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無論從中唐政治、文學的角度看，劉禹錫都是第一流人物。
所謂「從政治的角度」，說法或不嚴密。正確的說法應是「詩人與中唐政局關係的角度」。中唐五大詩人韓愈、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柳宗元，一生命運的升沉浮降，皆與中唐政局關係密切：韓愈一貶陽山，再貶潮州；白居易曾貶江州；元稹曾貶江陵，劉禹錫初貶朗州，又久貶連州、夔州、和州，自言「二十三年棄置身」；柳宗元初貶永州，再貶柳州，終於貶死於柳州。故有學者稱他們為「中唐五大貶謫詩人」。然就貶斥之久、貶地之惡，劉、柳又甚於韓、白、元。韓、白、元遭貶，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屬「個案」（例如韓愈貶潮是因為他諫迎佛骨）；劉、柳則是「同案」，即參與並成為貞元、永貞之際王叔文、韋執誼的「黨人」集團，遭後來即位的憲宗嫉恨，二十三年之貶，皆與憲宗有關。以後的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代，對劉禹錫的懲罰未嘗稍懈，柳宗元「中道殂隕」，得年不及五十，而劉禹錫享年七十一，活過了憲宗朝、穆宗朝以及敬宗、文宗、武宗朝，憲宗以至穆、敬、文、武的不肯大用禹錫，卻是一脈相傳的。原因仍舊與當年的王、韋「黨人」集團案有關。注釋劉禹錫詩文集，儘管是選注，繞不過去還是王、韋「黨人」。究竟如何評價王、韋「黨人」從上臺到執政，到敗落，如何看待劉禹錫（以及柳宗元）在王、韋執政期間的表現，對深刻認識並透視其詩文創作背後的心理，非常重要。關於王韋集團執政的評價，學術界長期為一種非學術的社會學的力量所左右，以王、韋執政為「革新」，以「八司馬」代表著新銳力量，以致對劉禹錫詩歌有種種偏差誤解。筆者在「導讀」中花大氣力，用萬餘字篇幅縱論王、韋「黨人」執政的種種弊端，還「八司馬」以真面目，目的就是為了方便以中唐政局為大背景，將劉禹錫生平、時代背景、作品之關聯予以詳實交代，以劉禹錫生平遭際為經，以其詩歌創作為緯，經緯交織，為讀者諸君開啟理解劉禹錫詩歌及其創作的內在動因、人格的力量和藝術的淵源之門戶。「導讀」中有云：元、白、劉、柳「皆是一代英才，而時局似乎是在召喚著英才，又同時在埋沒並棄置著英才。」宏觀地把握劉禹錫詩文創作，尤其是貶謫期的詩歌創作，必須先瞭解他貶謫時期的心理。而劉禹錫貶謫時期的心理，可以說一直處在糾結與矛盾中：既堅守昔日立場，同時又因被政治棄置、自己又急於參與社會政治的急迫心情交匯在一起，所謂還「八司馬」以真面目，其含義在此。讀者諸君若能以此為切入點，必然會對劉禹錫詩文，尤其是詩歌有會心的理解。
從文學的角度看，劉禹錫與白居易一起，是中唐後期最重要的詩人。持平地說，整個中唐，韓、孟是前期的代表，元、白與劉、柳是中期的代表，而劉、白則是後期的代表。這與劉、白俱享長壽有關，亦與他們詩歌藝術優美純熟有關。劉禹錫詩歌，無異有「三變」：朗州十年為一變，寫土風民俗、模擬當地民歌以及詠古詩，華麗明朗的詩歌風格顯露並成熟；刺連州、夔州、和州時期為再變，「俚而雅」的〈竹枝詞〉達到他絕句藝術的巔峰，寄寓深厚的〈金陵五題〉、〈西塞山懷古〉成為他詠懷古跡的絕唱，〈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成為他七律的高峰；晚年居洛為三變，思想趨於沉靜、閒適，對詩歌藝術（尤其是七律、七絕）精益求精達到了新的頂點。
本書選錄劉禹錫晚年詩作較多。劉禹錫晚年，除去刺蘇州、汝州、同州的五年，居東都為分司官共六年。六年間，他所為詩三百餘首，多為五七律、絕句，幾乎占平生所作三分之一。認識劉禹錫晚年及其詩作，研究劉、白關係是一個切入點。劉、白同為東都分司官，分司官的特點是職銜高、俸祿高而職事甚輕，故可以有充分的餘暇精研詩歌藝術。單是大和元年到五年間劉、白的寄贈、酬答、唱和或互相懷念的詩，即有七十首之多，劉禹錫與令狐楚、李德裕等朝中官員往還的詩歌亦復不少。當然，反映社會現實少、人生感慨少容或也是此類詩歌的一個缺陷，但從唐代是一個詩的國度即聞一多先生所說的「凡生活用到文字的地方，他們一律用詩的形式來寫」的角度來看，這正是詩歌藝術得以精進的好機遇。當此之際，詩成為詩人與詩人之間往還的一種常態：是應酬的工具，也是交遊的中介、友誼的見證，同時，藝術精湛的詩也因此而生。
以上諸點，是本書注譯者給讀者諸君閱讀此書的建議。
《劉禹錫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今世所傳有景宋刊兩種，南宋紹興刻本有四庫本、四庫備要本，於今較為易得。劉禹錫詩約八百首，文近二百篇，本書選入禹錫詩三百六十二首，文二十三篇，詩文俱按編年排列，文字以四庫本《劉禹錫集》為準，也雜取他本，擇善而從。因為選本畢竟不是嚴格意義的古籍校勘本，故凡文字與四庫本有異處，未能一一指出。編年則參考了禹錫集的幾種編年本，釋文也參考了通行的幾種注本。限於體例，俱未能一一標出，在此謹致謝意。所選容或不當，注釋與研析亦或有不妥當處，敬祈方家與讀者諸君指正。
閻 琦 謹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