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寫作《甘地》一書的一個視角是研究甘地所代表的印度傳統文化復興，為中國新儒家提供一些借鑒。在研究的過程中，我越來越體會到，一方面，甘地的許多基本價值取向與新儒家有類似之處，另一方面，兩者之間有重大的差別。新儒家在近現代的命運，可以用黃克劍、周勤一本論當代新儒家的著作的書名來概括：《寂寞中的復興》。即使以第一代新儒家中最能身體力行的梁漱溟來說，在他最能發揮作用的時代，他對中國民眾的影響，與甘地對印度大眾的影響也不可同日而語。其他代表人物中，除張君勱、徐復觀有一些現實政治經驗之外，基本上都是學者型的。至於第三代新儒家，正如霍韜晦先生指出的：「似乎全躲於學院，受已經相當現代化了的學術體制保護，在學術資源上是很理想了，但存在的感受卻似乎太弱。」無論從主觀條件還是從客觀條件來說，指望新儒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出現甘地式的人物，都是不切實際的。可以說，甘地與新儒家的可比性不大，甘地發動、組織、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將宗教倫理與政治結合起來的實踐是當代新儒家無法模仿的。
但是，甘地的出現不是印度歷史上純粹偶然的現象。除了印度的文化傳統、社會各界渴望祖國獨立的強大動力和英國統治的特點這些客觀條件之外，甘地是從拉姆莫漢‧羅易(1772-1833)以來文藝復興思潮的頂峰。有許多先驅者為甘地的出現準備了思想資源。其中辨喜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辨喜本人並未參與政治活動，但他為以後的政治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辨喜對佛陀的推崇，可以與梁漱溟、熊十力對佛學的鑽研相比較；辨喜對西方哲學的吸收，可以與牟宗三、唐君毅的學貫中西相比較；辨喜在歐美的活動，可以與張君勱、方東美在海外講學著述相比較。辨喜的繼承者在海外，主要是美國數十處地方堅持文化學術活動，吸引的群眾儘管不是很多，不及有些印度教教派，但著述宏富，始終是印度文化的代表之一，反過來，對印度本身也有持續不斷的影響。顯然，辨喜及其後繼者與新儒家更有可比性。辨喜在其短暫而輝煌的一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對當代新儒家應該是有借鑒意義的。
辨喜席不暇暖地奔走於歐美和印度各地，弘揚新吠檀多，但是他並不排斥其他宗教和文化。相反，他在一世紀前的世界宗教會議上最震動人心的思想，就是百川匯海、各種宗教既保持個性、又互相合作共存的思想。他當年毅然遠渡重洋，前往美國參加這個會議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美國是一個保護宗教自由、思想和知識多元主義的國家，希望在美國找到弘揚新吠檀多的廣闊天地。當年的美國確實以非常友好的態度接納了辨喜。我住過數年的波士頓，是當年辨喜首先遇到知音的城市。哈佛大學希臘研究教授萊特為沒有證書的辨喜寫了參加世界宗教會議的介紹信。後來辨喜曾在哈佛作過著名的演講，我訪問哈佛期間，在圖書館裡看到過這篇演講當年的版本。波士頓的吠檀多研究會一直活動到今天，我曾訪問過那裡，聽過演講，買過書籍。辨喜百川歸海的思想和美國兼容並蓄的現實都值得新儒家借鑒。
韋政通先生指出新儒家和西化派有若干相同的格調，「雙方皆不免偏狹武斷，缺乏開放的心靈，視野和胸襟也不夠開闊；不能寬容異見，也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他認為，「沒有一個個人或一個學派能獨占真理，就如同沒有一個民族能獨占文明一樣，人類的文明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共同創造的業績，歷史上的真理也是由無數終身獻身於學術思想的哲人（不限於哲學家），出入於千門萬戶，在交光互影中才能顯現它的光輝。」其他宗教和學派共存合作，才能在中國文化重建工作上更上一層樓。
馬小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