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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資訊

定價
:NT$ 500 元
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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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懷抱著愛與熱情,梁啟超成為啟蒙導師
殷殷叮囑、切切期盼,只望培育新生的中國

 
▍齊聲推薦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
呂芳上/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
李隆獻/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蔡長林/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江仲淵/「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
廖彥博/《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共同作者
鄭俊德/「閱讀人社群」主編
 
梁啟超是戊戌變法的維新志士,也是清末立憲運動的重要支持者。最廣為人知的,是他為後世留下主題廣泛、文體各異的千言萬字,例如流亡日本期間於《時務報》連載的《新民說》,從政治、經濟、道德等角度提出如何提升人民素質;《戊戌政變記》則以參與者的視角記錄、解釋戊戌變法,是珍貴的一手史料,也成為歷史撰述的最佳示範。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無論政治、經濟、科學、文學各領域,無一不受梁啟超的影響與啟發。
 什麼樣的人民,成就什麼樣的國家。當時局還在為君主立憲或共和體制爭執不休時,梁啟超早已跳脫國體的框架,將眼界放在如何教育、形塑國家的根本――人民。其思想與寫作的終極關懷,始終是啟迪人民心智,使國家擺脫貧弱,走向康莊富強。
今日讀梁啟超,不只因為其論述是歷史中的轟鳴巨響,更重要的是這些觀念對我們而言,依然深具閱讀與思索的價值。本書以「啟迪民智」為核心,選錄四十餘篇梁啟超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文章,依主題分類為學術思想、社會文化觀點與人生觀等,並由主編楊照老師撰寫導讀與提要,引領讀者體會梁啟超寫作的初衷,及字裡行間對國家、對人民進步前行的殷切期盼。
 
 
▍「展讀民國人文」系列叢書
「民國」無論是1949年在中國大陸時期,或是1949年搬遷來臺之後,都是變化與動盪的。混亂的時局打破了所有既定的秩序與答案,逼使人們沒有後路,只能往前去尋找、創造自己的道路,因此造就民國成為一個出人物的時代,尤其是出人文思想人物的時代。
在時代劇變的千錘百鍊下,民國學者們在極端高壓的環境中冶煉出各式思想觀點,期望為人民、為國家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而這些思想觀點,至今仍存續於臺灣的文化脈絡中,「展讀民國人文」系列便是希望重新發掘民國學思的精粹與價值,照亮現代社會蒙昧不明的暗處。
 
▍系列特色
★兼具民國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精選十位民初重量級學者梁啟超、章太炎、陳垣、呂思勉、王國維、歐陽竟無、蔣夢麟、馬一浮、張君勱、熊十力的著作,內容涵蓋國學、史學、哲學等領域,使系列叢書兼具民國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主編楊照撰寫「導讀」與「提要」
每冊前附有楊照老師撰寫的長篇「導讀」,說明作者的時代意義,及其思想、經歷的重點,有助閱讀時能得到更深切的體會。每輯前則有「提要」,提供文章的出處背景,並連結「導讀」內容,進一步刻畫作者具體的思想面貌。
 
▍「展讀民國人文」系列作品
解讀梁啟超(中國近代思想家)
解讀章太炎(國學大師)
 
即將出版
解讀陳垣(「國寶」史學家)
解讀呂思勉(寫作第一本白話通史)
解讀王國維(國學大師)
解讀歐陽竟無(佛學研究的先鋒)
解讀蔣夢麟(代表作《西潮》)
解讀馬一浮(一代儒宗)
解讀張君勱(新儒學代表)
解讀熊十力(新儒學的奠基者)

作者簡介

楊 照|策劃.主編
 
本名李明駿,臺大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曾任《明日報》總主筆,《新新聞》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廣播節目主持人,並長期於誠品講堂、趨勢講堂、敏隆講堂、藝集講堂開設課程。2021年以「楊照談書」榮獲第56屆廣播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楊照勤於筆耕,著述豐碩,有《概念民國:不一樣的中國史‧迴音》、《您好,馬克思先生:資本論及其所創造的世界》、「日本文學名家十講」(十冊)、「不一樣的中國史」(十三冊)、《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等數十種。

近年積極推廣民國人文思想與學術,期望喚起人們重視中學與西學對接的這一批學人,在承襲傳統中求新之嘗試,以及在學術思想上之重大意義。 

名人/編輯推薦

▍齊聲推薦
王汎森/中研院院士
呂芳上/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
李隆獻/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蔡長林/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江仲淵/「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
廖彥博/《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共同作者
鄭俊德/「閱讀人社群」主編
 
★認識中國人文,從閱讀近代中國經典開始。(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 呂芳上)

★閱讀民國時代下的人文典範,從中學習他們在時代變革下的勇氣精神,以及對於人文關懷的光輝面。(「閱讀人社群」主編 鄭俊德) 

「展讀民國人文」總序 文/楊照
三民書局的「展讀民國人文」出版計畫特別著重「民國」作為清楚的時代標記,「民國」的前半場域是中國大陸,時間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民國」還有後半,那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搬遷到臺灣來所經歷的關鍵變化。
在大陸的前半與在臺灣的後半,共同的特色是快速的變化與動盪,時局混亂打破了所有的現成答案,以至於逼迫人人困思問題解決方案,同時卻也打開可以進行破壞性或建設性種種實驗設計的大空間。
因而「民國」是出人物的時代,尤其是出人文思想人物的時代。並不是因為那些人都吃了神藥大力丸,不是因為他們遺傳了天賦異稟,而是時代的動盪與糾結,逼出了他們的智慧與活力。他們沒有固定的位子,沒有往後看、往前看能夠有把握的軌道或方向,他們只能去找出、創造出自己的道路,往往是前人沒走過,甚至是前人認定絕對不可能走的道路。
作為「民國人物」的陳寅恪,可以自由地在歐美遊學,不顧念、不追求學位,立志要培養自己研究「西北史」的所有學術配備;然後回到中國,受到變化時局的衝激,竟然也就快速轉型,將學術重心移轉到中古史上,成為中古史的大家。而這只是陳寅恪生命中大約二、三十年間發生的事。
又例如胡適,他到上海進了學堂才開始學英文,沒多久就去了美國留學,在康乃爾念農學,才第一年,他就開始用英文寫日記,還用英文對美國人宣講、解釋「中國是什麼」。他很快放棄了農學,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念哲學,沒等到完全辦好博士學位手續,就又回到中國,不到三十歲的年紀已成為北京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那麼短的時間內,他的生命走出那麼多不同的風景。
這絕對不單純是陳寅恪、胡適了不起,而是他們活在「民國」,得到了如此了不起、能夠成為「人物」的機會。「民國」是考驗、是挑戰,現實的條件使得在這個動盪空間中生活的人,沒有辦法做長期計畫,沒有資源完成具體社會建設,卻也因此鼓舞、刺激了豐富的人文思想。那不是關在象牙塔裡的哲思,也不是閑靜漫步的沉穩產物,而是從再切身不過的存在困窘中逼擠出來的看法與論點。國家可能被瓜分,故鄉可能被強占,家庭可能徹底拆解,生活的最後據點明天可能就要消失……每一項都是真實的威脅,無從逃躲,非面對、非提出對自己、對群體的解釋不可。
我長期以來不斷呼籲:「民國」不該被遺忘,忽略「民國」我們就無從弄清楚臺灣歷史的來龍去脈;更重要的,拋棄「民國」也就拋棄了這由眾多人存在苦痛換來的豐富人文思想資源。
二○二一年史家余英時先生去世後,我受「趨勢教育基金會」之邀,錄製了一系列共十五講的課程,完整講述余英時主要的史學論著;次年,又受北京「看理想」機構之託,製播了共九十集的「溫情與敬意:錢穆學思總覽」節目,在過程中廣泛涉獵與錢穆、余英時同代的相關學者論著,產生了對於「民國人文學術」更深刻的珍視。在臺灣,三民書局是錢穆和余英時著作出版的關鍵交集機構,於是出於對時代與自身歷史背景負責的考量,對劉仲傑總經理提出了編選這套系列叢書的想法。很幸運地,我的構想獲得劉總經理的大力支持,配備了充分的編輯專業人才協助參與,得以在一年多的準備之後,到二○二三年中實現為和讀者相見的精編選集。
「民國」的歷史狀況使得這段時期的思想,很明顯地以原創性與多樣性見長,相對地缺乏大規模系統建構的成就,因此最適合以選文的方式來呈現。系列中每一本選集基本上都是在通覽目前能找到的作者著作全集後編定的,盡量保留個別篇章的完整面貌,避免割裂斷章取義。體例上,每本選集前面附有長篇「導讀」,向讀者充分說明這位作者的時代意義,以及其思想、經歷的重點,減少閱讀隔閡,幫助大家得到更切身的體會。另外按照文章性質分若干輯,每輯之前備有「提要」,既提供文章出處背景,也連繫「導讀」內容,進一步刻畫作者的具體思想面貌。
「展讀民國人文」系列第一批共十本,提供了從一八六九年出生的章太炎,到一八八五年出生的熊十力,包括梁啟超、陳垣、呂思勉、歐陽竟無、王國維、蔣夢麟、馬一浮、張君勱等民國學術人文思想人物的作品精華,希望能讓讀者興發對這段歷史的好奇,如果得到足夠的支持,我們將會在未來擴大人物系列,期望能開創出一片「毋忘民國」的繁華勝景來。 

目次

「展讀民國人文」總序 文/楊照

導 讀 
第一輯 學術思想與人生觀
 提 要
 學問之趣味
 為學與做人
 敬業與樂業
 人生目的何在
 無聊消遣
 最苦與最樂
 「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論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第二輯 民智的啟蒙——《新民說》(選錄)
 提 要
 敘 論
 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釋新民之義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論公德
 論國家思想 
 論進取冒險 
 論權利思想
 論自由
 論自治 
 論進步
 論自尊
 論合群
 論生利分利
 論毅力
 論私德

第三輯 社會與文化觀點
 提 要 
 什麼是文化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美術與生活
 人類歷史的轉捩 
 人權與女權 
 思想解放 

第四輯 變法救國——《戊戌政變記》(選錄)
 提 要 
 政變前記 
 政變正記
 政變後記

第五輯 傳記、雜文
 提 要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納爾遜軼事
 亡友夏穗卿先生
 讀《讀通鑑論》
 笑 林

書摘/試閱

1
日本研究梁啟超的專家狹間直樹寫過一本書,標題是「東亞文明史的轉變」,顯示了狹間給梁啟超的定位—他參與、促進了東亞文化思想的轉化。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是看到梁啟超作為轉型期的思想人物,經歷過好幾個不同時期的變化。第二,更重要的,是看到他的轉型如何聯繫上整個中國、乃至於東亞近代文明變化的軌跡。
梁啟超曾經是科舉神童,然而他的「成年禮」卻又是遇到了康有為,突然領悟自己過去為了科舉而吸收的知識學問,原來完全跟不上西方勢力衝擊所創造出來的新現實,必須趕緊汰舊換新,尋找新的解決出路。他參與了從政治體制改革上找出路的大嘗試—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繼而承受了短短百日之後「戊戌政變」帶來的巨大挫折。也因此他失去了在中國社會上固定的角色、地位,成為在變動時期的游離知識人,反而開拓了他的思想領域。
許知遠寫的《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書中提示:要談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無論是科學、經濟學、佛學、法學、政治,乃至文學、小說,沒有任何一個領域能迴避梁啟超的影響,甚至許多現代知識領域他還扮演了開創者的角色。例如中國現代小說的明確起點,必定要追溯到梁啟超在一九○一年所寫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重新詮釋了小說的基本性質,從此開啟了擔負社會教育責任的「新小說」創作與流傳現象。
而且梁啟超在寫作中發展他的思想。從一八九六年出任《時務報》主筆開始,一直到他去世,三十三年間他不間斷地寫出了至少一千四百萬字的作品。他的寫作形式包羅萬象,面對不同的讀者,發揮了不同的歷史作用,其中甚至包括了應光緒皇帝之命而寫的〈京師大學堂組織章程〉,依照這份章程成立了「京師大學堂」,也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的歷史意義正在於其章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外來文獻,擺脫了傳統「太學」的框架,形塑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第一個現代組織。
也包括了為了示範自己的小說理論而寫的〈新中國未來記〉,那是突破傳統框架、格局的實驗性小說。將場景設定在共和形成多年後的中國國會裡,想像未來的國會議員們彼此討論國事時發表的種種意見。
他的作品中也包括了許多學術專著,《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兩部連作,等於是對於有清一代學術知識最早的詳密整理。《中國歷史研究法》則給予了「新史學」從概念到執行,非常具體的指引,為民國時期歷史領域的大突破、大爆發奠下了基礎。
他還寫過人物傳記。他選擇了法國大革命中的奇女子羅蘭夫人為傳記對象,凸顯了羅蘭夫人上斷頭前的那句話——「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罪惡假汝名以行!」在中國人之間廣為傳頌。
在不同領域、三十多年間在不同時期梁啟超都留下了發揮關鍵作用的文章,不只影響了同代人,還吸引了往上往下好幾代人都加入如飢似渴追讀他文章的行列。民國早期的歷史人物,從陳獨秀、胡適到毛澤東,都是梁啟超的讀者,受到他的文字強烈衝擊。
許知遠感慨說:梁啟超應該要和英國的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法國的伏爾泰或日本的福澤諭吉、美國的愛默生並列,他們都身處於新舊知識、思想交替的時代,將自己鍛鍊成百科全書式的巨大存在,因而得以喚醒了一份原本沉睡的集體精神,徹底改變了那個社會。梁啟超應該被放入這份全球歷史最敏銳心靈的名單中,被更多人認識、肯定。他應該屬於世界啟蒙主義歷史,不該只是中國或東亞的一位邊緣人物。
梁啟超身上帶有全人類普遍的啟蒙熱情,是從十七世紀發源的這波歷史大潮流中的一個醒目浪頭,他在啟蒙上的貢獻與成就,比起約翰生、伏爾泰、福澤諭吉、愛默生,不遑多讓。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閱讀梁啟超的作品,和閱讀這些啟蒙大家的作品一樣,能夠領受超越時空限制的普遍啟發,仍能為我們撥開許多意識上的蒙昧遮障。
另外一本由解璽璋寫的《梁啟超傳》,採用了很特別的形式,每一章都聚焦描述梁啟超和某一個人的關係,所挑選的人物包括了家人妻子、弟弟梁啟雄、老師康有為,然後是黃遵憲、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孫中山、章太炎、楊度、宋教仁、袁世凱、蔡鍔、蔣百里、丁文江、胡適、徐志摩。這名單排開來,讓我們確實感知梁啟超身處時代中心的分量,要到哪裡再能找出能和這些人都產生有意義有故事密切互動的人物?尤其梁啟超從一八七三年出生,到一九二九年去世時,距離他的五十六歲生日還差一個月,活在世上的時間並不長啊!
解璽璋全書的最後一章,標題是「寂寞身後事」,顯現了他認為梁啟超死後,很快地被遺忘了,因而特別深致感歎。解璽璋的這個評斷,主要來自他所知道的大陸情況,的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很少有人關注梁啟超,梁啟超的著作也很難對那個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然而如果換從「民國」的脈絡來看,從大陸延續到臺灣,狀況卻大不相同。
一直到我唸高中、大學的一九七○、八○年代,走過臺北重慶南路書店街,幾乎每家書店都還是會將厚厚一本的《飲冰室文集》擺放在最醒目的地方,而且不同書店擺放的,常常是不同的版本。我們那一代的臺灣中學生、大學生,很少有人從來沒讀過梁啟超作品的,當然更少人不知道梁啟超、沒聽過梁啟超,他的身後可一點都不寂寞啊!
梁啟超的思想與學術在「民國」有著長期的影響,相對地在「人民共和國」那邊則受到了冷落。不只梁啟超如此,像羅家倫或蔣夢麟也是如此。羅家倫的《新人生觀》、蔣夢麟的《西潮》都是從「民國」帶到臺灣,年輕人成長的必讀書籍,然而在四九年之後的大陸卻沒有重要的知識、思想地位。這現象充分顯示了:作為一個歷史單位,「民國」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傳統,也有相應的集體價值觀,不應該被遺忘、抹煞。
2
梁啟超在一八九八年參與了「戊戌變法」,身處其中,他有三項很特別的條件。第一,他是康有為的學生,而且和康有為的關係比大部分牽涉其中的人,包括「戊戌六君子」中的譚嗣同或劉光第,都要來得更密切。第二,他當時已經展現了醒目的能力,他能寫文章,他還具備擔任導師的一定領袖氣質,也對教育有相當高的熱忱;第三,他卻又在所有人之間,幾乎是年紀最輕的一個。
依照前兩項條件,他應該在戊戌變法上發揮很大的作用,然而第三項條件卻嚴重限制了他,尤其是他十五歲以神童之姿考上舉人,到戊戌年二十五歲時卻尚未考取進士,以至於他沒有得以直接面見皇帝的資格。康有為受光緒皇帝信任,可以跳過層層朝廷禮儀節制推動變法,年紀太輕又沒有進士身分的梁啟超進不了宮見不到皇帝,就算再有才、和康有為關係再密切,都不得不在變法過程中被邊緣化了。
因禍得福。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時,梁啟超因而不在首批捉拿名單上,加上他在被邊緣化的情況下,變法中能參與的事務主要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得以和日本公使林權助相識。政變一發生,梁啟超就機警地進入了日本大使館,林權助取得國內內閣同意,讓梁啟超不只逃過追捕,進而協助偷渡離境。梁啟超離開中國,亡命日本,開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二個重要階段,從一八九八年到達日本,要到一九一二年他才再度回到中國,這期間他大多居停在日本,他主要的活動是辦雜誌及寫作,發表了大量文字,產生了巨大的思想影響作用。
梁啟超先辦了《時務報》,後來又有更轟動的《新民叢報》。雜誌每期都要有一定分量的稿件,就必然催逼同時身兼發行人和總編輯的梁啟超努力寫稿,同時雜誌是自己辦的,要寫什麼、要刊登什麼不受限制,更刺激了梁啟超得以放縱思維,將他在日本的所思所學迅速轉化為大量的文章產品。
這段時間中梁啟超寫的文章,幾乎都是即寫即登的,然而在一九○六年年中,卻有了奇特的例外。大約是六、七月間,他快速寫下了二十萬字,平均每天要寫六千字,但如此趕寫的文章沒有在任何地方發表,要到幾十年後,林志鈞編中華書局版的《飲冰室合集》時,才終於讓這份文獻歸入梁啟超著作的「政論」類中。
這二十萬字剛完成時,沒有掛梁啟超的名字,因為是祕密寫的,連他身邊的友人、連康有為都不知道他寫了這樣的文章。那份文獻的總標題是「六大臣出洋考察報告」。當時清廷受到強大壓力必須準備立憲,於是派了浩浩蕩蕩的考察團,由「六大臣」領銜帶隊,分批分路線到國外探訪,行程結束後需要一份總結報告,表現在國外的學習成果,並對清朝君主立憲制度提出具體實施方案建議。梁啟超趕工寫的,就是這份報告。
所以必須在最祕密的情況下撰寫,因為當時梁啟超還是清廷的「欽命要犯」,但透過熊希齡牽線,卻受託寫官式報告。如此荒唐的安排背後反映的,首先是滿清朝廷根柢上的失能,派去作考察的重臣及隨行人員,對西洋憲政只有一知半解,考察也多半敷衍了事,他們沒有能力更沒有自信寫得出能對外交代的完整報告。第二是梁啟超此時獲得了「立憲派」的首席理論家地位,儘管名義上是通緝要犯,然而和聲勢愈來愈高的「革命派」相比,「立憲派」總還是被認定為是親近朝廷、可以對朝廷有所幫助的。
從一八九八年梁啟超因案出亡,到一九○六年,這八年間中國出現太多變化了。在戊戌政變後最先登場的,是一九○○年的「義和團事件」,慈禧太后向十一國集體宣戰引來八國聯軍輕易擊敗義和團,不只直接攻入北京城,而且在太后偕皇帝倉皇變裝出走後,外國軍隊進入了紫禁城,聯軍指揮官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還「試坐」了天子龍位。這不只是慘敗,而且是朝廷遭受的空前羞辱。次年簽訂了〈辛丑和約〉,連本金帶利息要賠款九萬萬多兩。
重大打擊後好不容易殘存的清廷,不得不進行變法,可以說一八九八年硬是被慈禧太后阻擋的戊戌變法,此時在慈禧太后繼續主政的情況下,卻悄悄地從後門回來了。不能明說,但這時候發生的事,實質上給了康有為等人遲來且曖昧的正義,證明了變法是必須的,他們的主張、甚至他們各種政策是對的。
於是「百日維新」一轉而成了新局勢的一幅藍圖,再加上辛丑年之後,革命氣焰高漲,明白仇視滿人,追求推翻清廷,相較之下,原先的變法人士不只無害多了,還明確帶有對清朝的強烈效忠態度。當時感覺上如此激進的主張,短短幾年後看來,對照下呈現了穩健、保守的面貌。過去看起來像毒蛇猛獸的「亂黨」,現在看來一點也不亂啊!
3
一八九八年變法被取消,皇帝被軟禁,在中國社會並未引起騷動,對戊戌政變反應比較強烈的,反而是在華各國公使。但八年之後,中國的民情大不同前,革命派與立憲派的互相激盪,不僅止發生在士大夫間,更是明確延展到商工各行各業了,使得中國民意對政治產生敏銳感應,梁啟超是塑造這項變化的主角,雖然這幾年他不在中國,但他的文字,尤其是他的《新民說》卻一直處在社會發展的風口浪尖上。
從《時務報》到《新民叢報》,梁啟超的知名度、感染力向上翻了一翻,到達不同的等級。《新民叢報》的命名就反映了梁啟超心中已有清楚的架構與企圖,要在這本雜誌中推展他用筆名「中國之新民」所撰寫的《新民說》。用這個筆名寫的文章,將「筆鋒常帶感情」的風格發揮到淋漓盡致,並且和文章要表達的意念完全貼合。
《新民說》首先吸引人注意的,是以新文體呈現的。梁啟超清楚意識到傳統的文言文不足以傳遞他要表達的內容訊息,不論是官式的四六駢文,或是文人之間流行的桐城古文,都有太多陳俗套語,也有太多句法上的格式限制,放不開來表達現代狀態下的複雜主張。曾國藩的書信與日記曾經風靡一時,一部分是因為使用了四六文或桐城古文無法比擬的誠實真切語氣,帶有高度的新鮮自由特性,不過梁啟超所需要的文字載體,還更有甚於此。
在《新民說》中梁啟超鍛造了一種文白夾雜的新風格,一時獨領風騷。他寫出了文言文絕對不可能有的雄辯滔滔氣勢,也寫出了當時白話文絕對不可能有的學問知識厚度。這樣的文體在中國足足流行了二十年,蔚為主流,一直要到「五四運動」前後崛起了另一位了不起的文體家—改造並豐富了白話文的胡適,梁啟超式的文體才讓出了主流地位。然而即使如此,一直到我這一代受教育的一九七○年代,在「民國」環境中,這種文體都持續發揮一定的指引作用。
而白話文的上升轉型,梁啟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此之前,讀書人理所當然看不起白話文,白話文是寫給引車賣漿者流看的,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陳獨秀是晚清最早參與推動白話文的人士之一,但不只當時認為白話文主要用於社會教育,是向讀書不多的下層人民傳播知識的工具,而且在《新青年》雜誌上提倡「白話文運動」,當意識到自己的讀者是其他讀書人、專業知識分子時,他的文章都還是用文言文寫的。
這裡關鍵的變化,在於要提升白話文的地位,讓文人都願意寫白話文、用白話文互相溝通。胡適在這方面貢獻最大,他不只立場堅定,而且找到了明確的策略,強調白話文與啟蒙救國之間的必然因果關係,倒過來看,也就是明白昭示了在這樣的時代繼續寫文言文,不只保守、落伍,而且將使得中國無法自強,無法擺脫亡國危機。
不過別忘了,胡適的態度其來有自。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將近二十年,梁啟超就寫了轟動一時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將小說抬高到傳統上不可想像的地位,明白宣告:有什麼樣的小說,就有什麼樣的國民與國家,小說的作用遠遠大過文人們的所有詩文著作總和。而小說就是用白話文寫的。
梁啟超寫〈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寫《新民說》時,白話文還在低度發展階段,不足以提供所需的文字形式,因而他巧妙地混用了文言與白話,以這新創的文體在這個時代發揮了稱職的橋梁過渡功能,不只是從文言過渡到白話,更是從單純乘載傳統內容到能夠納入西方新知識、新觀念。
從魏源寫《海國圖志》(一八四三年)到嚴復以古文翻譯《天演論》(一八九六年)、《國富論》(一九○一年),中間不過只有半世紀左右的時間,比佛經進入中國摸索創發適當語言文字的五、六世紀時間要急迫得多了。更大的突破接著出現在梁啟超以文白夾雜形式解除了對白話文的歧視偏見,提供了以白話文法更自由、更有效翻譯、解說西方學問思想的巨大可能性。
藉由和嚴復的比較,我們可以理解梁啟超能夠開創過渡轉折的重要條件。嚴復主要是透過英文接觸西學,梁啟超不是,他的西學基本上是轉手日文而來的。梁啟超具備了嚴復所沒有的條件,早在戊戌年之前,梁啟超就開始吸收從日本來的種種訊息。一八九八年,他倉皇出亡日本,渡海的航船上,他更進一步有意識地學習只辨認日文中漢字就能相當程度讀懂日本文章書籍的方法。在此之後,他又有十多年時間在日本大量閱讀人家的翻譯書籍,因而大幅開拓了眼界。
住在日本時,梁啟超還寫過一本小書,教中國人如何在完全不懂日語的情況下能夠讀日文書。那個時代的日文書寫上,運用了比現在多得多的漢字,大致懂得日文文法和中文順序上的主要差別,就能夠了解日文內容。梁啟超用這種方法跳過了逐步熟悉日語的工夫,直接從日文書中大量吸收、大量消化。
他另外編過一本工具書,列出了他在日本看到、找到的西方書籍翻譯書目,其中包括了七千多個條目。如果學會了漢字閱讀法,那就等於這七千本西方書籍不需要再找、再等中文翻譯,馬上就可以通過日文譯本來理解、吸收。
梁啟超有效地提升了當時中國知識人不需自己懂西文、也不需等中文譯本,走捷徑取巧經手日本來學習西方學問的程度;他同時累積了日文中的漢字詞彙,可以方便運用來轉寫他關於西方事務的文章。這是使得他能夠創造文白之間新中文的一項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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