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位作者的學術研究既專業又多元，
構成一幅多學科渲染、色彩繽紛的嶺南圖像。
本書集結13篇專家學者的論文，宏觀地展示嶺南文化的精髓及其對香港文化的重要意義，亦探討嶺南文化在歷史中的構建過程，從而強調並分析其多元性及獨特性。本書聚焦於廣東文化走向興盛的清代和民國時期，並以代表及提升地區文化的主體—文人士紳為研究對象，力圖探討這一群極其重要的廣東文人士紳在維護傳統學術的發展與接受外來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推動與深化廣東文化研究。通過不同學科領域專家的對話交流，《嶺南文化與世界》旨在厚植嶺南文化研究的根基，推廣嶺南文化的價值，並促進更多相關研究的持續深化。
第一章
在嶺南建構中國史：
十九世紀前期來華西人的中國史觀*
吳義雄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一、導言
1807年9月7日，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抵達廣州。
這個事件在當時悄然發生，但由此開啟的中西交流新進程，因其深刻
久遠的影響，在過去兩百年來一直是人們關注和探討的重要領域。
時代的演進，使這一進程在人們的頻繁回望中不斷呈現出新的意義或
價值。時至今日，十九世紀前期中西交流之文化內涵，仍然值得深
入闡釋。本文將討論在五口通商前的廣州貿易時代，中西交流如何
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抵達文化體系的深層，使得來華西人就中國史的基
本觀念進行建構，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史觀之特徵和意義。
二、中國觀、基督教史觀與中國古史疑辯
西方學者，尤其是基督教傳教士，為中國固有的上古史體系感
到困擾，是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因為中國古史的年代學系統與基督
教史觀之間有著明顯的衝突。在來華天主教傳教士主導中西交流的
時代，這個問題就為這一群體及歐洲學者所長期關注。1由傳教士傳
入歐洲的中國上古史知識在十九世紀之前引起歐洲學者注意和爭論
的原因，在於「它對《聖經》中的紀年和猶太人基督教傳統」的普遍價
值提出了質疑，這種不以亞當為人類起點的歷史紀年「攪亂了當時在
歐洲人心目中早已形成了的歷史時間觀」。2具體而言，「據中國編年
史書記載計算出的中國歷史的起源時間比《舊約》為人類歷史規定的
起源時間大大提前」，3那麼，究竟是中國上古史的記載更可靠，還是
依據《舊約》形成的歷史年代學更不容動搖？怎樣才能將中國古史記
載「與認為世界的起源絕無如此古老的《聖經》相協調呢？……人類到
底是否有過與《聖經》所述不同的歷史呢？」4這些問題成為歐洲知識
界必須應對的挑戰，長期的爭論由此而生。在十七、十八世紀，歐
洲知識界應對的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儘量「調和中國編年史和聖經
編年史」；其二是「檢驗有關中國上古史的證據以證明它是否可信，再
決定接受還是拒絕」，5而檢驗的結果是，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上
古史系統是不可信的。當馬禮遜來華之際，上述討論仍在進行中。6
十九世紀早期比較有影響的著作，是法國學者小德經（Chrétien-Louis-
Joseph de Guignes）的「北京行紀」。他進一步質疑中國古史的可信性，
與當時在歐洲仍有影響力的協調中西古史體系的觀點展開論戰。7
以上有關討論，為新教傳教士和其他來華西人提供了學術思想
史背景。
在小德經之後，對中國上古史的真實性提出懷疑和否定觀點
的，主要是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和英語國家學者。1817 年，馬禮
遜在澳門出版小冊子《中國一瞥》（A View of China），原是六卷本《華
英詞典》的附錄，後單獨印行，實為一部中國簡史。8他引用清代學
者趙翼《陔餘叢考》中「古文尚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偽」之語，說明
上古傳說不可信。他特別徵引朱子之語「難盡信世遠傳聞」，「皆後人
追溯之辭」，來證明其觀點。
這本小冊子得到在廣州－澳門地區活動的新教傳教士和其他人
士之呼應，他們仿效馬氏，常引「難盡信世遠傳聞」之語，質疑中國
上古史，形成了一種挑戰中國「高度古老性」（high antiquity）、否定
中國上古史真實性的學術氛圍。這些學者的具體觀點和表述方式互
有參差，對於中國信史究竟從何時開始、每個時期中國史記載的可
信性程度如何，意見也不完全一致。有人將「不真實歷史」的下限推
至周代中葉，有的則從商或夏代開始計算中國的「信史」。但在判斷
中國早期歷史記載，即從盤古到堯、舜、禹的記載並非真實歷史這
一點上，意見都是相同的。他們將這段歷史稱為「神話時代」，認為
其內容多屬「寓言」而不可信為「真史」等等，是他們在眾多學術作品
中不斷敘述、論證的觀點。
1823 年5 月17日，長期在廣州居留、精通漢語的德庇時（John
Davis），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宣讀了題為〈論中國人〉（“Memoir
Concerning the Chinese”）的論文。這篇文章主旨是「對中國早期歷史
進行粗略考察」，「以獲得關於這個帝國古老性的正確觀點」。10他引
用古代印度《摩奴法典》（Manusmṛti），論證「中國人關於其古老性和
各種發明的敘述」是不可靠的。111836年，德庇時又出版了二卷本著
作《中國人》（The Chinese）。他認為中國「神話時代」的伏羲、神農、
黃帝等人物，都「被賦予超人的特性」，「最為誇張的奇跡都與他們相
關」，眾多美好的德性被堆積到他們身上，與希臘神話中的半人半神
的英雄相類。12中國的干支紀年始於黃帝的說法，被當作支持歷史「古
老性」的證據，德庇時對此予以否認，說後世發明這種紀年體系的人
「可以毫無困難地追溯到比這更久遠的時代」。他提出，因「中國沒有
比孔子所編史書更古老的歷史記錄」，故信史始於周。13
德國來華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ützlaff）是對中國古史體系進
行最激烈批評的傳教士學者。他在1834年出版的二卷本《中國簡史》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中，以整章篇幅專論中
國上古年代學。此外他還發表了大量相關文章。與德庇時和小德經
提出的中國文明的印度、埃及起源說不同，他認為中國人祖先是在
《聖經》所記大洪水之後，即公元前2200年前後，從西亞遷徙而來並
開始在中國繁衍。14他承認中國歷史非常古老，但中國史書將歷史源
頭追溯到大洪水時期，甚至上帝創世之前，「就像印度或希臘人的神
話故事一樣誇張和無根」，即使要確認夏和商兩個朝代，「也存在無
法克服的困難」。
郭士立觀點最值得注意之處，是他將小德經和德庇時都以不同
形式表述的「後世造史」之說加以深化。他指出，中國史學家故意將
眾多文化成就都歸功於大洪水之前的聖君，「將現代的進步披上了古
代的外衣，違背了經驗和自然法則」，使得「中國早期歷史的真實可
靠性如同其他民族關於黃金時代的神話傳說一樣可疑」。他不懷疑中
國古帝王「擁有超凡能力」，「但歷史學家歸功於他們的科學和制度，
是他們未曾想到過的」。16總之，他認為上古帝王形象是後世創造的。
郭士立由此提出「孔子造史」的論點。他認為從遠古到周代前半
段的歷史「都是文化巨擘孔子寫的」，堯、舜是他的作品的「永恒主
題」。17他強調，「孔子希望描繪具有至高德性的聖人，為堯舜披上了
理想的完美聖君的外衣」：18
他明顯地將其信條之來源歸之於遙遠的祖先，以激起人們對這些
信條的尊崇。為達目的，他不得不根據傳世史料，為他的民族
創造了一部歷史。因當時沒有連貫的編年史，或者說在他之前沒
有值得尊敬的史家，儘管他勤勉地研究，仍無法避免錯誤⋯⋯
以這一論點為基礎，郭士立提出，「我們必須從孔子之時，即公元前
550年，確立中國信史開始的年代，而將在此之前的時期當做不確定
的年代」。
以上評論，頗有「孔子託古改制論」的意味，令人想到半個多世
紀後康有為的著名論點。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的孔子之前
「茫昧無稽」、孔子「託古改制」的觀點，與郭士立的說法相似。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具有版權的資料
第一章 在嶺南建構中國史 ︱ 5
郭士立又將上述論點作了進一步推衍。他提出，孔子之後，「後
世史家通過將所有偉大發明和進步歸功於黃帝，來否定孔子對堯舜
統治的讚美」。20即是說，關於黃帝的故事出現於孔子之後，乃是後
世史學家出於類似目的，在古史敘述上用更早的黃帝與孔子「塑造」
的堯、舜相競爭。因此，黃帝是孔子之後的史學家「塑造」出來的。
到1839年，郭士立將這一觀點進一步具體化。他說，在孔子塑造了
堯、舜的聖君形象後：
中國第一位專業史學家司馬遷走得更遠。儘管他生活在公元前
一世紀，他寫的歷史卻從黃帝開始，遠遠早於堯舜⋯⋯為其著
作做注的司馬貞，覺得有必要按這一模式更進一步，將時間推
前幾個世紀，從伏羲開始（寫歷史）。此前，一位中世紀作者酈
道元告訴世人，歷史是孔子之前2,227,000年由盤古開始的。此
外，道教的祭司們謙恭地聲稱，上述學者都錯了，歷史在這位
聖人出生前96,961,740 年前就開始了。21
上述文字已經與二十世紀出現的「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
（顧頡剛先生語）的觀點類似，令人聯想到數十年後中、日學者提出
的所謂「層累構史」和「加上原則」，非常值得注意。這樣說並非暗示
二十世紀中日學者參考過郭士立的論點，只是想表明，有關討論在
十九世紀前期即已進行。
除以上幾人外，來華傳教士中具有重要影響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也撰寫了〈中國人的年代學〉（“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等
論文，斷定三皇史事是神話，質疑夏朝歷史的真實性。22英國傳教士
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在1838年出版《中國：現狀與未來》（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一書，將中國古史分為「傳說時代」和「紀年時
代」，傳說時代「關於堯、舜的精心作成的敘述與同一時期世界其他
地區的狀況不相吻合，也與中國後來的歷史不相協調」；他承認「禹是
中國第一個真正的歷史人物，他的統治開始於公元前2204年」，認為
此後的中國古史，大體上可與《聖經》相協調，但真正可信的歷史，
則始於孔子所著之《春秋》。23長期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的東印度公
司醫生李文斯頓（John Livingstone），於1828年6月28日在英國皇家亞
洲學會宣讀了一篇「關於中國早期文明起源的推測」，認為中國文明
在開端階段來自希伯來，早期國家相當於來自西方的一個殖民地。24
當然，在這一時期，也還有為中國歷史的「古老性」辯護的聲
音，主要來自歐洲大陸學術界。其中，法國學者格魯賢（Jean-Baptiste
Grosier）、德弗爾蒂亞．杜爾班侯爵（M. de Fortia d’Urban）、紀堯
姆．鮑狄埃（Guillaume Pauthier）、德國學者克拉普羅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等，都撰寫了大部頭著作。在英國，這一時期仍
有基於「老傳教士」觀點的作品發表。1836年，英國學者休．慕瑞
（Hugh Murray）的《中國歷史與現狀概述》（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出版。25他參考了十八世紀法國學者馮秉正（Moyriac
de Mailla）的《中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和格魯
賢的《中國通志》（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認為中國「最早的
真實歷史開始於伏羲統治的時候」，即公元前2953年。在他看來，
從伏羲到大禹這時期的歷史「有點不完美」，但到夏朝後，相關記述
「已經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他評論說：「儘管從伏羲到禹的編
年史甚至也帶有寓言的痕跡，它們也許傳達了一個還算正確的關於
國家形態和早期社會與政治進步的觀念……不可能是發自想像的產
物。」261844年，另一位作者托馬斯．桑頓（Thomas Thornton）的二
卷本《中國史：從遠古到1842 年》（A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Earliest
Records to the Treaty with Great Britain in 1842）出版。桑頓也對「在歐洲
被普遍接受的中國歷史不可信的印象」感到不滿。27桑頓的著作影響
不大，但同樣也反映了英國文化界的不同聲音。
慕瑞的《中國歷史與現狀概述》出版後，很快傳到萬里之外的廣
州。他的觀點引起此地傳教士的強烈不滿。
十九世紀早期在歐洲和中國重燃關於中國上古史討論的另一個
背景，是西人關於中國知識體系開始重構的過程。這一時期，來華
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和英語國家其他學者，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取代
天主教傳教士而為主角。其中一些學者尋求顛覆「中國熱」時代的中
國觀，推翻以往以天主教傳教士為主體建立的知識體系，對中國社
會、文化展開全面批評，塑造與以往不同的中國形象。美國傳教士
裨治文在英文《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月刊發刊詞中強調：
「大部分用歐洲語言所寫的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著作，都充滿了錯誤
的陳述」，「整個關於中國研究的領域均需重新審視」。28在此背景下，
有關中國上古史問題的論述，成為他們建構新的中國知識體系之一
環，而慕瑞之書成為攻擊目標就在所難免。
是年9月，裨治文在《中國叢報》發表長篇書評，對該書進行全
面批評。他批評的重點是慕瑞對中國古代史學的頌揚，把慕瑞說法
分成十小段，逐段詳加批駁，認為慕瑞所述中國君主自古特別重視
史學、國家設立史館並建立嚴密制度以保證其客觀公正、嚴密保存
史料隔代才能使用等等，多非事實，乃以後世體制附會古代制度，
相互矛盾。29裨治文對慕瑞著作主要參考早期耶穌會士作品之批評尤
為嚴厲，認為慕瑞被天主教傳教士賦予中國的「虛假色彩」所蒙蔽，
給予中國過多的溢美之詞。
郭士立是裨治文的同道。他認為中國史書中「各歷史時代一成
不變，缺乏意義」；書中只有帝王將相的歷史，將堯、舜作為萬世楷
模，但大量史家都不過是諂媚之士，所著史書是靠不住的。31他強調
《聖經》是「所有年代學之基礎」，「是檢驗所有民族編年史的試金石。
每個民族都有其寓言時代，而《聖經》則保存了真歷史的線索」。32
在這種評價基礎上，裨治文和郭士立等人提出重寫中國歷史的
命題。郭士立說，「只要我們還欠缺一部好的中國歷史書，我們就不
可能對中國民族形成正確的認識」。33這一時期英美出版了眾多中國
歷史著作，在敘述中國上古史時多採用上述觀點，將周代以前的中
國描述為「寓言時代」或「非信史」時代。這些著作多為通論性或通俗
性作品，是普通西人了解中國歷史文化之依據。這些著作的出現也
表明，就西方文化界對中國上古史認識的整體趨勢而言，隨著世紀
的更迭，發生了很大轉變。
三、廣州經驗與中西關係史建構
上文顯示，十九世紀前期西人關於上古史觀念之討論，在很大
程度上是在嶺南地區活動的西人推動的。這與當時廣州－澳門作為
唯一對歐美開放的通商地帶相關。他們關注這種歷史問題，固然有
著如上所述的文化上、宗教上的背景，但他們以極大的興趣、投入
如此之多的精力來論述這種問題，則是因為，他們在嶺南的事業和
生活經驗讓其相信，包括文化觀念在內的中西關係必須進行全方位
的顛覆性變革。這種具有強烈現實感的信念在關於近代中西關係史
的建構過程中，有著更直接的體現。
嶺南地區在中西交往中的獨特地位形成於十八世紀中期。乾隆
二十二年（1757）起，清政府將與西人的海路貿易限於廣州一口，隨
之形成了一套以貿易管理為中心的制度，即西人所謂「廣州體制」或
「廣州制度」（Canton System）。自此時到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史上
的一個重要現象，是英國在對華貿易中逐漸佔據絕對優勢，「廣州
體制」則是伴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快速發展而逐漸成熟
的。34在長期的貿易中，中英關係中也出現了諸多問題，主要是來
華英商對「廣州體制」帶來的制度性限制，以及對官員吏役的勒索以
及「苛待」外人的行為感到不滿。這些問題也隨著貿易的擴大而日益
明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鴉片戰爭前，英國曾兩次遣使訪華，即
1792 至1793年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華，和1816年阿美士
德（William Amherst）使華。眾所周知，這兩個使團均失敗而歸，而
雙方矛盾則長期存在，在廣州貿易中齟齬不斷，甚至在1829 至1831
年間發生了很激烈的爭執與對抗。351833 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
權終止後，取而代之的英國「自由商人」（free traders），或稱散商的群
體，對擴大通商的前景懷有莫大期待，因而對清政府一如往昔的貿
易制度產生更深的憤懣，認為要實現其夢想就必須推翻以行商壟斷
為主要特徵的「廣州體制」。他們的目標與當年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
所提出的要求基本相同，但他們主張英國政府應以武力脅迫為優先
考慮的手段。他們在1830 年12月給英國議會的上書中呼籲，因中英
貿易「已經逐漸達到巨大規模，以致請願人希望貴議院在可能的情況
下將其置於永久的、有尊嚴的基礎之上」，「打破中國的排外體制」，
使「中國向西方開放」。
英商群體在1830年代的另一支不容忽視的盟軍，是來華基督教
傳教士。十九世紀初開始進入中國大陸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群體帶
有強烈的進取心，希望早日迎來「中國開門」的日子。裨治文所言頗
能代表這個群體的期盼：「聯繫到時代之精神和基督教世界之現狀，
我們得到必須迅速發生改變之結論。」37他們與商人群體相結合，成
立了多個文化學術團體，開展中國研究，就中西關係問題進行闡述。
包括上述各種人士在內的群體，都主張英國政府採取對華激進
政策。這個群體在東西方遙相呼應，通過向英國政府上書、發行報
刊、撰寫並散發專題報告，乃至編著史書，來論證自己的觀點，聯
合發起了旨在策動英國發動對華戰爭、全面改變中西關係體制之聲
勢浩大的宣傳和論辯運動。38 這一持續多年的論辯運動目標有二：其
一，說服英國政府採納他們所主張的通過武力迫使清政府開放，並
提上議事日程；其二，通過論辯駁倒反對意見，形成對其有利的輿
論氛圍。
在此過程中，對華激進派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通過對歷史問
題的闡述，為對華採取武力行動提供「正義性」證明。他們撰寫一系
列作品論證，一百多年來的中英關係史，就是英人在貿易中遭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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