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所謂「治學談」到「答記者問」，從非散非雜的小塊短文到超過萬字的講演記錄；
既有給別人著作寫的序言，也有自己書末的後記；有長論，也有讀者還想一看再看的短文
著名美學與哲學家李澤厚的經典隨筆集
獻給所有排開一切困難和阻力、懷抱著偉大歷史感去開闢自己道路，並勇敢前進的年輕人
李澤厚
湖南長沙人。一九五四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科羅拉多學院客席講座教授。
一九八○年被選為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副會長，
一九八八年被巴黎國際哲學院（IIP）選為院士。
「李澤厚論著集」總序
在大陸和臺灣的一些朋友，都曾多次建議我出一個「全集」，但我沒此打算。「全集」之類似乎是人死之後的事情，而我對自己死後究竟如何，從不考慮。「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那種立言不朽的念頭，似乎相當淡漠。聲名再大，一萬年後也仍如灰燼。所以，我的書只為此時此地的人們而寫，即使有時收集齊全，也還是為了目前，而非為以後。
而且，我一向懷疑「全集」。不管是誰的全集，馬克思的也好，尼采的也好，孫中山、毛澤東的也好，只要是全集，我常持保留態度，一般不買不讀，總覺得它們虛有其表，徒亂人意。為什麼要「全」呢？第一，世上的書就夠多了，越來越多，越來越讀不過來；那麼多的「全集」，不是故意使人難以下手和無從卒讀麼？第二，人有頭臉，也有臀部；人有口才，也放臭氣；一個人能保留一兩本或兩三本「精華」，就非常不錯了。「全」也有何好處？如果是為了研究者、崇拜者的需要，大可讓他們自己去搜全配齊；如果是因對此人特別仇恨（如毛澤東提議編蔣介石全集），專門編本「後臀集」或「放屁集」以揚醜就行了，何必非「全集」不可？難道「全集」都是精華？即使聖賢豪傑、老師宿儒，也不大可能吧？也許別人可以，但至少我不配。我在此慎重聲明：永遠也不要有我的「全集」出現。因之，關於這個「論著集」，首先要說明，它不全；第二，雖然保留了一些我並不滿意卻也不後悔的「少作」或非少作，但它是為了對自己仍有某種紀念意義，對別人或可作為歷史痕跡的參考；第三，更重要的是由於我的作品在臺灣屢經盜版，錯漏改竄，相當嚴重，並且零零碎碎，各上其市，就不如乾脆合編在一起，不管是好是壞，有一較為真實可信的面貌為佳。何況趁此機會，尚可小作修飾，訂正誤會，還有正式的可觀稿酬，如此等等；那麼，又何樂而不為呢？這個「論著集」共十冊，以哲學、思想史、美學、雜著四個部分相區分。
前數年大陸有幾家出版社，包括敝家鄉的一家，曾與我面商出「全集」，被我或斷然拒絕或含糊其辭地打發了。我也沒想到會在臺灣出這個「論著集」。至今我沒好好想，或者沒有想清楚，為什麼我的書會在臺灣有市場，它們完全是在大陸那種特殊環境中並是針對大陸讀者而寫的。是共同文化背景的原因嗎？或者是共同對中國命運的關心？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我不清楚。人們告訴我，在日本和韓國，我的書也受歡迎，而且主要也是青年學人，與大陸、臺灣情況近似。對此我當然非常高興，但也弄不清楚是什麼原因。臺灣只來過一次，時不過五週，一切對我還很陌生，但有幸能繞島旅遊一周。東海岸的秀麗滄茫，令人心曠神怡，太魯閣的雄偉險峻，令人神驚目奪。但使我最難忘懷的，卻是那最南邊頗為奇特的墾丁公園。在那裡，我遇到了一批南來渡假的女大學生，她們笑語連連，任情打鬧，那要滿溢出來的青春、自由和歡樂，真使我萬分欽羨。如此風光，如此生命，這才是美的本身和哲學本體之所在。當同行友人熱心地把我介紹給她們時，除一兩位似略有所知外，其他大都茫然，當然也就是說並未讀過我的什麼著作了。那種茫然若失、稚氣可掬的姿態神情，實在是太漂亮了。這使我特別快樂。我說不清楚為什麼。也許，我不是作為學者、教授、前輩，而是作為一個最普通的老人，與這批最年輕姑娘們匆匆歡樂地相遇片刻，而又各自東西永不再見這件事本身，比一切更愉快、更美麗、更富有詩意？那麼，我的這些書的存在和出版又還有什麼價值、什麼意義呢？我不知道。
最後，作為總序，該說幾句更嚴肅的話。我的書在臺灣早經盜版，這次雖增刪重編，於出版者實暫無利可圖。在此商業化的社會氛圍中，如非余英時教授熱誠推薦，一言九鼎；黃進興先生不憚神費，多方努力；劉振強先生高瞻遠矚，慨然承諾；此書是不可能在臺問世的。我應在此向三位先生致謝。特別是英時兄對我殷殷關注之情，至可銘感。
是為「論著集」總序。
李澤厚
1994年3月於科泉市
一、走我自己的路
談起我走的道路，必須從我的母親開始。
1930年6月13日，我出生在漢口，但籍貫是湖南長沙。父親是郵局高級職員，英語很好。他在我小時候便死去了。父親死後，家境頓陷困境。做著小學教師的母親，慘淡經營，備嘗艱苦，勉強送我兄弟二人上學。當時有人說，等兒子長大，你就可以享福了。母親回答：「只問耕耘，不求收穫。」至今這句話似乎還在耳邊，卻不幸竟成為讖語。母親也沒活到四十歲就死去了。每念及「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總不免泫然涕下。記得當年為了幾個臭錢受多少氣，如今有錢，又有什麼用？也記得當年春節，親戚家大魚大肉，熱鬧非常；而我們貧困的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為命。魯迅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初中時之所以酷愛魯迅和冰心，大概也與自己的家境和母愛有關。魯迅叫我冷靜地、批判地、憤怒地對待世界；冰心以純真的愛和童心的美給我以慰藉與溫暖；而母親講的「只問耕耘」的話語和她艱苦奮鬥的榜樣，則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貴，不怕環境困苦，一定要排除萬難去追求真理的決心和意志。國外有人認為，要歷史地、具體地分析一個人在學術上、文藝上的某些個性特徵，應該注意到他的少年時代。我最近講，搞美學最好具備兩個方面的條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較敏銳的感受能力。我終於放棄了中學時代成績一直很好的數理化，而搞上了美學，不知是否也應追溯到自己那個孤獨的、清醒的、感傷的少年時代？
的確，在十四、五歲的少年時代，我就帶著憂傷和感慨，寫過新詩和小說，模仿過艾青和艾蕪，也填過「憑欄欲向東風惱，莫笑年華早」、「無言獨自倚危樓，千里沈雲何處放離憂」之類的詞。一半可能是無病呻吟，一半也有真實性。例如，我愛上了一位表姐，卻長期不能表白，她倔強、冰冷而美麗……。總之，大概是情感方面的因素，使我沒能去鑽研那畢竟更為枯燥、單純、嚴格的自然科學。至今好些人為我惋惜，包括一些老同學、老朋友，我自己搞不清是否應該惋惜，也許應該。
我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並且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時代。1945年秋，我初中畢業後，考上了當時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卻因沒錢入學，只好進了吃飯也有公費補助的省立第一師範。也是名學校，但當時學校充滿一種復古氛圍，死氣沈沈。在安化橋頭河上了一個學期之後，搬到了長沙岳麓山左家壠山坡上。校前有兩株日本人留下的櫻花，暮春時節，開得極為熱烈。而極目遠望，湘江如白帶，似與樓齊，非常好看。當時進步學生運動開始風起雲湧，時局也日趨動盪，學校卻保守到連《大公報》之類小罵大幫忙的報刊都少見。我只好每星期天過河，在城裡的各家書店站上一整天，餓著肚皮貪婪地翻閱著各種雜誌、報紙和書籍，這其中的主要讀物就是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新書。正是在這種大量閱讀和比較中，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所以，我的一些馬列基本知識，是在書店裡站著讀、在課堂上偷著讀得來的（我故意選擇靠最後的排次，上課時我也可以偷看自己的書），有好些是「禁書」，是冒著一定的危險來讀的。也許正因為這樣，比被動灌輸的東西印象要深得多。並且，在這種閱讀中，自己逐漸培養和增強了判斷是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應該說，這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不喜歡人云亦云的東西，不喜歡空洞、繁瑣的東西，比較注意書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發現，比較注意科學上的爭辯討論……，這恐怕都應追溯到自己那個窮困、認真、廣泛閱讀的青年時期。
1948年夏，我在一師畢業後，經歷了失學、失業，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當上鄉村小學的教師。1950年，以第一志願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大學時期，我生活上仍然非常窮困。當時吃飯不要錢，有時還發衣服，每月有三元生活補助費。記得我那時只能買零星的活頁紙，硬本沒用過，甚至有時連牙膏也不買，用鹽刷牙，把那幾元錢積存下來，寄給正在上中學、父母雙亡的堂妹。可能是因為歡樂總與我無緣，加上又得了肺結核，一些活動不能參加，便把更多的時間放在讀書和寫文章上了。當時我獨自住在樓頂上的一間「閣樓」裡讀書。那間房並不是宿舍，光線極暗，白天也要開燈。1958年出版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一書，基本是那時寫成的初稿。特別是當時很少有人搞資料，我利用藏書極為豐富的北大圖書館，翻閱、抄錄了許多原始資料。直到1979年出版《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中的某些材料，仍利用了當年所作的卡片。有的年輕人看我現在寫文章很快，以為這是「天分」，其實我是下過笨功夫的。
我的經歷相當簡單，但生活的波折仍然不少。當時二十幾歲發表了一些有影響的文章，因而環境壓力更大了，「白專」之類的非議頗多，下放勞動和工作，我在單位中大概是時間最長的一個。因此身體上、精神上所受的創傷折磨所在多有。這也許是我比較抑鬱和孤獨的性格一直延續下來的原因。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學會了使思想不受外來影響。我堅守自己的信念，沈默頑固地走自己認為應該走的路。毀譽無動於衷，榮辱在所不計。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就是了。我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一書，是在相當惡劣的條件下開始動手的。當時在幹校，只准讀《毛選》，連看馬列也受批評，要讀其他書就更困難了。只好又像回到解放前的祕密讀書一樣，我在行裝中偷偷放了本英文版「人人叢書」本的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不很厚，但很「經看」，閱讀時上面放一本《毛選》，下面是我自己想讀的書……。1972年從幹校回來後，在家裡我便利用幹校時的筆記正式寫了起來。那時我雖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卻沒想到會這麼快，所以寫的時候，是沒想到會很快出版的。但是只要一念及「只問耕耘」的話，我就繼續幹下去，決不把時間浪費在當時在知識分子中也相當流行的做沙發和木器上。1976年發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裡，條件很差，我倒感覺很充實，因為我的寫作已接近尾聲了。在「地震棚」裡，我寫完了《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
當然，我在《批判哲學的批判》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好些思想遠沒有充分展開，許多地方只是點到一下、暗示一下而已。那兩本書是在「四人幫」剛垮臺和垮臺不久交出去的，當時「凡是」氣氛仍濃，不能多說，只好那樣。現在趁此機會說明一下。因為好幾位同志曾問我：為什麼好些重要論點都一筆帶過，語焉不詳？
不過，「語焉不詳」的也不只是那兩本書。我的美學文章，特別是《美的歷程》，這種現象也很突出，但那是另一種情況，另一種原因。我的好些文章都寫得相當「粗」（如《美的歷程》、《美學三題議》），因為我喜歡先畫出一個粗線條的輪廓，我想先有個大致的框架，以後有時間和機會再去「工筆重彩」，細細描畫。「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可奪也」。我有過先搞「小」的經驗，愈鑽愈細，不能自拔，繼續下去，很可能我這一輩子就只能研究一個人、一本書、一個小問題了，這與我的興趣、個性頗不合適，所以非常苦惱。治學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擇性之所近。一些細緻的、愛好精密分析、仔細考證的同志可以做的，我做卻不一定適宜（儘管我也愛看這類文章）。當然，「見木不見林」和「見林不見木」都不好，最好兩者都見，但畢竟可以有所偏重。分析與綜合、推理與直覺、微觀與宏觀、細與粗等，也如是。科學事業需要大家分工合作來搞，不是一個人所能包得下來的，所以不妨各就性之所近，發揮所長。這個看法，不知對否。
據說有人曾說我「雜」，又是中國思想史，又是外國哲學，又是美學……，我欣然接受。因為我從來不想做一生治一經的「專家」。據史載，這種專家就四個字可以寫上數萬言，這當然很可以自炫，但我確無此本領。我倒是覺得，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現一個如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科學分工愈來愈細。但另方面也要看到，今天我們正處在邊緣科學方興未艾、各科知識日益溝通融合的新歷史時期，自然科學如此，人文社會科學亦然。中國文史哲素來不分，這其實是個好傳統。如今（至少是目前）好些中、青年同志在知識方面的主要問題，恐怕也不在於雜、多、亂，倒在狹、少、貧。而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學社會科學名家都幾乎無一不是知識極為廣博，能多方面著書立說的。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以為，一方面確乎應該提倡狹而深的專題研究和狹而深的專家學者，但另方面也不應排斥可以有更高更大的目標，特別是對搞理論的同志來說，更加如此。我自恨太不「雜」，例如對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太少，沒有發言權，否則我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將另是一番天地。
最後，回過頭來說，我對中外哲學史和美學的研究，其目的仍在為以後的哲學研究作些準備工作。因此，已出的四本書，似乎題目很散，但也有有心的讀者看出它們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方向。至於這個方向究竟是什麼，我想，還是暫時不說為好吧。
1981年4月1日
（原載：《書林》198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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