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序言
本書出版不到半年，便因暢銷而再版。現在三版就將付印，我趕緊校閱一遍，改正一些錯誤，修改一些文字。
我本來還加寫了兩章：一是「國會問題，苦心孤詣」，二是「統一問題，危行言遜」。那兩個問題，較諸其他國是，似更重要，也很迫切，所以多年來我念玆在茲，傷過腦筋，瀝過心血，尤其因為後者而受過圍剿和誣衊，創鉅痛深。我自當寫將出來，以供國人參考，並候指教。
但是稍加估計，發現字數過多，自必增加印製成本，且恐書局未便中途加價，所以改變計劃，僅將「國會問題」一章先行插入，將來可能另寫一本「回憶補述」，收印「統一問題」。
本書出版後三天，我就離臺去美，所以對臺灣關於本書的批評，僅能偶然得之於友好的通訊，所知不多。但我看到了民生報和亞洲人雜誌的評介，多蒙揄揚，又承新書月刊社邀請文化出版和學術界人士票選本書為去年「最具影響力的書」之一，尤感光寵。敬此一併道謝。
陶百川 七五、四、三
自 序
本書的寫作，是由我那讀歷史和教歷史的長男天翼所建議，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便從而加以催促，後來聯合報發行人王必成先生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總經理劉國瑞先生以及自立晚報社長豐山先生和總編輯顏文閂先生，也表示關切，並允提供出版機會。所以「開宗明義第一章」，我應對他們首先表示感謝。
天翼的提議遠在十餘年前，他希望能趕在我七十歲把本書出版。但我總是躊躇，沒有動筆。在我七十歲前夕，仍是天翼和他弟妹的關愛以及劉董事長的協助，我出版了一套十六冊的「陶百川叮嚀文存」，以紀念我七十誕辰。在該書自序中我道出我所以躊躇的原因。我說：
叮嚀總不免使人煩厭。賢明如唐太宗，也曾想撲殺忠君愛國而直言極諫的魏徵，而且在徵死後，太宗終因小人的挑撥，以徵曾把諫諍的話告訴史官褚遂良為罪名，賴婚毀碑。（太宗曾允以衡山公主下嫁徵子叔玉，並親寫徵的墓碑）。（唐書魏徵傳）我現在把這些逆耳之言集印出來，豈非更惹人煩厭，自非明哲保身之道。所以原想把它在半年以前出版的，拖到最近，我還在躊躇。
其次，我在二十二歲就參加革命行列，面對大義大節，從不為名利打算。可是誠如楊朱所說：「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歸之」。（「列子」）有些人嘗以「好名」來貶抑我提案或發言或作文的莊嚴的純潔的動機，預料本書的出版，不免又會引起一些人的怒目和惡聲，我又何苦來呢！
可是經過幾番認真考慮之後，我仍決定把它出版了。因為上面第一點顧慮，我刪去了一部份文字，至於第二點顧慮，我既決定出版，祇得任之和忍之。但對好名之誣，我曾稍加辨析。我說：
但好名之誣，誤人誤事，其害極大，我不得不借用兩位古人的話，用以自勉和與人共勉。一是宋朝名臣范純仁所說的：「若避好名之嫌，即無為善之路矣」（宋史，范純仁傳）。另一位明儒呂新吾，說得更憤激也更透澈：「今之人只是教『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是自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為卻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耶，真加于好名一等矣。果蹠耶，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凡我君子，其尚獨，復自持，毋為嘵嘵者所撼哉！」（呻吟語）
右引叮嚀文存序言所描述的矛盾心情和躊躇態度，也是本書所以稽遲而終於出版的心路歷程。
但曲折尚不止此。以最近「明鏡」雜誌一則新聞為例，它以「傑出女性眼中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為題，訪問調查的結果，趙耀東先生得十六票，林洋港先生十五票，孫運璿先生十一票，而我僅得二票。如以三票為及格標準，我是名落孫山。這很公正，因我雖被認為政治人物，可是沒有赫赫之功，因而就乏善足陳。
但我兒子所以提議我寫本書的目的，不是要我教人如何謀求功名利祿，而在以我青少年時代的困心衡慮、苦學力行以及做監察委員時候的奮鬥和狷介，去勉勵青年敦品勵學，自強不息，並對時下的風氣發生一點激俗揚清的作用。如果讀者也以這種標準來看本書，則他們對本書將來縱使可能失望，但我便不應吝而不寫了。於是我把本書名為：「困勉強狷八十年」。
這「困勉強狷」四個字，都出自孔子。
關於「困」：孔子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關於「勉」：孔子說：「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關於「強」：孔子把強分為：北方之強、南方之強或君子之強。所謂君子之強，依照孔子，是：「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邦有道，不變塞也，強哉嬌！邦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關於「狷」：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我對孔子這些話一向有強烈的感受。因為綜我一生，在學業上，我沒有生而知之的天賦，青少年時期的求學歷程也很曲折而艱苦，所靠的就是那個「困」字，真如孔子所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在事業上，我也遭遇了許多打擊和挫折，沒有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的福分，幸靠自強不息和奮勉從事，方有一點成就。
在修養方面，我很重視孔子勉人的「狂狷」。但「狂者進取」，而我則謙退恬淡，不善進取，「狷」是「有所不為」，包括「狷介」和「狷潔」，乃是我的個性。所以我去「狂」存「狷」，而以「強」代「狂」。因為無論是「寬柔以教，不報無道」的南方之強或「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不變塞」和「至死不變」的君子之強，我雖未能，然很嚮往。
我不知本書能否如劉董事長和天翼之所期，對讀者有點貢獻；但我卻信本書容或有一些錯誤，有勞大雅君子惠予指正和諒解。天翼可能要寫一本「我的父親陶百公」，我希望它能補充本書的內容和校正本書釣缺失。
陶百川 七十三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