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

 名校淵源
男拔萃，女拔萃，協恩，千絲萬縷
 女性教育
大段道理的背後，令人唏噓的女性社會角色與權益
 雙語教育
中文教育與英文教育，社會認知與偏見的消長

「女仔館」一名，今日香港社會恐怕不知所指；但提起其英文全名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則不會太陌生―名校拔萃男書院（Diocesan Boys’ School）和拔萃女書院（Diocesan Girls’ School），關係皆與其千絲萬縷。甚至另一所名校協恩中學，也曾與其有過關聯。這所在香港歷史上存在了九年（1860—1869）的學校，對後來的雙語教育、女性教育模式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本書作者搜羅大量罕見資料，以著名書院校史入手，聚焦於女仔館之興衰及其與社會之互動，具體而微地探析香港雙語教育史、香港早期女性教育，以及名校背後的歷史淵源一隅。此外，香港中西混血社群、宗教團體辦學歷史，乃至香港社會觀念的變化等重要領域，皆能從本書中有所發現。

陳煒舜
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學術興趣主要在於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學、神話學等。編著有《屈騷纂緒》《從荷馬到但丁》《明代前期楚辭學史論》《世俗想像與歷史記憶：晚明話本帝王故事新考》《明代後期楚辭接受研究論集》《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解》《玉屑金針︰學林訪談錄》《典型夙昔：前修緬思錄》等書，並於海內外研討會及期刊上發表論文一百餘篇。暇時從事專欄寫作，結集出版者有《神話傳說筆記》《先民有作—古逸詩析註》《卿雲光華：列朝帝王詩漫談》《薇紫欒紅稿︰臺北研修假期雜詠》等。

方頴聰
牛津大學數學系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講師。編撰有三卷本《拔萃山人誌：拔萃男書院校史文集》（合著）等。

 名校淵源
男拔萃，女拔萃，協恩，千絲萬縷
 女性教育
大段道理的背後，令人唏噓的女性社會角色與權益
 雙語教育
中文教育與英文教育，社會認知與偏見的消長

1. 香港名校的千絲萬縷，解析男拔萃，女拔萃，協恩之間的淵源；
2. 教育發展的重大變化，細說女性教育發展史；
3. 教育的變遷，探討中文教育與英文教育的發展，細看社會認知與偏見的消長；
4. 宗教辦學，傳統名校身後，聖公會存在久遠的身影。


作為香港聖公會旗下最早期的英文女校，女仔館的創立肩荷着崇高理想。然而營運未幾，便遭遇重重困境。《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一書，從引人入勝的視野，展示了該校在短暫存在的九年之間如何應對諸多挑戰。通過對此校興衰更迭的精彩論述，本書為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婦女、教育與社會之研究提供了嶄新角度，貢獻良多。

楊悅庭博士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Associate Curator）

目次

序：閱讀「女仔館」/馮以浤008
自序：好古靈魂曰字樓/方頴聰012
時間簡表018
楔子
往復於1860與1869022
上編
女仔館始末：香港早期雙語教育史的一隅
引言048
第一章 女仔館的創建動機051
第二章 女仔館前期（1860—1865）072
一、畢士泰、韋以信與伊頓072
二、女仔館前期的學生094
三、女仔館前期面臨的社會壓力109
第三章 女仔館後期（1865—1868）126
一、岳士列掌校127
二、女仔館後期的學生145
結語153
中編
女仔館餘緒：香港早期女性教育的進程
引言160
第一章 曰字樓孤子院的肇端162
第二章 從男女館到男校178
一、轉型男校的決定179
二、1878年的轉型風波185
三、曰字樓學生的種族情況197
四、女生部的裁撤203
第三章 飛利女校與拔萃女書室220
一、飛利女校的淵源220
二、轉學飛利的曰字樓女生管窺228
三、拔萃女書室的成立234
第四章 從女仔館到女拔萃的統緒246
一、何東諸女的求學情況252
二、雙語教育時代的開啟259
結語268
下編
女仔館記憶：兩所拔萃書院的早期歷史敘事
引言278
第一章 拔萃男書院對女仔館的歷史記憶280
一、十九世紀的記憶280
二、俾士校長的記憶288
三、費瑟士東與舒展時期的記憶293
四、戰後的記憶301
第二章 拔萃女書院對女仔館的歷史記憶308
一、史及敦、費格遜時期（1900—1925）309
二、蘇雅、吉賓思時期（1925—1941）321
三、Founder’s Day的名實演變327
四、1950年代以後336
結語351

附錄
附錄一：女仔館相關紀事358
附錄二：女仔館校董會成員名單373
附錄三：女仔館校名及主事375
附錄四：女仔館師生小考376
附錄五：曰字樓孤子院女生註冊表385
附錄六：歷任會督簡介387
附錄七：男拔萃相關人物簡介391
附錄八：女拔萃相關人物簡介396
拔乎其萃─開埠以來香港女性雙語教育的艱難進路400
參考書目409
後記／陳煒舜415

往復於1860與1869

在物質生活充裕的今時今日，香港的中學一般都會為逢十校慶安排活動，成立於1869年的老牌名校拔萃男書院也不例外。從1969年的百週年校慶至今，幾乎每十年都有大型慶祝活動。而在此以前，由於社會動盪、戰爭頻仍，乃至校方自身的安排，逢十校慶往往沒有活動。以二十世紀上半葉為例：1919年時值一戰結束、學校更換校長，未有慶祝；1939年因抗戰爆發，香港風雨飄搖，未有慶祝；1949年因二戰結束、大陸易幟，也未大肆慶祝，只是在校刊中提及而已。比較值得注意的一次，乃是1929年的金禧校慶。當時男拔萃剛從逼仄的港島般咸道校舍遷往廣闊的旺角新校，不僅舉行了一連串慶祝活動，還首度編纂了校史。至於戰後，唯一未有活動的一次逢十校慶在1959年。現存校方資料、舊生記憶中，沒有任何關於九十週年校慶的資訊。次年，拔萃女書院卻高調舉辦了百年校慶活動，與男拔萃的靜默形成極大反差。
當時，男拔萃的校長是來自本地混血社群的施玉麒牧師（Rev. George Zimmern, 1904—1979, 1955—1961在任）。他於1914年至1921年間就讀男拔萃，1955年秋成為首位接任校長的舊生，又長期供職於聖公會，對於校史非常熟悉。正因如此，他在九十週年校慶沒有任何舉措，就更啟人疑竇了。有趣的是當年10月31日，拔萃男書院第五次舉行年度懇親賣物會（School Fete）。開幕式上，怡和洋行大班巴頓先生暨夫人（Mr. & Mrs. H. D. M. Barton）受邀為主禮嘉賓。施牧致詞道：
This School was founded in 1860― for the girls and not for boys. But as girls’ school it was a failure, because there were not enough girls to make it pay. The School Committee led by the Bishop decided to close up but on the Committee was the Hon. William Keswick, head of Jardine’s, and he took the lead in guaranteeing the funds to carry on.
Mr. Keswick remained to be Hon. Treasurer of the School for nearly 20 years―from 1869-1886―except for those periods when he was on leave in England.
From 1869 when Mr. Keswick saved the School from extinction, until now, the School has grown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committee on which sits a member of Jardine’s.
這所學校始建於1860年―錄取的是女生而非男生。但它作為女校是失敗的，因為錄取不到足夠的女生來支持營運費用。由會督領導的校董會決定結業，但當時怡和大班耆紫薇是校董之一，他率先保證了資金的永續。
從1869年到1886年，耆紫薇先生擔任學校司庫近二十年―除了他休假返英的時段。從1869年耆紫薇先生把學校從結業中拯救出來，直到如今，我校在校董會的指導下日益壯大，而校董會裡總會有一位怡和成員。

對於早期校史的敘述，施牧所言大致不虛。如1869年時，柯爾福會督（Bishop Charles Richard Alford, 1816 — 1898,1867 —1874在位）便對1860—1868年間存在過的那所號稱「女仔館」（Female Diocesan School）的女校評價甚低：
The FEMALE DIOCESAN SCHOOL has, I regret to say, proved an almost total failure in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Girls. When, with the advice of the leading Gentlemen in the Colony and those most interested in its welfare, I took the School last February under my exclusive superintendence, I found it seriously in debt and in much disfavor. I regarded its resuscitation as an Anglo-Chinese School for Native Girls as neither possible nor desirable.
我很遺憾地說，女仔館對華籍女童而言幾乎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基於當地官紳及關心本地發展之人的建議，我於去年二月全權接管該校。當時我便認識到學校深陷
債務，且校政不見起色。在我看來，該校若繼續作為一所面向本地女童的中英雙語學校，是既不可能又不被看好的。

四年後，港府視學官史釗域（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對女仔館的情況仍記憶猶新：
The educating of Chinese girls in English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sastrous experiments which the Colony has ever witnessed.
向華籍女孩教授英文是殖民地有史以來最災難性的實驗之一。

使用「災難性」一語，比「失敗」更為嚴重。回觀柯督所言「當地官紳及關心本地發展之人」，應包括怡和洋行大班耆紫薇（William W. Keswick, 又譯祁士域, 1834 —1912）在內。1949年7月號的校刊Steps 中，編者的話以“Our Eightieth Birthday” 為標題，有這樣的文字：
Our origins were humble, and, for a Boys’ School, somewhat peculiar. Mrs. Smith, the wife of the first Bishop of Hong Kong, started in 1860 a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which by 1868 was a failure because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demand for western education for Chinese girls. So in that year the second Bishop, Alford, took the School ‘under his immediate superintendence’, and with the help of leading citizens of the Colony, from the Governor downwards, issued an Appeal which was so successful that the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 under a new constitution, was begun in September 1869, with twenty-three boys and girls.
我們的起源很不起眼，對於一所男校來說，甚至有點奇怪。香港首任會督之妻施美夫夫人於1860年創辦了「女仔館」。1868年，該校到遭遇失敗，原因是中國女孩對西式教育的需求不足。因此在同一年，第二任會督柯爾福將該校置於他的「直接管理」之下，並在殖民地總督以下的公民領袖協助下發出了呼籲。該呼籲非常成功，以致曰字樓孤子院依據新法案於1869年9月開張，當時男女生共有2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