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美國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2011 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美國商業週刊》稱他為該運動的重要精神領袖。他的論述將這場被視為擾人的街頭抗爭變成全球矚目的抗議運動。格雷伯發表的運動口號「我們是 99％」（We are the 99 percent），為廣大失業人口發聲，深深撼動了長期由極富人口壟斷社會資源的美國。
格雷伯師承歷史人類學大師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助理教授，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講師，現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 2006 年在政經學院演講時，被譽為「型塑文化本質論述的傑出人類學家」。2011 年出版極具批判性的《債的歷史》（商周，2013），幾個月後更親身參與占領華爾街運動，於學術界及公共參與上均受到廣泛注目，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當年度百大風雲人物。2013 年於雜誌上發表〈論狗屁工作現象〉一文探討充斥職場的無用工作，發文後旋即獲得熱烈迴響，轉發超過百萬次，更於數周內被譯成 12 種語言，之後他更設了一個專門e-mail，收集全世界讀者寄來的真實狗屁故事。本書即為該文論述之延伸，上市半年已售出 14 國版權。
格雷伯在臺灣的著作，尚有《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商周，2014）、《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商周，2016）等書。
相關著作：《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經典增訂版）》《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譯者簡介 姓名：李屹
elek。1986年生，高雄人。社會學出身。
前言：論狗屁工作現象
二○一三年春天，我不小心引發了一場茶壺裡的國際騷動。
事情是這樣的：那年有本新發行的基進雜誌叫《迸！》（Strike），編輯要我寫篇專文，愈引戰愈好，最好別家都不敢登。這種題目我向來都有一、兩個在醞釀，於是我打了草稿給他過目，標題是「論狗屁工作現象」。
文章是從一個直覺起頭的。有一類工作，在圈外人眼裡閒閒沒事，而且每個人都不陌生：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調人、公關研究員、財務策略師、商務律師，或是把時間花在給委員會充人頭、而這委員會是要檢討委員會浮濫問題的那種人（學院裡比比皆是）。這類工作的清單簡直可以沒完沒了地開下去。那時我想，會不會這些工作真的毫無用處，而且做這些工作的人都心知肚明？總有人會覺得工作漫無目的又無足輕重，你肯定遇過這樣的張三李四。不過，要是成年後的人生每週五天，早上都不得不爬起來把他們私底下深信根本不需要去做的差事做完——那些差事只是浪費時間或資源，搞不好還害世界變得更糟——這也未免太讓人氣餒了吧。這對我們的社會難道不是一種心靈重創嗎？果真如此，卻從來沒人試著談論這道傷口。據我所知，問大家是否樂在工作的問卷不計其數，但卻沒有一份問我們，是否認同這世上理當該有自己做的這份差事。
無用的工作說不定在我們的社會裡到處都有，人人卻避而不談，但其實也不是說不通。「工作」這個題目處處是禁忌。大多數人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樂於找藉口不上班，就連這樣的事實人們也不好在電視上大方說出口——電視新聞鐵定不適合，所幸紀錄片和情境喜劇還勉強可以含沙射影。我本人就經歷過這種禁忌：我曾經擔任過行動倡議團體的媒體聯絡人，當時謠傳該團體為抗議一場全球經濟高峰會，正在策劃公民不服從的運動，其中一步是要癱瘓華盛頓特區的運輸系統。離峰會時間愈來愈近，我走到哪都像個安那其（無政府主義分子），公務員喜孜孜地上前問我：禮拜一他們是不是真的不用上班了。可在同一時間，電視台的人也沒閒著：他們採訪市府公務員，其中幾個想當然爾跟上前問我的是同一批人，他們知道上電視該講什麼，開口就說要是沒辦法上班該多慘。看來，沒有人能大方表示自己對這類議題的想法——至少在公共場合是如此。
都說得通，只是當時我還沒想明白。我多多少少是抱持實驗的心態寫下那篇文章，一心想看看文章會激起什麼樣的反應。
以下是我為《迸！》二○一三年八月號寫的內容：
論「狗屁工作」現象
一九三○年，凱因斯預測二十世紀尾聲時，科技將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像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一週只要工作十五小時就夠了。單就科技面來說綽綽有餘，誰都相信預言會成真，然而預言就是沒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飭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做更多事。這可得憑空造出實質上不知所謂的工作才行。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歐洲和北美尤其嚴重。這種情形使人離心離德，是劃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表示意見。
直至一九六○年代，人們都還殷殷期盼凱因斯擔保的烏托邦，但為什麼沒有成真？今天的標準答案是，他沒料到消費主義暴漲；一邊是工時減少，一邊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們集體選擇了更多玩物和快感。這則道德故事說來動聽，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沒錯，二十世紀以降，我們目睹新工作和產業憑空誕生，類別多得數不完，但其中幾乎都跟壽司、iPhone或潮鞋的生產與分銷毫無關聯。
那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麼名堂？最近有一份報告，比較美國一九一○年和二○○○年的就業狀況，讓我們得以一窺全豹（提醒各位：英國的狀況半斤八兩）。二十世紀當中，受僱為家僕、受僱於產業界和農場部門的工人數遽降，同時「專業、經理、辦公室行政、銷售，以及服務人員」翻了三倍，成長幅度「從總受僱人數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換句話說，凱因斯預言得不錯，生產性質的工作多半自動化了（即使將全球工業工人的數量都計入，包括印度和中國的血汗大眾，但投身生產部門的工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還是下降了）。
儘管工時大幅減少，這世界上的人還是不能自由致力於自己的計畫、尋歡、追逐願景和點子；反之，我們經歷的是「服務」部門膨脹，行政部門甚至更腫大，還沒算上憑空創造出來的全新產業，像是金融服務或電話銷售，或企業法務、學院和醫療行政、人力資源，還有公共關係等行業前所未見的擴張。而為上述產業提供行政、技術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於整批附隨產業（幫狗洗澡的人、大夜送披薩的人），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忙著做其他同類型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甚至還沒呈現在上述的數字裡。
我提議把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隻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妙就妙在這裡。資本主義底下恰恰就不該發生這種事情。我當然知道像蘇聯那樣過時、效率不彰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就業既是權利也是神聖的責任，該體系不得不編造出諸多工作來迎合就業（所以蘇聯的百貨公司要三個店員來賣一塊肉）。可是，市場競爭不是理當修正這種問題嗎？至少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謀求利潤的廠商萬萬不會把錢浪擲在無需僱用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還是這樣發生了。
企業有時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這種事情，被資遣的、被要求無償加班的，無一例外是實際從事生產、搬運、修理和維護東西的人，而到頭來，領薪水送公文的人數節節攀升，這箇中離奇的煉金術沒人可以解釋。越來越多員工發現自己越來越像蘇聯時期的工人，帳面工時每週四十甚至五十小時，但實際上如凱因斯所預言，只做了十五個小時，因為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籌備或參加激勵士氣的研討會、更新Facebook個人檔案，或下載全套影集上。
顯然答案非關經濟，而是關乎道德和政治。統治階級想通了：快樂又多產的人口，要是有餘裕自由支配時間，就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想想這種現象初露苗頭的一九六○年代都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人們能從工作本身感受道德價值，若是不情願一起床就投身緊湊的工作紀律，誰就沒飯吃，這樣的想法對統治階級來說實在是方便得無以復加。
有一次，我本來在思索英國學術部門裡儼然不斷增加的行政職責，突然想到一種可能的地獄景象。所謂地獄，就是一批人個個耗費大把時間，做他們不喜歡也不特別擅長的差事。就說他們本來是優秀的櫥櫃師傅，於是被僱用好了，一來才發現上頭要他們多花一大堆時間煎魚，而且還不是非煎不可，畢竟需要煎的魚總數有限。豈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櫥櫃的時間說不定比自己多，卻沒煎好份內的魚，他們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場就堆滿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勁的魚，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這些魚。
說真的，上面這段拿來描述我們經濟的道德動力，我認為還算準確。
走筆至此，我明白諸如此類的主張都會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駁：「你有什麼資格評斷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謂的『必需』是什麼意思？你自己是人類學教授——人類學教授的『用處』是什麼？」（而且，許多八卦板鄉民確實會認為敝人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費社會開銷的明證。）社會價值沒有客觀的尺度，這在某個層面上顯然為真。
如果你打從心底認為自己對世界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我不會失禮到跟你說不是這麼回事。然而打從心底認定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人，又該怎麼說？不久前，我跟一個十五歲之後就沒聯絡的同校朋友重新聯絡上，驚訝地得知他在這段時間裡先成了詩人，後來又在一支獨立搖滾樂隊當主唱。我曾在廣播上聽過他的幾首歌，那時完全沒想到我竟然會認識這位歌手。他顯然曾經才華洋溢、銳意創新，他的作品也肯定點亮、提振了世界各地聽眾的生活。好景不常，幾張專輯銷路不佳，導致他失去合約，債務纏身，還要養剛出生的女兒。結果，用他的話說，他「走上好多漫無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選擇：法學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承他的工作毫無意義、對世界了無貢獻，照他自己的估量則根本不該存在。
這段故事可能會讓你滿腹疑雲。首先你會問：我們的社會對才華洋溢的詩人——樂手的需求似乎極其有限，反觀對公司法專家的需求顯然不知饜足，由此可見得我們社會的什麼特徵？（答：倘若百分之一的人口控制絕大部分可動支的財富，那我們所謂的「市場」會反映他們認為有用或重要的事物，其他人怎麼想則無關緊要。）更耐人尋味的是，從這段故事看來，做著不知所謂工作的人，到頭來多半自己心裡有數；坦白說我遇過一百個公司法律師，有一百零一個認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狗屎。上面提到的新興產業幾乎全都一個樣。有一整類的領薪水專家是這樣的：你參加派對時遇到他們，自承做的事情還有點意思（比方說人類學者），但他們避而不談自己是做哪一行的；杯觥交錯之後，他們才喋喋不休地講起自己的工作其實有多無謂、多愚蠢。
這是一種深刻的心理暴力。如果你私底下覺得你的工作不該存在，談勞動尊嚴未免太奢侈。如果你承受這樣的心理暴力，能不滿腔盛怒和怨恨嗎？但這就是我們社會格外機巧之處：主導社會安排的人想出一套辦法，確保那股怒氣對準真的能做有意義的工作的人，就像煎魚手的例子。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社會似乎有條通則，亦即一個人做的事情愈是明顯地造福別人，就愈是不容易從這件事中獲得酬勞。又來了，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尺度，不過下面這個問題會讓你比較容易有個概念：如果這一整類人憑空消失，會發生什麼事？你平時不會關注護士、垃圾清運員或技師，但若他們化作一陣輕煙消失，你會立即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後果。少了老師或碼頭工人，世界馬上要遭殃；就只是少了科幻小說寫手或斯卡音樂家，也會是更糟的世界。至於私人企業執行長、遊說員、公關研究員、保險精算師、電話銷售員、法警或是法律顧問，他們消失後人類會承受怎樣的損失，一時半刻還看不出來（很多人斷定人類會變得更好）。 話說回來，除了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少數例外（醫生），你實在很難去駁倒這條通則。
更離譜的是，很多人覺得事情就該是這樣，這是右翼民粹主義的神祕力量之一。譬如，地鐵工人在合約爭議期間癱瘓倫敦交通，小報就把怨恨之情算在工人頭上；然而地鐵工人有辦法癱瘓倫敦，這就說明了他們的工作實在不可或缺，但人們正是因為這個事實惱羞成怒。在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甚至更直白：共和黨人成功動員群眾去怨恨學校教師和汽車工人（卻不是實際捅婁子的學校管理人員或汽車產業的經理人，這現象值得深思）拿的薪水和福利太浮誇，簡直像是在對他們說：「你好歹還有機會教小孩！有機會製造汽車！有機會做真正的工作！你有這些機會，還敢指望中產階級的年金和醫療照護？」
假如是有人完美地設計了一套工作體制，用來維護金融資本的權力，那我看這人已經做到淋漓盡致了。這套工作體制無止境地壓榨、剝削實實在在生產出東西的工人，把剩下的工人切成惶恐的階層和較大的一個階層；人人唾罵的失業者屬於惶恐的階層，較大的階層說穿了就是拿錢吃閒飯，分派到的〔社會〕位置讓他們認同統治階級（經理人、行政主管等）的觀點和感知模式，其闊綽的代言人更讓他們癡迷。但在此同時，這套工作體制又煨養著一股蠢蠢欲動的怨恨；誰的工作具備清楚又難以否認的社會價值，怨恨的矛頭就指向誰。不用我說，這套體系從來不是誰有心設計的，而是從近一世紀的試誤中茁生。我們的科技如此發達，理當每個人每天只工作三到四小時才是；何以不是如此，恐怕也只能這樣解釋了。
＊＊＊
要是一篇專文提到的假說，能用讀者讀完該文的反應來驗證，那就對了。〈論狗屁工作現象〉刊出後的迴響一發不可收拾。
無巧不巧，拙文刊行後的那兩週，我的伴侶跟我正好決定帶一筐書，在魁北克鄉間的一幢小屋裡作伴兩週，還約好要找個沒有無線網路的地方。那篇專文一發就如病毒般擴散，我坐困僻地，只能在手機上旁觀後續。數週間，該文就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包括德文、挪威文、瑞典文、法文、捷克文、羅馬尼亞文、俄文、土耳其文、拉脫維亞文、波蘭文、希臘文、愛沙尼亞文、加泰隆尼亞文和韓文，瑞士到奧地利都有報紙轉載。《迸！》貼出文章的原網頁迎來破百萬次點擊，流量太大屢次當機。部落格遍地開花，留言區寫滿了白領專業人士的自白；人們寫信給我尋求開導，也有人告訴我他們受該文激勵，辭掉工作找更有意義的事做。下面這則激昂的回應（我收到上百則）來自澳洲《坎培拉時報》的留言區：
「哇，一針見血！我是企業法律顧問（確切來說是稅務律師）。我對世界毫無貢獻，無時無刻都滿腹牢騷。我不喜歡魯莽地說什麼「那何必做？」，因為絕對沒那麼一翻兩瞪眼。至少我別無他法，眼前只能為那百分之一效犬馬之勞，讓他們賞我一幢雪梨的房子，才能養我那未來的小孩……因為科技，現在我們能用兩天做完以前要花五天做的事；但因為「嗡嗡嗡」的生產力症頭，上頭仍舊要求我們將自己被埋沒的企圖心擱在一旁，為他人的利益做牛做馬。管你是信智能設計還是信演化，反正人不是生來工作的——對我來說，這一切不過就是貪婪，由生活必需品膨風的標價撐起來的貪婪。」
某日，我接到不願具名的粉絲傳訊息來：他被拉進金融服務社群的人組成的鬆散圈子，裡頭在傳這篇文章，一天之內他就收到五封夾帶了拙文的電子郵件（當然也反映不少從事金融服務的人無所事事）。不過，有多少人真心認同他們的工作超廢——而不是，比方說，分享拙文其實暗藏機鋒？上述現象無助於回答這個問題，但不久還真的有統計佐證發表了。
文章刊出後一年多，二○一五年一月五日，新年的第一個星期一，倫敦人紛紛收假，返回崗位。某人取走倫敦地鐵列車裡的數百張廣告，換上一系列游擊海報，上面寫著從原文摘出來的句子。他們選了下面這幾句：
「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隻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
「這種情形使人離心離德，是劃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表示意見。」
「如果你私底下覺得你的工作不該存在，談勞動尊嚴未免太奢侈。」
海報戰的迴響又在媒體上引起一波討論（我在《今日俄羅斯》上匆匆露了臉），影響所及，民調機構YouGov自發性地測試文章的假說，用截取自該文的字句，對英國人作了民調，問題如下：你的工作是否「對世界作出有意義的貢獻」？誰料，有超過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訪者回答「否」（答「是」的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十三的受訪者不確定）。
這幾乎是我預期結果的兩倍——我本來設想狗屁工作差不多會占二十個百分比。還沒完，稍後在荷蘭又有個民調，結果幾乎一模一樣，其實還高了一些：有百分之四十的荷蘭工作者認為，他們的工作沒有存在的必要。
這下子，不只公眾的反應核實了文章的假說，連統計調查也核實了，白紙黑字。
＊＊＊
事實擺在眼前：我們正面臨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卻幾乎沒有人去徹底關注過它。 僅僅只是打開一種討論它的方式，很多人就覺得如釋重負了，接下來人們一定會多方探索之。
二○一三年的文章是寫給一本探討革命取向政治的雜誌，內容側重狗屁工作問題的政治意涵，本書的體系會比原本的專文更嚴謹，畢竟該文只是我當時醞釀的一系列主張之一。我當時在思考的是，柴契爾和雷根當政時主導世界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跟官方宣稱的完全相反：它其實是一個經濟皮、政治骨的計畫。
不這樣想，我沒辦法解釋當權者的實際作為。新自由主義的說詞三句不離釋放市場的魔力、經濟效率理當凌駕其他價值云云，可是自由市場政策的總體效果，卻是讓世界各地的經濟成長率都慢了下來，僅印度和中國除外；科學和科技進展停滯；在最富有的國家，年輕世代過的日子恐怕不比雙親豐裕，這是好幾個世紀以來首見。然而，市場意識形態的支持者觀察到上述效應後，千篇一律地呼籲不用改藥方，只需加重劑量，政治人物也從善如流。我只覺得莫名其妙。假設一家私人公司聘個顧問來制定商業計畫，結果利潤陡降，那顧問就會被開除。就算不開除，雇主也會要求顧問另擬一份計畫。可是自由市場改革從來不是這樣玩的；改革跌得愈重，執行愈是不遺餘力。唯一合乎邏輯的結論是：驅動計畫的，不是對「拼經濟」的迫切要求。
那驅動計畫的是什麼？我把腦筋轉向從政階級的思維套路上。當前做關鍵決策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在一九六○年代念的大學，那時的校園是政治躁動的震央；他們念茲在茲，同樣的事絕不可重演。這導致他們儘管顧念經濟指標衰退，但更樂見全球化、掏空工會權力和催生朝不保夕又過勞的人力，三者共同產生的效應把財富和權力同時輸往富人，並將組織起來挑戰其權力的基礎摧殘殆盡。他們一邊任其發生，一邊油條地讚許六○年代號召的享樂主義式個人解放（後來大家都說是「生活風格自由行，財政預算保守就行」）。這樣的政策在經濟上不見得是帖良藥，但政治上簡直是靈丹妙藥；如果沒出什麼亂子，他們完全沒有誘因罷手。拙文只是跟緊了一個洞見：你發現某人打著經濟效率的招牌，卻做著在經濟上完全沒道理的事（好比說付一筆可觀的酬勞請人來整天不做事），最好效法古羅馬人，先問：「Qui bono?」——「誰得利？」——又是怎麼得利的。
本書接下來要提出的，與其說是一套串謀理論，不如說是反串謀的理論。我在書中追問的是人們為什麼沒有採取行動。經濟趨勢發生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如果趨勢是給有錢有權的人找麻煩，那些有錢有權的人就會對體制施壓，令其進場收拾局面。二○○八到○九年的金融危機後，大型投資銀行獲得紓困，拿不動產去抵押的老百姓則不然，道理就在這裡。接下來的章節，我會帶讀者了解，狗屁工作的增生事出有因，我真正質問的是為什麼沒有人介入（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暗助」）此事，有所作為。
＊＊＊
我相信，廢冗聘雇現象還是一面窗，讓我們得以窺見更深層的社會問題。我們不只要問：怎麼會有這麼大比例的人力為他們自己都認為無謂的差事窮忙？更要問：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認定這樣的事態是正常、勢不可免——甚至值得追求的？更讓人不得其解的還有：就算他們確實大致同意上述意見，還相信為無謂工作勞動的人比做他們認為有用的事的人該拿更多薪水、獲得更多榮譽和肯定，但倘若這輩子就待在拿錢不做事、或者做的事對他人毫無助益的位子上，難道不會覺得沮喪而酸苦嗎？此中肯定有形形色色矛盾的想法和衝動在起作用，本書的任務之一就是著手理出頭緒。所以，我要提出一些務實的問題，諸如：狗屁工作實際上是怎麼發生的？我也不免要問一些深邃的歷史問題，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怎麼逐漸相信創意理當伴隨著痛苦？或是：我們究竟是怎麼產生一個念頭，認為一個人的時間是有可能出售的？到頭來，我提出的大哉問也離不開「人性」二字。
撰寫本書也有其政治目的。
我把本書寫成一支射向我們文明核心的箭，因為我們所塑造的自己，有些地方已病入膏肓。我們迎來一個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文明，為工作而工作，工作本身就有意義，甚至不求成果豐碩。我們逐漸相信，對職務淡漠、心存僥倖、不勤奮工作的男女是壞胚子，不值得獲得社群的關愛或協助。我們彷彿心照不宣地向我們自身遭受的奴役倒戈。明知有一半的時間投身毫無意義的工作，甚至從事有礙績效的活動（號令往往來自某個我們厭惡的人），但我們的政治反應不外乎放任怨恨化膿；這股怨恨來自於一個事實，亦即這個社會總有些人未曾陷入同樣的困境中。結果，憎惡、怨恨和猜疑成了串起社會的黏著劑。災情慘重，但願這一切能終止。
倘若能為狗屁工作的終止略盡綿薄之力，寫作這本書就值得了。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