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本專書的出版,就像是一份指南,相信能為臺灣民間與政府在協力共構國際文化關係的各面向提供重要指引與參考。」
(鄭麗君/前文化部部長、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
「終於有一種「另類」的聲音,以學術角度來解析臺灣文化外交作為一客體。在工具化、花瓶化之外,客體化文化與文化外交,或許是朝向正確方向的第一步。」
(廖新田/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臺藝大藝政所教授)
前言
臺灣特殊的國際處境與變動的兩岸關係,使得其正式的外交關係及國際政府組織的參與都難有突破。在文化外交的領域,雖然透過文化部、外交部與許多國家間的雙邊經貿與文化交流協定以及駐外文化單位的運作,使得臺灣的國際文化關係與文化交流得以維續,但臺灣希冀加入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國際藝術協會與文化機構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s Councils and Culture Agencies, IFACCA) 或者亞歐基金會(Asia-Europe Foundation, ASEF)等重要的國際政府間文化組織的嘗試,卻遲遲不見進展,也不見政府文化部門策略性地規劃推動。
不過,礙於嚴峻的國際政治現實情勢,以及臺灣在國際政治、經貿社會中所處的邊緣位置,反而使得臺灣的藝文機構(博物館、美術館、藝術村)、文化中介組織(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等)、藝文團體、專業的民間文化組織和文化工作者等的實質國際文化交流經驗,乃至於由此串聯而成的國際藝術文化關係專業平臺網絡更顯得珍貴而重要。歷經二次戰後數十年的國際關係,政治與外交地位欠缺國際承認的臺灣,從民間文化組織與公私協力模式的嘗試,造就了豐厚的另類國際文化交流經驗,同時也獲得國際文化非政府組織、各領域藝術文化網絡諸多專業肯認,其特殊性值得我們深入梳理探究。
文化在傳統的國際關係中,無論是現實主義為主軸的學術論述,或者國際外交的實務交流中,原來就顯得相對邊陲而另類。儘管1990年代進入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文化轉向」簇擁著文化認同、文明衝突、軟實力、建構主義與跨國文化貿易等新興取徑重返國際事務的論述和實務之中,但仍然難以撼動現實國際關係主流論述中以政治權力和跨國資本的流動為主導的外交與經貿關係結構。文化需要持續介入,方能促使國際關係產生嶄新的詮釋與變化。
臺灣在對外關係的經營上存在諸多挑戰。肩負著這些挑戰,從民間到官方,臺灣如何進行文化交流與外交,公私部門、藝術家、文化工作者、學術界、文化中介組織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彼此的關係又是如何,藝文網絡平臺如何形成?臺灣如何透過國際文化關係與藝術文化交流活動,由外而內地進行文化主體性與認同建構?文化與貿易、軟實力輸出之間的競合及矛盾的爭議如何調節、妥協?哪些新興的跨國議題、社會潮流可能有助於臺灣對外文化交流的擴展?臺灣的文化交流在本質上、互動模式上是否可能發展出有別於國際政治關係、國際經貿關係的運作方式?而過程中臺灣文化價值與主體性如何彰顯?這些都是本書關切的核心問題。
本書作者從臺灣的國際文化關係研究與交流實務展開,探究包括:文化主體性與認同建構與再造的路線思辨、國家利益與價值內涵論述取徑、文化互動交流形式與技術、國際藝文專業網絡平臺的參與和建立,以及藝文工作者專業能力如何接合國際趨勢潮流與議題等面向,析論臺灣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經驗作為一種介入國際文化關係的方法,其可能性與侷限性如何等。透過文化作為國際關係的新「另類-主流」路線的辯證,編者認為,相對於其他的國際事務,臺灣的對外文化關係與國際文化交流,在本質上、目的上、互動形式與關係上,以及機制設計上皆有別於傳統的國際政治關係、國際經貿關係的權力與資本利益導向運作模式。
臺灣的國際文化交流具有其以民間為主體而衍生:多元、包容、匯流、自省、謙遜而去威脅感的殊異性。若不以文化的內在價值和邏輯,以及文化主體間冀望雙向理解的心態為出發點,將難以瞭解臺灣對外文化關係與交流何以在國際間獲得相對平等互動的位置與境遇。從實務交流端接合國際文化關係論述,本書進一步提出國際文化關係以「文化作為方法」的可能性,並探討臺灣對外文化關係中這個:另類-主流、文化-權力利益、邊緣-核心、主體-互為主體建構等關係論述辯證與實踐取徑的實質意涵及限制,並以此為基礎勾勒當前臺灣國際文化關係可行的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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