等部隊，在這場戰爭中很快被消滅殆盡。為了整治與自救，清政府被迫下放緊握在手中的權力，開始允許地方漢人自建軍隊，同時授權兵為將有。從此，「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開始形成。而且，漢人的建國意識也因此而開始復甦。以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為分水嶺，清朝帝國在瑟瑟秋風中，終於步入了它的晚期時代。
鴉片戰爭之所以成為大清帝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是由戰爭雙方不同文明、不同軍事實力、不同武器裝備之間的衝突和較量所決定的。
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這就是：在鴉片戰爭中，英國軍隊的人數不過七千，而且還是不識地理、不諳地形、勞師遠征的疲憊之師，充其量不過是一批規模較大的海盜而已，為什麼清政府調集的十萬軍隊，在數量上占著絕對的優勢，卻不能應付這群遠道而來的七千海外之人？
原來，通過大量的戰報與奏章的分析之後，胡繩發現：從內地調來的清軍雖然人數眾多，但卻是軍餉嚴重缺乏的軍隊，他們行動遲緩，戰鬥力極低。等到他們趕到廣東，機動靈活的英軍早已殺向內地。於是，這幫饑餓之師，便就地搶掠百姓，「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奪財物」。這樣的軍隊完全是一群嚴重缺餉的烏合之眾，他們不去禍殃地方就已經不錯了，還能指望他們去為國殺敵？由此，胡繩得出結論：鴉片戰爭失敗，是由於清軍的腐敗，以及英軍採取了清軍不擅長的海洋戰爭的手段所致。此外，還有清軍武器裝備極度落後方面的因素。
當時，清軍武器裝備落後，主要以弓箭、大刀與長矛等冷兵器為主，少量裝備火繩槍、滑膛炮等老式武器。戰船很多以「薄板舊釘」製成，「遇擊即破」。這樣的軍隊，難以擔負起保衛國家的重任。
同時，英軍擁有堅船利炮，清朝軍隊在沿海和他們硬拼，期望速戰速決，是沒有勝利希望的。但是，如果不與敵人在海上交鋒，而把敵人引入內河與內地，堅持持久作戰，使敵人失去所長，導致後援不濟。清軍就可以揚長避短，取得最後勝利。日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是最好的佐證。
二、反清運動此伏彼起
鴉片戰爭過後，中國社會的弊端更加深重，清政府的威望幾乎全部喪失，全國各地戰亂的形勢更加迫切。各地人民反抗清朝統治者的大小暴動連連發生，且此起彼伏。在北方有捻軍的反抗鬥爭；在南方有「天地會」的暴動；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有回、苗、壯、瑤等各族人民的起義鬥爭；在浙江也發生許多次農民暴動和起義。最後終於爆發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
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中，李劍農指出：從1841年到1850年的十年期間，全國無一年沒有民亂發生。他將收藏於《東華錄》中的諭旨，所涉及的內容摘錄如下：
1841年，湖北崇陽縣人鐘人傑聚眾三千人，設立都督大元帥府，自稱鐘王，攻佔崇陽、通城兩縣，到次年始平定。1843年，湖南武岡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眾戕官，據守洪崖洞，謀起事，旋被捕。1844年，臺灣嘉義縣人洪協，與武生員郭崇高聚眾二千餘人謀起事，旋被捕；又湖南末陽縣段、陽二姓因抗糧起釁，聚眾千餘人，由陽大鵬統率進攻縣城，經月始平。1845山東捻軍滋事，聚眾拒捕，與官兵接仗。又廣東各屬土軍四起，諭軍機謂：
有人奏稱廣州府一帶土匪，劫掠為生，結黨聚會數萬餘人；其著名積匪，如香山、新會、順德等處，姓名皆歷歷可數；上年查拿之臥龍、三合等會匪，搜捕未靜，嗣後復有新安、新寧各縣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鄉，引人，千百為群，肆行無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來匪類漸多，地方文武，不肯實力查拿，以致農民不安耕作……又香山縣城內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報劫者不下數千案……並有香山巡檢魯鳳林，被盜劫去，剃須勒贖等語。
1846年，山東嶧縣蘭山等處，盜劫頻行，並有擄人勒贖之案，諭令剿捕；又因廣東盜劫頻行諭令認真清查保甲。1847年，湖南新寧縣與廣西全州交界之黃坡崗瑤人雷再浩，與人民李輝、陳名機結黨糾眾，諭湘桂兩省合力剿辦，經年未平。1848年，諭軍機謂：「有人奏廣西盜劫各案……北流縣境有陳、李二姓，於道光二十六年為盜匪擄掠，橫州所屬南鄉墟地界，本年五月內有商船二十餘號，並遭劫搶，計贓一萬餘金……」。著桂撫鄭祖琛認真查辦。1849年，廣東陽山英德等縣盜徒滋事，命徐廣縉等剿辦。又廣西盜徒在廣東毗連一帶地方，聚眾滋事，都司鄧宗珩督兵追捕，負傷斃命；該徒並有鐵炮甚多，被官兵奪獲十二尊。又湖南新寧縣城被盜徒攻陷，戕殺知縣全家，經月始收復。1850年，因湘撫馮德磬剿亂不力，諭令兩湖總督裕泰督兵，會同廣西員弁進剿由湘竄桂之匪。
經過鴉片戰爭之後，國內階級矛盾主要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大階級間的矛盾是更加尖銳化了。戰爭暴露了封建專制政府在外國侵略者面前的無能，也暴露了它的外強中乾的本性。鴉片戰爭中國家軍費開支增加，戰後付出巨量賠款，這些負擔最後都落到了農民身上。他們遭受到更加沉重的封建剝削，許多人紛紛破產，或者失去僅有的田地。
我們現以浙江省為例。在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批土地買賣契約，寫有破產農民出賣土地的原因。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永康十二都水碓頭農民，週三元在賣給王俊卿土地契約上寫道：「今因年歲荒歉，口食缺需」。由此說明，週三元就是因為荒年口食無著落，而出賣賴以生存的土地。又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桐廬縣皇袁氏在賣給族內親人，明灼的土地契約上寫道：「今因口食無辦」，出賣「三十六會會一股田六厘，得銀三錢。」這是因為皇袁氏沒有飯吃，只得將廟會中一股土地賣掉，得些錢來買糧充饑。
當時，浙江省漕額重、漕弊深，也有不少農民為了納錢糧而出賣土地。浙江省博物館所藏契約文書中，在乾隆十年，永康農民徐有漢出賣土地的契約，就寫有「因錢糧無辦」而出賣土地。最典型的要算桐廬皇姚氏，她在道光十八年，「因夫故男幼，所欠錢糧無辦，自情願將夫遺民地一處」出賣給皇甫坤。她契約中寫得原因很清楚，丈夫死了，兒子幼小，欠下大量錢糧，官府催逼緊迫，只得出賣土地，將所得之錢用來交納錢糧。有學者估計，在太平天國運動前夕，浙江等14省的土地，有40%-80%集中在10%-30%的少數人手中，佔有60%-90%比例的多數人沒有土地。
除農民之外，手工業者、小商販等其他勞動人民也深受封建剝削之苦。當時，浙江各地關卡林立，捐稅繁多。僅杭州是一地，各式各樣的雜稅就有14種以上；城郊附近設徵收關口15處，稽查關口20處。同時，這些關卡「徵稅繁苛，關胥巡役等向來視為利藪，藉端需索，肆意誅求，商民視為畏途。」遂昌從事冶鐵的手工業工人較多，清政府就強迫冶鐵手工業工人交納鐵稅、鐵爐稅、砂炕稅。富春江產鰣魚，清政府除收魚稅外，又規定：「漁人首獲鰣，必獻之官」；還有所謂「官價」買魚，「半民間給錢」等等，有時官府人員連半價也不給。
勞動人民在封建統治階級敲骨吸髓的剝削下，過著悲慘的生活，遇到災荒，人們往往被迫「吃草吃糠，釜中食與餵豬料，溲相似，甚有數日不舉火者。」有的農民甚至忍痛賣兒，如浦江縣有一詩人寫了一首寫實的〈賣兒行〉：「囊無餘布炊無煙，不惜孤兒換斗粟……可憐母泣牽兒衣，兒將別母兒未知。」趙鈞在〈過來語〉中也載：「聞（溫州）南陳有賣一女，得錢八千，除開銷，到手只有數百，可憐屠極矣。」因此，這些典型事例，都是導致在全國各地爆發農民起義運動的重要原因。
三、自然災害層出不窮
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起，黃河曾連續三年三次決口，使得河南、山東、安徽很多地方被淹沒，死亡的人數以百萬計。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間（1846-1850年）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省連續遭到嚴重的水災、旱災。尤其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安徽、江蘇、浙江等省水災之重，為這些地區百年來前所未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廣東、廣西兩省又出現大旱天氣。這些所謂天災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在腐朽貪污的清代官僚機構把持下，水利長年失修的結果。
清朝統治者自己也承認，封建官僚機構已不能對人民做任何有利的事。兩江總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0年）上皇帝密折中說：「自古遠猷，攘外必先安內……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問疾苦，動輒與民為難，以致民情渙散，內不自安，何暇攘外？」他又說：「官與民，民與兵役，已同仇敵，良民與莠民亦成水火。」耆英把這種現象說成是「壞官員」造成的，但他承認「好」的官員實在很難找到。他所說的實際上是腐朽的封建專制統治下尖銳的階級矛盾，這種階級矛盾是封建統治者自己解決不了的事。道光皇帝看了他的奏摺，只好批道：「所論一切情形均非虛妄，朕翻閱再三，倍覺可歎可恨！」當然，他不可能解決，也提不出任何解決辦法。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被壓迫的農民大眾為解決這些矛盾站起來了。在鴉片戰爭後的幾年內，全國許多地區農民騷動以聚眾抗糧、持械戕官等各種形式零星地爆發，各種不同名目的秘密結社在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十分活躍。特別是廣東、廣西和湖南一帶，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以後，發生了若干次的農民武裝起義。雖然這些起義規模還是比較小的，但是充分反映晚清時期，民間反對清朝統治的現狀。至於純粹經濟性的盜匪現象的出現，更是幾乎無處不在。在這樣的社會形勢中，在國內外都有的深刻影響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就此醞釀發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