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精)(五版)

當政治噤聲時，學術如何自強？——余英時經典重現，看清代思想的轉向與風骨

在歷史的長河中，清代考證學常被誤解為一種避世的、鑽牛角尖的「餖飣之學」，認為那是文人在文字獄高壓下，不得已的妥協。但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卻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中告訴我們：事實遠非如此。

余先生以敏銳的洞察力，將戴震與章學誠這兩位學術巨人喻為清代思想的「龍之雙目」 。他提出震撼史學界的「內在理路」說 ，大膽論證從宋明理學到清代考證學的轉向，並非外力逼迫下的變形，而是儒學傳統為了回應自身核心問題——原始經典中的「道」究竟何在——所產生的自主演進 。

本書增訂本更收錄了作者在研讀《章學誠遺書》後的最新發現，精準拆解了章學誠如何以「文史校讎」與戴震的「經學訓詁」分庭抗禮 。這不只是一場關於故紙堆的辯論，更是一場關乎學術門路與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的尊嚴之戰。

余英時先生在嚴謹的考據中，始終不忘注入對普世價值的關懷 。在今日紛擾的局勢下，重讀這部經典，我們能看見前人在困境中如何守護知識的火種，並透過思想的轉折，找尋照亮未來的智慧明燈 。

跨越世紀的史學泰斗──余英時

一代巨擘的治學方法、為學成就，經典再現

從心理層面剖析清代考證運動兩大家──戴震、章學誠

重新審思、定義清代儒學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之發展

齊聲推薦 ▎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校長）

【余英時典藏套書　系列特色】

w 余先生學術成就的多方位呈現

集結余先生橫跨三十年的的學術論文、通俗短講和專書序文，文體特性各異，涉獵主題廣泛，展現其深厚的研究學養和嚴謹的治學態度。而其中針對恩師錢穆學術和思想的研究，不僅為讀者提供理解錢穆的另一取徑，也能從中觀察余先生自青年以來的學思歷程。

w 走出象牙塔的社會關懷

余先生學術成就斐然，但是他並未將眼光限縮於研究的象牙塔中，而是賦予自身知識份子該有的淑世理想。從套書中的短文和講詞，可以看出余先生也將其學養和批判性眼光，應用在針砭時事與社會問題。他不畏政治勢力，不獨善其身，嘗試利用筆墨啟發讀者一同追求更自由、美好的時代。

w 時代變遷中的一盞明燈

余先生藉歷史分析點破中國百年來所處的危機，亦巧妙剖析中國在他落筆當下的整體局勢，展現余先生對自由和民主等普世價值之關懷，並給予讀者化解危機的可能方向。其見解在今日詭譎莫測的局勢下，讀起來依然擲地有聲。

戴震（戴東原）與章學誠（章實齋）為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的兩大高峰。在乾、嘉考證學者由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逐漸流於「為考證而考證」的文獻主義(textualism)時，戴震與章學誠以「義理」為基底，緊緊把握住清代思想史之核心，為乾、嘉考證運動指引出清晰明朗的方向。亦如余英時先生所言：「如果允許我們把清代的考證運動比作畫龍，那麼東原和實齋便正好是這條龍的兩隻眼睛。」

本書即以戴震與章學誠為核心，從當代環境與心理背景兩大層面，逐步勾勒出戴、章二人的思想側影，進而窺見兩位中國學術思想史之大成，如何於排斥宋明理學的大環境中，為清代儒學和宋明理學接起思想史上的內在鎖鏈；此外，以「儒學」為學術思想核心之傳統中國，與同時代的西方思想史又有何差異？在本書當中，余先生不僅從中國儒學傳統談起，更是從中帶入西方思想史研究取向，透過戴震與章學誠兩大清代考證運動理論大家，為世人帶來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經典之作。

余英時（1930～2021年）

出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及當代漢學大家楊聯陞，取得哈佛大學史學博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獲選為美國哲學學會院士，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2014年榮獲「唐獎漢學獎」。被西方譽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增訂本自序

《論戴震與章學誠》初版於一九七六年由香港龍門書店刊行，距今恰恰已二十年整。龍門書店大約在十年前便歇業了，故本書已成絕版。二十年前的舊作，其得失優劣早已為同行的讀者所熟知，原沒有重刊的必要。但是一九八五年《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問世，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新資料；經過反覆研讀之後，我竟獲得了一個始料未及的新發現。過去我們讀到章學誠所經常提及的「文史校讎」四個字時，總以為是泛指他的《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部著作而言，甚至誤認為即是這兩部專著的簡稱。而且自胡適撰《章實齋先生年譜》（一九二二）以來，根據章氏的自述，《文史通義》的草創早於《校讎通義》也久已成為定論。現在我們才能斷定「文史校讎」是章氏特創的專門術語，用以描述他自己的學術「門路」，並持之以與戴震的「經學訓詁」相抗衡。這一關鍵性的概念獲得澄清之後，不但章氏的成學過程層次分明，而且他的文史理論的針對性也更為顯著，這一新發現對於《論戴震與章學誠》的中心論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最初深察及此，則內篇的論證必能更為緊湊，論點也更為集中。由於全部改寫是我的時間所不允許的，因此我特撰〈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一文，作為內篇的補正。凡是內篇與〈考論〉之間分歧的地方，都以後者為準。這一新發現也是本書重印的主要理由。

趁著改版的機會，我也改正了原書中一些個別的錯誤或不穩妥的說法；還有少數地方增添了文獻的證據。初版〈附錄〉曾收入戴震和章學誠的重要佚文多篇，增訂本已全部刪除。這是因為《戴震全集》和《章學誠遺書》已陸續出版，這些佚文不再有重印的必要了。又增訂本外篇補入〈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和〈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兩篇長文。這兩篇文字所討論的正是戴震與章學誠的思想史的背景，與本書可以互相印證之處甚多，且可補內篇第三章〈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之簡略。讀者兼觀並覽，更可以明瞭本書立論的歷史根據。

本書的基本立場是從學術思想史的「內在理路」闡明理學轉入考證學的過程。因此明、清之際一切外在的政治、社會、經濟等變動對於學術思想的發展所投射的影響，本書全未涉及。然而我並不是要用「內在理路」說來取代「外緣影響」論。在歷史因果的問題上，我是一個多元論者。歷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變動，其造因都是極其複雜的；而且迄目前為止，歷史學家、哲學家或社會學家試圖將歷史變動納入一個整齊系統的努力都是失敗的。「內在理路」說不過是要展示學術思想的變遷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謂“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必須指出，這種「自主性」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學術思想的動向隨時隨地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也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我之所以強調「內在理路」，是因為它足以破除現代各種決定論(determinism)的迷信，如「存在決定意識」之類。「內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嚴格限定的，它祇能相對於一個特定的研究傳統或學者社群而成立。宋明理學家和清代考證學家都是研究儒家經典的，他們無疑屬於同一研究傳統之內。他們不但處理著同樣的經典文獻，而且也面對著共同的問題──儒家原始經典中的「道」及其相關的主要觀念究竟何所指？這是儒學傳統內部的問題，自有其本身發展與轉變的內在要求，不必與外緣影響息息相關。懷德海(A. N. Whitehead)說，一部西方哲學史是對於柏拉圖的一系列的註腳，也正是關於「內在理路」的一種解說，我們決不能拘泥字面，真以為全部西方哲學史都沒有跳出柏拉圖思想的範圍。無論如何，經典考證早在十六世紀便已崛興，而且確然是由理學的爭論所激發出來的。「內在理路」可以解釋儒學從「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變，其文獻上的證據是相當堅強的。不但如此，清代學者如凌廷堪、龔自珍等也已自覺到理學之變為考證，曾受「內在理路」的支配。

我在本書中雖然採取了「內在理路」的觀點，但是我並未將它與「外緣影響」對立起來。相反地，我仍然承認清末以來的政治影響說──清代的文字獄──是有根據的。在我的全部構想中，「內在理路」不過是為明、清的思想轉變增加一個理解的層面而已。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緣解釋，而且也可以與一切有效的外緣解釋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我唯一堅持的論點是：思想史研究如果僅從外緣著眼，而不深入「內在理路」，則終不能盡其曲折，甚至捨本逐末。

但自本書出版以來，「內在理路」說曾引起一個相當普遍的誤解，不少讀者都以為我治思想史有取「內」捨「外」的偏向。以正式見諸文字的評論而言，一九七七年我的朋友河田悌一氏（當時還不相識）在《史林》六○卷五號所發表的書評已提出這個疑問。一九八三年島田虔次教授為《アジア歷史研究入門》第三卷（京都，同朋舍）寫中國思想史的部分，對本書的「內在理路」說也提出了詳細的討論，認為政治、社會等外緣的因素終不容忽視（見頁283-285）。這些評論是很自然的，但仍不免誤會了我的原意。所以我感覺有必要再重申我的論點如上。

事實上，我研究明、清思想史自始便注重思想動向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不過在七十年代，我的論述重心確是集中在「內在理路」方面。但是一涉及思想史與社會史的交互影響，我們便必須突破「宋明理學」、「清代考證學」這些久已約定俗成的框架。自十六世紀以來，儒家的政治、社會思想發生了深刻而微妙的變化，但卻非「理學」、「考證」的範疇所能包括，因此也就不在研究理學和考證學的專家的視野之內。他們往往以為理學與考證學便足以概括明、清儒學的全部或主要內容。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在明、清思想史一方面的研究重心已轉移到外緣的領域，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和《明清社會變動與儒學轉向》三篇專論。儘管其中主要的儒家人物與本書所論頗相重疊，但取材與問題卻截然不同。所以在這三篇專論中我都沒有涉及理學與考證學。「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各有其應用的範圍，離則雙美，合則兩傷。但是儒學的概念必須擴大，不能為傳統的名目所拘限，這是我必須鄭重指出的。

最後，我願意列舉本書未收但關係密切的幾篇論文，以供讀者作進一步的參證。中文論文兩篇： 

一、〈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一九八七），頁405-483。 

二、〈《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一九八四），頁77-91。 

這兩篇都取「內在理路」的立場。前一篇較詳盡，後一篇則借用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典範」(“paradigm”)說，使一般行外的讀者易於理解。我在初撰本書時並未參考孔恩的新理論，但後來發現他的理論主要也是闡釋「內在理路」的，因為「典範」的轉換基本上出於「科學界」(“scientific community”)內部的共同判斷，雖然個別科學家決定改變其「典範」也可以受到外緣因素的影響。

英文論文則有下列四篇：

一、“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I, nos. 1 & 2, December, 1975, pp.105-146.

二、“Tai Chen and the Chu Hsi Tradition,”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ed. by Chan Ping­leung, Hong Kong, 1982, pp.376-392.

三、“Tai Chen's Choi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II, part I, 1989, pp. 79-108.

四、“Zhang Xuecheng Versus Dai Zhen: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Philip J. Ivanhoe, ed., Chinese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6, pp. 121-154.

這四篇英文論文在取材上與本書大體相同，但寫法和論證方式則頗有不同。讀者比較觀之，可以更了解本書的中心旨趣所在。 

余英時　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序於普林斯頓

增訂本自序

自　序

內　篇

一、引　言

二、章實齋與戴東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從清初到戴東原

四、章實齋的史學觀點之建立

五、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論

(一)「六經皆史」說發微

(二)「朱、陸異同」論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義

六、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

(一)「博雅」與「成家」

(二)「狐狸」與「刺蝟」

(三)有志聞道

(四)義理的偏愛

(五)考證的壓力

(六)緊張心情下的談論

(七)論學三階段

(八)最後的歸宿

七、後　論

八、補論：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

外　篇

一、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

(一)《經考》與《經考附錄》

(二)戴東原之早期學術路向

(三)戴東原與江慎修

二、戴東原與伊藤仁齋

三、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

引　言

(一)中國史學中的人文傳統

(二)史學中言與事之合一

(三)筆削之義與一家之言

(四)結　語

四、章實齋與童二樹──一條史料的辯證

五、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

(一)引　言

(二)宋明理學中智識主義與反智識主義的對立

(三)經典考證的興起與儒學的轉向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緣　起

(一)為什麼要重新解釋清代思想史？

(二)宋代儒學及其內在問題

(三)從「德性之知」到「聞見之知」

(四)「經世致用」與顏李學派

(五)清代儒學的新動向──「道問學」的興起

(六)經學考證及其思想背景

(七)戴東原和章實齋

(八)結　語

章實齋第一次和戴東原的見面和談話，在實齋的學術生命中是一件頭等重大的事件。但是這一事件的經過及其意義，迄今尚未見有人加以論述。甚至在研究實齋的專著中，這件事也還沒有清楚的交代。胡適的《章實齋年譜》僅根據實齋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與族孫汝楠論學書〉，指出實齋受東原影響甚大，其他則一字未及。一九四二年吳孝琳發表〈《章實齋年譜》補正〉一長文（根據孫次舟的初稿），始肯定戴、章初晤即在丙戌年，並推測是出於朱筠的居間介紹。這一推測當然是由於實齋是年下榻於朱筠邸舍之故。一九六六年倪文孫(David S. Nivison)出版《章學誠的生活與思想》專書，在這一問題上便採用了吳孝琳之說，但語氣之間猶有保留，以示謹慎。可見這一件事一直到整整兩百年後還未有定論。其實關於這件事，實齋自己曾留下了第一手的資料足供考論。不過由於這項資料遲至一九四二年才初次刊佈，所以胡適、姚名達、孫次舟、吳孝琳諸人都沒有機會寓目罷了。

東原卒後，實齋曾有〈答邵二雲書〉，專門討論到東原的學術與心術的問題。在這封信裡，實齋不但追溯了他第一次和東原見面的經過，並且還提到了他們那次談話的大致內容。根據此書，我們可以對章、戴兩人這一歷史性的初晤進行一次比較確實而深入的考察。茲先引書中最有關係的一段文字於下，再略加推論。實齋說：

來書於戴東原自稱《原善》之書欲希兩廳牲牢等語，往復力辯，決其必無是言。足下不忘死友，意甚可感！然謂僕為浮言所惑，則不然也。戴君雖與足下相得甚深，而知戴之深，足下似不如僕之早。丙戌春夏之交，僕因鄭誠齋太史之言,往見戴氏休寧館舍，詢其所學，戴為粗言崖略，僕即疑鄭太史言不足以盡戴君。時在朱先生門，得見一時通人，雖大擴生平閣見，而求能深鐵古人大體，進窺天地之純，惟戴可與幾此。而當時中朝荐紳負重望者，大興朱氏，嘉定錢氏實為一時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訓詁名物，六書九數，用功深細而已。及見《原善》諸篇，則群惜其有用精神耗於無用之地。僕當時力爭朱先生前，以謂此說似買積而還珠，而人微言輕，不足以動諸公之聽。足下彼時，周旋嘉定、大興之間，亦未開有所抉擇，折二公言，許為乾隆學者第一人也。惟僕知戴最深，故勘戴隱情亦最微中，其學問心術，實有瑕瑜不容掩者。

這一段回憶對於瞭解戴、章關係及乾隆學風都極為重要，讓我們從歷史和心理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