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遊牧史觀：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

遊牧文明野蠻、粗魯，充滿暴力？
摘下中華有色眼鏡，從文明的遊牧史觀出發――
中國史不過是中國人天真浪漫的幻想！
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才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

大部分漢字文化區的讀者，都會有「遊牧民族雖然軍事力量強，但野蠻、粗魯、暴力」的既定印象。然而這只是戴著中華思想的有色眼鏡來看的結果。

《文明的遊牧史觀》這本書告訴我們，遊牧文明其實是歷史的驅動力。所謂「軍事力量」，是當時科學技術與社會體系、作為群體的凝聚力、資訊蒐集能力等各式各樣要素的總和。現在世界上擁有最強軍隊的，毋庸置疑乃是美軍，它也是世界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應該沒人會說他們的強悍是一種「落後、野蠻的力量」吧！

█將地圖的南北顛倒，看世界的眼光便會截然不同！
　遊牧文明是技術先進、資訊發達、富有組織力的歷史驅動力！

在支撐遊牧民族「強悍」的技術中，最重要的就是「畜力」。對馬、牛、駱駝等大型動物的馴育、養成、管理等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蓄力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青銅或鐵製的武器、絲綢等物品最快的運輸工具。眾所周知，即使對馬車的運用，也是西亞先於支那地區，然後才漸漸地往東傳播開來。也就是說，和馬這種「畜力」相關的技術是遊牧文明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資訊力。和定居農耕民族比較起來，遊牧民在廣大的地區中遷徙，不斷地進行見聞和調查，因此掌握了最全球化的資訊。這種資訊力也被活用在通商上。運輸能力優越、往來於各個地區間、對各地產品與市場需求瞭若指掌的遊牧民，同時也是優秀的商業民。遊牧民族的寬容性，對各種文化的包容和開放姿態，也是與此密切相關。

軍事力量、資訊力，再加上具高度流動性與開放性的組織原理，這就是遊牧民的「驅力」。

從「文明的遊牧史觀」重新看待中國，會如何逆轉出一部中國史呢？作者指出，在今日中國中心地區產生了黃河文明固然是事實，但考古學指出，這個古代文明與現在的「中國人」之間的關聯，不管在文化上，或是人種上，都早已斷絕殆盡。跟現代的希臘人，與古代希臘文明之間並沒有關聯是一樣的道理。

█「漢文明」並非普遍性的世界文明，而是一個地方文明。
　「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今天的讀者多以中國為「中心」，所以歐亞就變成了「邊陲」。這種世界觀其實是奠基在「漢民族」這種二十世紀初期才出現的假設之上。真相是，根本沒有「漢民族」這種東西，是歐亞興起的各個文明，不斷向黃河流域遷徙，才形成今日的樣貌。所以「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從「歐亞史」的觀點來看，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分布範圍東起西伯利亞、西到歐洲世界，文化與人種繁多，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相對於此，所謂「漢文明」不過是以所謂的「中原」為中心，相當地方性且侷限的一個文明。故此，與其說「漢文明」是普遍性的世界文明之一，倒不如把它想成是一個地方文明，才比較接近真實狀況。

若追溯中國地區的歷史，則會發現，它進行跨歐亞交易、在國際文化上大放異彩的唐、被認為是世界最大帝國的蒙古帝國（元）和清等，這些繁榮的國度都堪稱為名符其實的「亞洲大帝國」。但是，它們全都是非漢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從這些看來，不受漢民族中心主義控制、而是由異民族的國際主義所統治時，才是所謂「中國」最繁榮的時代，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中國史」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它屬於一種「被害者史觀」。在這種史觀裡，「漢民族」常常遭到異民族所侵略；近代以前是北方遊牧民族，近代以後則是跨海而來的西洋列強以及日本，這些都被他們描繪為「敵人」。可是，我們試著深入思考便會發現，「支那地區乃是某個特定民族的居所」這種主張根本就不成立。擁有不同根源、文化與生活型態的集團，進行流動，不斷重複著繁榮與改變的過程，這樣的歐亞大陸史，才是真實的「中國史」。

身為日本籍蒙古學者，作者的看法是：以所謂漢民族為中心的「中國史」，在充滿地域性的狹隘同時，不過是混合了他們自己普遍相信的世界觀，以及被害者意識的產物罷了。正因為此，今天的支那地區才出現名為「中國史」與「中華文明」的束縛。而今天的中國，似乎越發被所謂的「中華思想」所囚禁。

楊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字為「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勵賞（2015年）、樫山純三賞（2015年）、正論新風賞（第19回，2018年）。

主要著作：
◎繁體中文版：《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文化，2018年）。
◎日文版：
《沒有墓碑的草原（上、下、續）》（岩波書店，2009-2012年）、《種族滅絕與文化大革命――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勉誠出版，2014年）、《狂暴國家――中國的正體》（扶桑社，2015年）、《蒙古人民的自決權和「對日協力」――中國文化大革命繼續存在》（集廣舍，2016年）、《名為「中國」的神話──習近平「偉大中華民族」的謊言》（文藝春秋，2018年）、《最後的馬賊――「帝國」將軍李守信》（講談社，2018年）、《蒙古族人的中國革命》（筑摩書房，2018年）、《中國當代獨裁史――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文藝春秋，2019年）等書。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二十世紀旗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等書。

【序章】讓我們試著翻轉中國史
一、想像的「中國四千年史」
名為「中國史」與「中華文明」的束縛／異民族統治下的繁榮／伸縮自如的自我中心史觀
二、文明史觀與遊牧史觀
來自文明史觀的思考／歷史的驅動力──遊牧／想像的「中華文明」／與孔子教誨背道而馳
三、意圖蛻變成海洋文明的中國
跟不上海洋近代化腳步的中國／對「東夷」日本近代化的矛盾心理

【第一章】「漢民族」是什麼
一、使用「漢字」系統的人們
漢字與漢人／包含各式各樣人種型態的「漢人」／壯侗語系言語的殘渣／遭到整批取代的「漢人」
二、東亞大陸的人群遷徙
建立黃河文明的人們被逐往南方／封閉在陸地上的民族／今日「漢民族」概念的創造與想像
三、馬克思發展階段說的移植
用文物硬套假說的歷史捏造／貧困的黃河文明帶來的專制主義／逆轉的史觀

【第二章】文明在草原上誕生
一、文明的遊牧史觀
「草原文明」與「遊牧文明」／「中國」和「支那」有何不同？／名為歐亞大陸的世界／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態史觀」／沙漠的文明
二、青銅器文明
在草原誕生的冶金文明／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之謎／與中原並行存在的鄂爾多斯文明
三、古代遊牧民留下的遺跡
鹿石之謎

【第三章】「西邊的斯基泰、東邊的匈奴」與支那道教
一、遊牧民是怎樣的一群人？
封閉的象徵──萬里長城／從蒙古高原到多瑙河的共通文化
二、由東向西前進的斯基泰
希羅多德《歷史》的記錄／匈奴與匈人是同源同族嗎？
三、匈奴時代的支那
迥然相異的女性觀與宗教觀／匈奴時代的支那道教／法輪功與道教的類似性

【第四章】唐絕非「漢民族」的國家
一、中央歐亞的突厥化
突厥帝國與唐的歷史關係／胡人的胡州／象徵大地母神的於都斤之地／唐王朝絕非「漢民族」的產物／沒有比於都斤山更好的地方了！／遊牧民的紀念碑──石人／唐從中亞撤退／歐亞東部的國際性／遊牧民的弱點
二、中央歐亞的伊斯蘭化
伊斯蘭的滲透／「獅子王」碑的發現／「西域」的虛構／石人再次回歸草原

【第五章】三個帝國鼎立的時代
一、三個帝國並存的時代
「國王的耳朵是驢耳朵」／大契丹國的興亡／「死不認輸中華思想」的起源
二、熱愛「塔」的契丹
融合農耕與游牧所產生的獨特文化
三、寬容的大夏（党項）和元朝
關於西夏文字
四、富含多樣文明的蒙古帝國
受蒙古人接納的禁慾藏傳佛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滲透／持有「言語」和文字的意義

【第六章】最後的歐亞帝國──清
一、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與後金國
重視禮節的遊牧民／宋中心史觀造成的歪曲／滿洲的源流／朱子學與漢字／Manchu（滿洲）的崛起
二、滿洲人的根源從何而來？
與漢族相異的滿洲和蒙古之「血」／漢裔旗人／成為神的皇帝
三、滿洲是從何時開始變成地名的？
創建中國現代文化的滿洲人／借用關羽之威

【終章】現在的中國正在遭到歷史復仇
一、「宗教等於鴉片」的馬克思主義與專制主義思想
從文明史來看，中國人（漢人）政權有著共通的弱點／追求現世利益的中國人宗教觀／三大宗教在中國為何無法落地生根？／在蒙古高原上生根的基督教／祕密結社化的伊斯蘭教／世界帝國蒙古與宗教／排外的王朝──明代支那，在文化上是一片荒蕪／源自「文殊菩薩」的清朝，是個開放的國家
二、現在仍然持續的宗教衝突
宗教大國中國的矛盾／漢人為什麼害怕宗教？

◎後記
◎「文明的遊牧史觀」研究序說──文庫版代後記
◎文庫版解說
◎參考文獻

〈文明史觀與遊牧史觀〉

◎歷史的驅動力──遊牧

雖然戴著中華思想的有色眼鏡來看的話，難免會有「遊牧民族的軍事力量＝野蠻、粗魯、暴力」的既定印象，但實際的情況卻遠遠不止於此。所謂「軍事力量」，是當時科學技術與社會體系、作為群體的凝聚力、資訊蒐集能力等各式各樣要素的總和。好比說，美軍毋庸置疑乃是當今世界上最強軍隊，應該沒人會說他們的強悍是一種「野蠻的力量」吧！

在支撐遊牧民族「強悍」的技術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畜力」了。簡單說，就算是畜牧，也絕不是「放牛吃草」，讓牠們自生自滅這麼簡單。對馬、牛、駱駝等大型動物的馴育、養成、管理等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的文明。遊牧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尋適合遊牧的草原，以及和其他集團的調和與遷徙。馬、牛、駱駝等，正形成了一種在廣大地區中進行遷徙的驅動力。

另一方面，青銅或鐵製的武器，若是使用畜力，也較為容易運輸。眾所周知，即使對馬車的運用，也是西亞先於支那地區，然後才漸漸地往東傳播開來。

更重要的是「資訊力」。相較於農耕，遊牧更受氣象等環境的變化直接影響。為此，關於土地狀況等資訊的精確程度，乃是攸關生死的大問題。和定居在一定區域的農耕民族比較起來，遊牧民在廣大的地區中遷徙，不斷地進行見聞和調查，因此掌握了最全球化的資訊。就這層意義上，遊牧民會傾向於輕侮「眼界狹窄」的農耕民，也是在所難免的事實。這種資訊力也被活用在通商上。運輸能力優越、往來於各個地區間、對各地產品與市場需求瞭若指掌的遊牧民，同時也是優秀的商業民。

即使在社會構造上，農耕民和遊牧民族也有著很大的差異。農耕民在同一個區域內，基本上會持續種植同樣的作物，在文化和人種上的同質性較高；相對於此，遊牧民則是輾轉遷徙於廣大的草原間，靠著遊牧艱苦維生，因此不可能有各個民族固定的領域存在。對遊牧民來說，離合聚散乃是常事，即使是背景相異的集團，也有交換資訊乃至共存的必要；遊牧民族的寬容性，便是與此密切相關。

遊牧民也深諳一個道理，那就是一旦出現某個有力集團時，全體遊牧民都有可能投奔麾下、成為其成員。在波斯史家、蒙古帝國時期的宰相拉施德丁（Rashid-al-Din Hamadani）所編纂的史書《史集》當中就有描述到，「草原上的人們，總是喜歡虛張聲勢」。當蒙古在歐亞地區成為強大的帝國之際，那些地區的遊牧民便全都自稱為「蒙古」。同樣地，若是突厥（公認使用突厥／Türk語系溝通的突厥、回鶻等各個集團之總稱）強大，則各集團也都會自稱為「突厥」。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波斯人眼中，才會覺得他們老是順著風向虛張聲勢吧！然而，對遊牧民來說，這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這個時候，若是出現一個在統治體系、生活樣式，乃至道德觀念上合乎自己喜好的集團，則會無關血統或出身地區，投奔其中成為一員，這就是遊牧民的生存之道；而在此同時，作為接納的一方，也會以極為開放的態度來應對這樣的投靠。因此，在蒙古人集團中，會有突厥人、西藏人、甚至是支那人、波斯人、歐洲人還有日本人加入，這完全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

軍事力量、資訊力，再加上具高度流動性與開放性的組織原理，這就是遊牧民的「驅力」，也就是他們能對農耕民造成破壞性威脅的最主要原因。

◎想像的「中華文明」

不過，儘管至此為止我們一直抱持著批判的態度，但支那地區的農耕民自古以來便具有高度的文明，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發明了稱為「漢字」的表意文字，使得原本說著不同語言、彼此相異的城市國家間能夠進行溝通。同時，他們也產生了以儒教為首的各種思想；以農業生產為基礎，也留下了許多青銅器等先進的文物。秦始皇促成了支那地區的統一，而後在漢武帝時代，勢力更一口氣擴大到從蒙古高原南部至越南的廣大地區。

儘管以擁有如此高度的文明而自負，但是他們在騎馬遊牧民族面前，還是屢屢嘗到敗北的苦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五年，北宋與契丹人的王朝──遼──締結了所謂的「澶淵之盟」。遭到契丹攻入華北的宋，以每年支付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給遼的條件，與之締結了和約；然而，這對拘泥於王朝正統性的支那人而言，是極為屈辱之事。結果，他們徹底強調起自己王朝的正統性，把遼、西夏、金等北方民族王朝全貶為「夷狄」，展現出一派「充滿敗者心理糾葛的中華思想」。

這種表現形式首先呈現在文字上。東夷、西戎、北狄、南蠻等詞彙雖然自古已有之，但在指涉遊牧民的漢字上，他們則是更不厭其煩地為它加上犬字邊。他們在地名上也是一樣，大量使用了呈現中華思想的表達方式。比方說「定南」，就如同字面上的意義一般，指的是「平定南方」，也就是征服的意思。除此之外也有「定東」、「鎮西」（鎮壓西方）、「平東」（平定東方）、「綏遠」（綏服遠人）等地名。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些地名其實與真實狀況都不相符。在當時，他們只是給尚未支配的地區任意添加名稱，換言之即是言語先行的所謂「虛擬統治」而已。

當然，即使占了這種嘴砲便宜，異民族在軍事上的威脅還是不變的現實。只是，支那人沉浸在自己的優越感當中，最終相信自己的謊話就是現實，認為這樣就已足夠。這就是支那人的政治統治心理。

就這樣，他們避開不看現實，只是單方面表達對自己有利的願望，還以此確認自己的優越地位；這樣的心性態度，正是依然聯繫到今日的「中華文明」痼疾之所在。

這種心態也呈現在他們面對歷史的態度上。簡單說，他們不敢面對現實，淨講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因此，他們明明知道這些都是異民族的征服王朝，卻還是臉不紅氣不喘地撒謊，說出「偉大漢民族的隋唐時代，乃是最光輝燦爛的王朝」，或是「元朝乃是中國保有最強大疆域的時代」之類的話。不只這樣，他們還說「西藏和蒙古都是清朝的一部分，因此自然是我們的領土」，利用這種邏輯來肯定現今的侵略性支配與壓榨。

（本文節錄自：序章「讓我們試著翻轉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