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ALL隨時待命：佛奇醫師回憶錄，一段改變美國與世界公共醫療的關鍵旅程

★★　《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冠軍　★★

新冠疫情期間，他成為數百萬人的希望燈塔
六十年的公職生涯，與七位美國總統的交集，拯救並改變了無數人的生命

「一部起伏的自傳，一個經典的美國故事……扣人心弦。」
—《華盛頓郵報》
「過去五十年美國醫學界最具影響力、最傑出的人物。」
—格魯普曼，《紐約客》

安東尼•佛奇（Anthony Fauci）以冷靜可靠的形象，在COVID疫情這個近代史上最可怕時期，贏得了數百萬人的信任，但這不過是佛奇醫師近期在全球流行病中發揮其關鍵作用的一個例子而已。在這本回憶錄中，佛奇坦誠道出自己近六十年來，為維護全球安全所歷經的一切。他首當其衝地面對公共衛生危機，領導攸關生死的艱難決策，並曾為七位美國總統提供建議。

《ON CALL隨時待命》一書，追溯到1940至1950年代佛奇醫師在紐約市布魯克林的童年時代，以及愛滋病肆虐的1980年代。他描述了在那看似絕望的日子裡如何奮力尋找希望，當時他領導一組聚集醫生、研究人員、社運人士和政治家的專家團隊，一起探索愛滋病的治療方法和解藥。
他帶我們走進了全球危機期間的白宮橢圓辦公室，以及醫院病房裡伊波拉病毒和愛滋病毒患者的床邊，也深入他和他的同事一起努力解開流感和SARS等疾病謎團的實驗室。然而，並非所有戲劇化的事件都發生在醫院裡面；他的回憶錄中也記錄了他和白宮以及美國國會，就援助全球愛滋病到防範美國國內傳染病等關鍵問題進行的沉重私人談話、談判，以及偶爾需要做出的個人犧牲。

對一名醫生來說，「隨時待命」並不只是代表漫長而無眠的夜晚；更代表了時時刻刻做好準備，預期接下來可能惡化的狀況，始終牢記那些處於危難之中的生命，並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最糟糕的情況。
《ON CALL隨時待命》記錄了佛奇醫師堅守誠實和奉獻的一生。本書將激勵那些感謝佛奇醫師的讀者，以及那些想要在公共服務中仿效他的人們。他是真正的美國英雄，一位面對權威仍勇於直言、有尊嚴，並且最終成功取得成果的英雄。

作者簡介
安東尼•佛奇醫師（Anthony Fauci, MD）
佛奇醫師於 1984年至 2022年間擔任美國國家衛生院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他曾在七位美國總統任內，成為全球愛滋病毒／愛滋病議題以及因應新興傳染病威脅的重要顧問。佛奇醫師亦曾擔任美國總統拜登的首席醫療顧問，並且是美國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的主要規劃者之一，該計畫已幫助挽救開發中國家二千五百多萬人的生命。目前，他是喬治城大學的特聘教授，同時在醫學院與麥考特公共政策學院任職。
佛奇醫師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醫學院、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以及許多其他專業協會的成員。他曾獲得無數獎項，包括總統自由勳章、國家科學獎章，以及瑪麗、伍德沃德、拉斯克公共服務獎。他也被美國及世界各地的大學授予六十二個榮譽博士學位，並且是一千四百多篇科學出版品的作者、合著者或編輯。

譯者簡介
周序諦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免疫學博士，曾於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進行癌症醫學博士後研究。現於生物科技領域從事研發工作。希望運用自身專業分享知識，譯有《免疫：認識你的免疫系統，45 個打造身體堡壘的必備知識》。

「橫跨愛滋到COVID，這位公衛領袖半世紀的待命實錄。在極端爭議中，他堅守科學理性，揭示時代危機下第一手的核心視角。」
――蔡依橙（醫師／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專文推薦
李源德　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前台大醫院院長
陳振文　為恭紀念醫院腎臟內科主治醫師、台北榮總腎臟科教授級主治醫師

一致推薦
ICU醫生陳志金
皮國立 中央大學歷史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邱淑媞　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兼任教授、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
陳美霞　成功大學公衛系教授
楊貴智　法律白話文運動站長
蔡依橙　醫師／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推薦文】
佛奇醫師的人文與醫學之旅――我的讀後心得
李源德醫師(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譯者周序諦博士畢業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獲免疫學博士學位，隨後於哈佛大學醫學院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進行癌症博士後研究，現在台灣任職於生醫產業前線，長年投身生命科學與科普傳譯。
她以敏銳的學養與邃深的人文情懷，完成《免疫》（Immune）一書中文版譯作，恰與2025年三位諾貝爾醫學受獎者坂口志文、Mary E. Brunkow和Fred Ramsdell發現「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能安全防衛我們身體，開創「外周免疫耐受」，即將有利癌症、器官移植排斥及其他頑疾的診療研發，遙相呼應。他們揭示的人體防禦奧妙與《免疫》一書，實為時代的呼喚與科學的巧合。
2024年，安東尼・史蒂芬・佛奇（Anthony Stephen Fauci）出版自傳《On Call隨時待命》（On Call: 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Service），周博士懷抱敬仰與熱忱，在繁重工作之餘逐章翻譯。她被佛奇醫師「為眾生而非為己」的信念深深感動――面對病痛與誤解，仍舊堅持真理；遭受攻擊與孤立，依然以理性與仁愛回應。這份由時間、信念與博愛凝成的譯作，使中文世界的廣大讀者得以窺見一代醫者的人生靈魂溫度。
書中娓娓道來他從布魯克林少年到成為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的生命軌跡。那是一段從醫療前線到政策殿堂、從個人良知到世界公義的漫長旅程。佛奇醫師以六十餘年的醫者生涯，見證科學如何與信念同行，如何在疫病、恐懼與政治風暴之間，仍守護「人類生命的價值」。
閱讀此書，不僅是佛奇醫師一生的歲月回憶，更是他人生的一種謙誠的信仰：相信理性可以減輕苦痛，相信誠實可以抵禦謊言，相信科學終能成為人類共有的陽光。佛奇在面對HIV、SARS、伊波拉、COVID-19等災疫時，所展現的不只是知識的力量，更是一種道德的勇氣――即使孤立無援，仍堅持以事實為指南，以良知為坐標。

一、從布魯克林（Brooklyn）到人類的守護者
在紐約布魯克林本森赫斯特（Bensonhurst），一個義大利裔移民家庭中誕生了一名孩子――他日後改寫人類公共衛生史。那是1940年聖誕前夕，歐洲戰火延綿、世界動盪不安。佛奇初啼的那一刻，沒人知道，這聲微弱的哭泣將化為未來數以千萬計生命的希望。
佛奇父親以仁心經營藥局，母親以愛心撫慰人心。對他而言，藥局不只是生意，而是社區的避風港――父親常為付不出藥費的人默默記帳，母親以溫言安慰喪親者。孩童眼中的「藥櫃後世界」，是醫學與人性交織的起點，也奠定了他畢生的信條：「因為我們幸運，所以我們有責任幫助別人。」

二、以理智為念，以慈悲為懷
在瑞吉斯中學（Regis High School），他秉持耶穌會的召示：「Men for Others（為他人而活）。」日出勤奮學問，夜裡在籃球場上鍛鍊領導與紀律。他早年立志行醫――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減輕病人痛苦，恢復人類尊嚴。進入聖十字學院與康乃爾醫學院後，他以畢業第一名優異成績脫穎而出。母親罹癌的經歷讓他體悟：醫學的本質不僅是技術，更是理智與悲憫的同行。
1968年，時美國捲入越戰，每位醫學生都要服役三年，選擇公共衛生服務，佛奇醫師於是駕著老車南下，委身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年僅二十七歲即提出血管炎治療新方案，使絕望病患重獲新生。自此他深信：「醫學研究的價值，不只是救一個人，而是改變整個人類的命運。」

三、面對瘟疫的靈魂考驗
1981年，愛滋病（AIDS）陰影初現。當社會恐懼、政治冷漠、偏見橫行，佛奇選擇走向病人。那不僅是科學的戰場，更是人性的試煉。更以誠信化解誤解，以真理抵抗仇恨，這股大智慧，建立了美國愛滋病研究與治療體系，開創「從實驗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的整合醫學典範。
此後，無論是SARS、伊波拉、茲卡，或新冠肺炎（COVID-19），佛奇始終置身風暴中心，為人類擔當理性的守門人。當政治操弄與謠言淹沒真相時，他堅持一句格言：「Don’t let the bastards get you down（別讓那些混蛋擊垮你。）」

四、醫道人道，理性慈悲
佛奇的一生，是醫者天職的詩篇，以醫者之手救人，以公僕之心護世，他相信醫學的使命不止於治病，更在於預防、教育與守護人類共同的健康。他躬身力行的醫道，是「不為己利，而為蒼生；不為一時，而為永恆」。正如他所言：「醫學的核心，不在榮耀，而在仁愛。」

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回望佛奇的一生，有宋代張載的「立心」、「立命」，宛如今古呼應，令人深度領悟：醫師之業，不僅是科學，更是一種信仰。在醫學的長河中，理性指引我們尋求真理，而仁愛使我們不忘人心。醫學若失仁，則技術成為冷鋼；醫者若失愛，則智慧淪為虛幻。

願這本書如一盞明燈，照亮每位讀者心中的善良與勇氣。讓我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秉持「為善最樂」之心，以專業救人之身，實踐「醫學即人道」之精神，為世界的所有人們找回健康與希望。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相信醫學之道、仍然以仁心為燈的大家――促使世界不有陷入黑暗，人性之光永遠照耀千秋。

【推薦文】
一身傲骨、一生懸命的醫界典範
陳振文 (臨床醫學博士、台北醫學大學內科教授、蔡英文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

一看到英文原書名「On Call」，就讓人有腎上腺素飆高的感覺，身為臨床醫師近四十五年，我非常知道那種感受。
個人由住院醫師開始，北榮牆角的燈號、只有警示聲的陽春BB call、有訊息的呼叫器，到現在人手一機的智慧型手機加上床頭的電話機，都是臨床醫師的日常。就是那種隨時由床上跳起來，在冬夜時走過醫院、慘白日光燈照在無盡頭冷冽空蕩長廊的感覺。佛奇醫師（Dr. Anthony Stephen Fauci）那種長期緊繃的心境，或許就是驅動他由青澀研究醫師不斷向上前進的動力吧。對於佛奇醫師成長之後的人生，肩負了美國總統的醫療顧問以及全球防疫的重大決策的壓力，我個人因曾任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以及兩家醫院的院長，那種枕戈待旦的感受完全能夠複製並感同身受。
在高中最後一年，年輕佛奇已是校隊的先發控球後衛和隊長，他的身高在高中時期就停留在一百七十公分。從這裡可以看到佛奇由小就有全力以赴的拚勁，只為成功而努力、不為失敗找藉口，這就是佛奇的基因。但佛奇很快就意識到「一個身高一百七十公分、速度非常快、能夠投籃的控球後衛，總是會被一個身高一百八十八公分、速度非常快也能投籃的控球後衛打得落花流水。……如果這就是未來大學籃球明星高中時的表現，那肯定不是我」。佛奇立刻理解這一點，他那不切實際的職籃夢就此止步。由此也看出佛奇對於事情停損的判斷與決斷，個人相信這種當機立斷的個性，對於佛奇醫師日後重大防疫的決策有著深遠影響。然而，佛奇醫師還是保有當初聽到籃球賽開始哨聲響起時同樣的腎上腺素衝勁和熱情。這又是對夢想的另一種堅持了。
書中提到「暑假期間，我在建築工隊從事高薪的勞動工作。……我幾乎每天都去上工，工作期間從幾週到整個夏天，幾乎不曾缺席。我很享受體力勞動，而這讓我賺了很多錢。對我來說這至關重要，因為我父親的藥局生意並不好，即使有聖十字學院的獎學金，我的父母在經濟上還是無法提供我太多幫助。……整個夏天，我推著一個獨輪手推車拖運磚塊，同時看著醫學院學生、醫生和護士在醫學院和鄰近的紐約醫院進進出出。在8月炎夏的某一天，我穿著髒兮兮的靴子、戴著安全帽走進大樓，在一樓看著尤里斯禮堂，此時警衛將我攔住。我告訴他我只是想隨意看看，因為有一天我會成為這裡的學生」。再來我們將場景轉到書中的另一段「1962年至1966年，我在醫學院學習的期間，我們的國家捲入了越戰，所有像我這樣正在接受訓練的男性醫生，全都登記在兵役系統中。在我就讀醫學院四年級時，一名美國陸軍少校將我們全班聚集到尤里斯禮堂――也就是五年之前，我遇到警衛的地方。」可以看到佛奇醫師有計畫地且拼命地達成目標的毅力，相信這也是日後佛奇醫師能夠犧牲休閒與睡眠，全力為防疫與防治新興傳染病的拚勁。
克萊默（Larry Kramer）是一位名聲遠播的激進社運先驅。他對抗威權的風格以及反傳統的態度，使他具有獨特的能力，且擅長同時攻擊一大群各種不同立場的人。佛奇醫師善意地接受克萊默的訪問，並期待共同為愛滋病防治工作努力，然而事與願違，書中提到「在他訪問之後幾週，《紐約本地人》刊登了一篇文章，嚴厲地批評我以及我們的愛滋病工作。克萊默寫到『人們正瀕臨死亡，而政府的愛滋病防治工作卻因為缺乏辦公空間而陷入癱瘓。』」1988年6月，克萊默更在《舊金山觀察家》（San Francisco Examiner）上發表文章，篇名為「我稱你們為殺人犯，給無能的白癡佛奇醫師的一封公開信」。克萊默指控他造成數百甚至數千名愛滋病患的死亡。但佛奇醫師仍與克萊默完成一些愛滋病防治的成果。
克萊默大約在1970年末期感染了愛滋病毒。他受到紐約一流醫生的照顧，即使在遠方，佛奇醫師也密切地參與克萊默的照護。他們最後一次通話是在克萊默2020年5月去世之前，克萊默以「我愛你，東尼」和佛奇醫師道別；佛奇醫師淚流滿面地回答「我也愛你，克萊默」。這確實是一段錯綜複雜的關係。這一段關係讓我想起一位智者曾告訴我的：「能與意見相左的人共同完成一件事，才是真正的本領」。
歷史告訴我們，每一種事實經常會有多種猜想甚至有陰謀論。自從1983年法國研究人員發現愛滋病毒，以及加洛在1984年證明它是導致愛滋病的病因，就有人不斷提出關於愛滋病毒的質疑與陰謀論。佛奇醫師談到在1987年第一次接觸到這種質疑愛滋病感染源的議題。當時杜斯貝格博士（Dr. Peter Duesberg） 曾公開質疑愛滋病毒是否會導致愛滋病，他認為是中央情報局為了消滅美國和全世界的同性戀群體，製造了這種病毒。
在重大議題上，如果一個高層決策者相信了錯誤的想法，就很容易導致慘痛的結果。南非的愛滋病的政策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在南非德班舉行的第十三屆國際愛滋病年會上，南非總統姆貝基向數千名科學家和社運人士發表演說時公開表示，愛滋病毒並不是導致愛滋病的病因。結果在2000年時，南非有超越四百萬人感染愛滋病。但悲慘的是，有許多研究指出在2000年至2005年間，因南非政府的疏失，導致南非超過三萬三千人死亡，並有約有三萬五千名嬰兒感染愛滋病毒。回想台灣在2021年時全民與媒體對於新冠疫苗的論戰或混戰，完全背離科學精神，也令人感慨萬千，可以想像高層決策者的決策壓力！
佛奇醫師親身經歷發現愛滋病、炭疽病、天花病毒、伊波拉病毒、流行性感冒、茲卡病毒以及COVID-19等重大疫病，但是佛奇醫師未能與SARS面對面親自對陣。
SARS於在2002年11月至2003年9月間，散布於二十九個國家和地區的疫情。約有八千一百一十人感染，也導致了八百一十九例病人死亡。且主要局限在亞洲華人族群，即使在加拿大的多倫多，也是以華人感染為主。因此COVID-19於2020年蔓延初期，川普總統也認為COVID-19是亞洲人的風土病而掉以輕心。回顧二十多年前發生SARS的國家，只有台灣做了改革和準備，政府於疫情後，要求全國醫院評鑑當中加入新興傳染病之防治演練與防疫物資之儲備。COVID-19開始蔓延於2020年，陳建仁副總統（SARS當時擔任衛生署長）當時剛剛卸任，亦成為蔡總統最重要的諮詢對象之一。陳建仁署長於2003年12月發表於《社區發展》季刊104期的文獻「從SARS疫災評估我國公衛醫療體系的危機處理能力：回顧與前瞻」，指出日後必須建立新興傳染病防治機制的必要性。這也是在2020年之時，台灣醫界在COVID-19於全球肆虐時，有能力對抗COVID-19，使台灣人有桃花源般與全球區隔的平行空間。
個人身為臨床醫師，在2003年曾於台北榮總親自帶領家醫部醫師輪值SARS急診，於COVID-19期間則指揮苗栗為恭醫院的防疫工作並穩住醫院員工的士氣與健康，亦與衛生局共同守住社區疫情，使得電子廠的重大疫情得以控制，更身為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負責元首首的防疫與健康，總算均能不負使命。
凡事都有正向的一面，2003年的SARS給了台灣防疫模擬考。事後證明，台灣的確把握了那一次慘痛的考試經驗。

佛奇醫師一生精采且對事負責，1989年10月30日拒絕老布希總統擔任國家衛生院的院長，只為了不願放棄研究。他也敢對川普總統說實話，書中提到在2000年8月時，「我們離開白宮時情緒低落，但我因為能夠告知總統事實而感到如釋重負。」佛奇醫師一身傲骨、一生懸命，足為醫界典範。

前言


2020 年11月8日週日，我和克莉絲汀在這個寒冷的夜晚坐在火坑周圍取暖，同時享用著蒜蝦義大利麵和紅酒。我們當時在華盛頓特區西北部老鄰居家的後院。克莉絲汀和我，以及艾倫和羅伯，就像全國各地的許多人一樣，一起組成了一個「COVID小單位」。我們是親近的朋友，與彼此相處都感到安全和舒適。無論氣溫如何，在疫情期間，我們幾乎每個週末都在我們家的露天平台上，或在他們家的後院共享戶外晚餐。自2020年初疫情席捲我們國家和世界以來，我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時已經快一年了。即使天氣不佳，讓我們得圍著圍巾、戴著手套用餐，這短暫的喘息時光依然是一種令人放鬆的解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的新病例以每天約十五萬例的速度發生。美國已有大約一千萬的感染病例，以及超過二十三萬人死亡。疫苗似乎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目前已有幾種疫苗正在數萬人中進行臨床測試。我們不知道試驗的結果何時會出來，或者更重要的，疫苗是否有效。我們希望疫苗至少能像流感疫苗在一個理想年度那樣有效，並且可能有助於遏制疫情，但現在還沒有任何保證。
我的手機在晚上八點左右響了。「東尼，我是艾伯特•布拉（Albert Bourla）。」布拉是輝瑞藥廠（Pfizer）的執行長，他的公司正在進行其中一個mRNA疫苗的臨床試驗。「你現在坐著嗎？」他問我。哦，我想這應該會是一個壞消息。
我站起來，走到分隔我們兩家前院的小路上，以便私下接聽布拉的電話。「發生了什麼事，布拉？」我試著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樂觀，但我的胃在痙攣。
「你不會相信的，東尼！」他解釋說，「資料及安全監測委員會（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簡稱DSMB）看了COVID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數據，說疫苗有超過90％的有效性。」他所談論的DSMB是個獨立監測臨床試驗的委員會，其功能在於確認臨床試驗期間，是否出現任何影響受試者健康或安全的問題。同時，如果臨床試驗的結果非常好，繼續給予安慰劑而非疫苗是不道德的，DSMB可以建議提前終止臨床試驗，並將數據提交給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
這正是此刻發生的事。布拉繼續說到：「我們計畫明天宣布這個消息。」
當我們掛掉電話之後，我的眼裡充滿了淚水，我感覺自己好像失去了呼吸。我獨自在那裡站了一會兒，試圖讓自己恢復冷靜，並且思考剛剛聽到的內容可能帶來的影響。我一直對於mRNA疫苗抱持樂觀的態度，但即使如此，我也沒有準備好接受如此驚人的試驗結果。在任何一個流感季節中，流感疫苗的有效性最好的狀況通常是介於40％至60％之間。但結果往往遠非如此。據估計，COVID疫苗至少有90％的有效性，這件事讓人感到非常震驚。
我也沒想到這麼快就能得到疫苗。距離我在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團隊以及輝瑞和默德納（Moderna）開始研究COVID的新型mRNA疫苗，才過了十個月。
正如布拉所承諾的，隔天輝瑞和德國的合作夥伴BioNTech公布了臨床試驗結果。在輝瑞發布新聞的隔週，默德納宣布他們的mRNA疫苗也有90％以上的功效，這兩家公司都向FDA申請了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簡稱EUA）。這將是最終為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所遭受的磨難帶來改變的關鍵，數百萬人的生命將獲得拯救。
當我回到火坑旁，拿起我的酒杯時，我想到距離我八十歲生日還有六週，我的人生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
這本書講述的故事是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啟程的那一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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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從本森赫斯特到華盛頓
•布魯克林男孩
•成為佛奇醫師
•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

第二部：愛滋病年代
•解決這個致命疾病成為我的畢生志業
•近距離接觸的痛苦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成為NIAID所長掌舵
•兩個布魯克林男孩成功了！
•創建愛滋病研究計畫
•近在咫尺的愛滋病
•全球災難
•與愛滋病社運人士打交道
•老布希：一位總統、紳士和朋友
•工作壓力下，兼顧家庭之艱難
•在對抗AIDS戰役中的三重角色
•尋找愛滋病毒疫苗
•拉撒路效應：高效三重複方藥物出現！
•愛滋病毒否定論
•一個不平等的世界

第三部：對抗恐怖主義與疾病
•擴大戰場
•改變世界的九一一
•炭疽病
•愛滋援助走向全球
•天花與儲備疫苗
•生物神盾計畫
•與兒時偶像共度時光
•態度保留的國會
•前進伊拉克
•打造流感疫苗的供應鏈
•政績之爭？

第四部：防患未然
•歐巴馬登場
•邁向一個沒有愛滋病毒的世界
•疾病和恐懼的散播
•病人X
•茲卡病毒和其他意外
•傳承

第五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獨一無二的疾病
•他愛我，他不愛我
•別讓那些混蛋把你壓垮

結語

近距離接觸的痛苦

隨著我們有對愛滋病患研究有興趣的消息在醫界廣為人知，連恩、馬蘇爾和我很快就有了病人加入我們的新計畫。1982年2月中旬，華盛頓特區正遭逢一場迫使聯邦政府關閉的暴風雪。我冒著風雪沿著威斯康辛大道，開車到國家衛生院貝塞斯達院區，坐在自己位於國家衛生院驗臨床中心的免疫調控實驗室辦公室中。電話響了，是NIAID所長，也是我的行政上司克勞斯（Richard Krause）醫師的特別助理懷特斯卡弗（Jack Whitescarver）醫師。一位私人醫師與懷特斯卡弗聯繫，希望將患有這種疾病的一名病人轉介到國家衛生院。
我記下這名病患的聯絡方式，並安排馬蘇爾和他見面。根據病人病史，馬蘇爾發現病人隆納（Ronald Rinaldi，我更改了病人的真實姓名以保護他的個人隱私）有個身體健康的同卵雙胞胎，因此從健康兄弟那裡進行骨髓移植的可能性立刻顯現出來。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的想法有點天真，因為我們很快就得知導致這種疾病的原因，而大量湧入的愛滋病患讓我們應接不暇。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已經習慣於治療——通常也能治癒——患有發炎性疾病的重症患者；我的病人很少死亡。那是一段令人振奮的歲月，身為醫生，我一直為自己感到自豪。
此景不再。
我認為，從1982年起到80年代末期的那幾年，是我醫療生涯中的「暗黑年代」。這場疫情的肆虐讓我無法完全脫離工作，甚至影響了我的個人生活。1981年春天，我和一名交往多年的年輕女子結婚。但我們關係中長期存在的矛盾，加上我將大量時間投注在應對肆虐的愛滋病上（不幸的是，疫情在我們新婚後幾個月裡爆發），使得我們無法維繫這段婚姻。我們在結婚兩週年前後分居，並在一年後和平地離婚。
除了照顧重症病患之外，我幾乎沒有時間做任何其他事情。他們所承受的苦痛、苦難和恐懼令人難以想像。在照顧大量病危且通常驚恐萬分的病患時，身為醫生和醫療照護者所承受的強烈情緒壓力和挫折，都是筆墨難以形容的。跟著連恩、馬蘇爾和我一起併肩作戰的，還有一群才華洋溢而且認真的護士、研究員、住院醫生和其他專業的醫療人員，他們共同分擔了責任。沒有他們，我們永遠無法為患者提供他們需要的卓越照護。
我們不知道導致這種疾病的病因，我們的確也沒有治癒它的方法。這種感覺就好像是在大量出血的傷口貼上一個OK繃。我們有藥物可以治療機會性感染，但當一種感染剛被治癒，其他感染又會快速出現，並且最終導致死亡。儘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病情還是肆無忌憚地展開。我們患者的中位存活期（medium survival）是九到十個月，也就是說當中有一半的人會在這段時間內死亡。任何一天在我們臨床中心十一樓的病房裡就有十幾位這樣的病人。我接受了多年訓練成為一位治療者；但在這段期間，沒有一個人被我治癒。在這種經驗中，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們見證了這些相當年輕的病人，在經歷難以想像的磨難時，所展現出的勇氣和尊嚴，這激勵了我們。我們的病人在死亡或被送往臨終關懷機構之前，通常會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因此我們這些醫生和護士有機會好好認識他們。看著他們受苦，最終失去他們，讓我們感到無比沉重。我那些醫生同事和朋友也是如此，他們在紐約市、洛杉磯、舊金山以及其他大城市照顧著越來越多的愛滋病患，也有同樣的感受。我們經常藉由電話和互相拜訪對方的醫療中心交流經驗，發現我們的經歷完全一致。直到今天，我仍會想起當時病房中病患緊抓住我的場景，那些場景過了四十多年，今天依然在我心中激盪不已。在許許多多的回憶中，我常常想起其中一幕。
我們幾乎嘗試了所有可行的方法，包括骨髓移植和多次的淋巴球注射，但我們的第一個病人隆納的病情，最終在沒有適當治療方法下逐漸惡化。儘管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保持樂觀的態度。他的免疫系統幾乎全遭到摧毀，他成為許多種機會性感染的獵物。其中一個麻煩的感染是會攻擊多重器官系統的巨細胞病毒，它會攻擊腸道和視網膜，導致病人的視力受損。我們一直在嘗試治療隆納的巨細胞病毒感染，像是使用阿昔洛韋（acyclovir）等現有藥物；然而，唯一能阻止疾病進展的方法就是重建病患的免疫系統，並同時直接治療巨細胞病毒感染。但我們無法重建他的免疫系統。從他雙胞胎兄弟那裡取得的淋巴球注射以及骨髓移植都失效了。
隆納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傢伙，連恩和我都很期待在一天兩次的正式巡房時與他交談。我會走進病房，站在他的床邊。看到我，他會說：「佛奇醫生，您一切都好嗎？很高興見到您。」然而有一天晚間巡房時，連恩和我走進病房；我走到隆納的床邊，對他微笑。他直視著我問說：「是誰在那裡？」
這就像是有人把一根釘子插進我的胸口。隆納完全失明了。儘管他有在接受治療，但那顯然是無效的。從早上進行巡房到晚間再次走進病房的這段期間當中，巨細胞病毒吞噬了隆納視網膜上影響視覺的關鍵部分。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與連恩一起，就這毀滅性的結果安慰隆納。不過他告訴我們，幾週之前他就已經逐漸失去視力，他早已預料會發生這種情況。而後，我們離開隆納的病房，繼續完成當天的巡房。我回到自己位在病房走廊盡頭的角落辦公室，在團隊看不見的地方，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不只深受震撼，也感到悲痛；我深感挫折和憤怒。隆納不久後去世了。這只是其中一個故事。
當時我無法完全理解，但對我們來說，在這個病房裡還有成百上千個類似的遭遇。
我以前也體驗過悲傷的滋味。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我的母親因癌症而去世，我知道失去一個摯愛的人是什麼感覺。但與之相比，我們現在經歷的失落相差了好幾倍。它是長期而且無所不在的。我踏入醫學領域，是因為我想為人們服務；而身為一名醫生，我的任務是治癒病人，去找到解決方案，將他們從即將面臨的災難中拉回。這是我很擅長的事。我是個天性樂觀的人，但現在一波又一波，往往是二、三十歲的男性病患被宣判死刑，而我受到的訓練和性格，都無法阻擋這種可怕而無法避免的結果。我當時的心情只能以無助來形容，就好像我們身處戰場，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這個敵人正逐漸超越我們。但是我們團隊裡的醫生、護士和醫護人員不能放棄。職業倦怠不是一項選擇。病人需要我們；儘管我們無法治癒他們，我們仍然可以為他們提供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臨床技能、同理心和優質的照護。我們必須堅持下去，而我們做到了。除了偶爾難以控制的悲傷，像是得知隆納失明的時候；在病房工作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日復一日的拋開失落的情緒，才得以堅持下去。
我認為這些感覺只能被壓抑一段時間。時至今日，當我回想起那段時光的情景，眼淚仍不由自主地湧了出來。我讀過關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文章，我相信在這個特定領域，我有這樣的症狀。而我並不孤單。透過與許多當年在愛滋病前線工作的同事交談，我知道他們也曾有過類似的感受。但是，與病人以及他們的家人經歷的苦難相比，我們的遭遇根本算不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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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戰場
2001年1月20日，我在電視上觀看小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就職典禮轉播時，想起我初次遇見這位第四十三任總統時的情景。將近十二年前，他和他的父親在1989年一起來國家衛生院參訪。當我帶領他們參觀我們的實驗室和病房時，我將布希一家介紹給幾位病人，小布希似乎對於愛滋病這個議題真的很感興趣。
每當一個新任總統宣誓就職時，我都想知道同樣的一件事－－這位新總統將如何看待全球愛滋病毒/愛滋病疫情 假若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和NIAID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就像柯林頓政府時期一樣，我並不需要等待太久就知道答案了。
新上任的HHS部長湯普森 (Tommy Thompson) 是威斯康辛州在職時間最長的州長 (1987年至2001年)，在接掌這個職務之前，他並沒有全球衛生方面的經歷。但他對於愛滋病毒以及其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影響非常感興趣。2001年4月3日，我應邀向湯普森和他的幹部做簡報，而後到他的辦公室與他進一步地交談。湯普森告訴我，他從新政府和國會一些人那裡聽說許多關於我的事，他希望我成為他關於愛滋病的顧問。他提到他和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 將領導一個國際愛滋病的行政工作團隊。
我很高興和訝異事情飛快地進展，兩天之後，也就是2001年4月5日，我第一次被邀請到戰情室參加會議。戰室事是一個戒備森嚴的會議室（需要將你的手機留在門外），它位於白宮西翼一樓，面對著海軍食堂。會議由埃德森 (Gary Edson) 主持，他是國家安全顧問萊斯 (Condoleezza Rice)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副手。湯普森的國際事務聯絡人斯泰格 (Bill Steiger) 被指派制定一份將做為國際愛滋病計畫框架的白皮書，他們希望我就此提供意見。在埃德森、我和HHS以及白宮的其他人員進行反覆多次修改草稿之後，我們將最終的成果提供給湯普森和鮑威爾，以便在即將舉行的總統簡報會上使用。
早在西元2000年，就有人討論過創建一個程序的可能性，讓世界上已開發國家共同支援那些愛滋病毒/愛滋病最嚴重的非洲南部國家。這理念在全球許多有影響力的人士發起和倡議之下促成後來的「全球基金」 (Global Fund)，其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Kofi Annan) 與著名的總體經濟學家薩克斯 (Jeffrey Sachs) 等。2001年3月底，在義大利陶爾米納的一個國際聚會 (2001年7月八大工業國高峰會G8的會前會) 上，這個議題又再次被提出，並促成一份白皮書。
針對這份白皮書的相關討論中，我強調自己長期以來強烈的感受，我認為美國有道德責任，在國際衛生上發揮領導作用調動資源。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緩和防止傳染病擴散也符合我們的自身利益。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和結核病等它他傳染病的威脅會影響非洲和世界其它地區的穩定性。此外，美國大多數的結核病病例是來自境外出生的人口。更重要的是，應該支援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發展永續的衛生基礎設施，以便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未來的公共衛生挑戰。
2001年春天，白宮的工作人員經過討論之後認為，建立某種形式的多邊全球基金是無可避免的事。有鑑於我們很可能是最主要的捐款者，總統認為美國應該主導如何組織和管理這個基金。2001年5月11日，在剛結束與奈及利亞總統奧巴桑喬 (Olusegun Obasanjo) 和安南的會晤之後，總統在玫瑰園的公開演說中，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想法。他總結了愛滋病毒/愛滋病對於整個非洲大陸和全世界的影響，並告訴觀眾美國展現領導力和分擔責任有多麼重要，並讚揚迄今國際之間的努力。總統隨後承諾撥款兩億美元支持一個嶄新的全球性基金。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湯普森邀請我參加他和國務卿鮑威爾率領的美國聯合國大會愛滋病毒/愛滋病特別會議代表團;該會議於2001年6月25日至27日在紐約市舉行。在聯合國大會的大廳之中，我坐在國務卿鮑威爾和湯普森旁的位子，身邊是來自世界各國的元首、大使以及衛生部長。我不禁回想起整整二十年前，連恩、馬蘇爾和我在國家衛生院臨床中心接納第一批愛滋病患十，這種疾病還沒有正式的名字，也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現因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對於聯合國對抗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防治的全球基金 (United Nation’s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簡稱全球基金) 一致達成在財政支援上的承諾，我見證到對於全球愛滋病疫情災難的全新態度和承諾。世界其它地區的政府高層終於正視愛滋病毒/愛滋病的問題。
安南針對設立這個基金的必要性發表了精彩演講。國務卿鮑威爾的演講也同樣具有說服力，講稿大部分取材自我們的白皮書。他提出在往後幾年裡他經常強調的一個問題－－愛滋病除了是個嚴重的衛生問題，在非洲南部某些國家以及世界其他貧窮國家也是國家和全球的安全問題。
在六個月之後，全球基金於2002年1月28日正式成立。於此同時，一些無法預料的戲劇性事件徹底顛覆了全球對於於愛滋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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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九一一
我搭乘的全美航空班機大約在早上八點降落在紐約拉瓜地亞機場。我跳上一輛計程車前往曼哈頓中城，參加一個慈善基金會的董事會，我是其中一位董事。當我從皇后區的機場出發前往市區時，我被紐約市的天際線在蔚藍天空的襯托之下呈現的美景所震攝。當我們從東三十四街的中城隧道出來的時候，我看到遠處往市中心的方向有一團濃煙。
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
當我從西五十二街一棟大樓第十九樓的電梯出來時，我的董事會同事們不像往常一樣聚集在咖啡和糕點附近，而是專注在會議室裡的寬螢幕電視前。他們告訴我，有一架小型飛機偏離了航線，撞上世界貿易中心北塔大約第九十五層。當我看到電視畫面上由大樓升起的煙霧時，我猜想這就是我剛剛在計程車上看到的煙霧。就在我們討論一架小型的商用飛機因為偏離航線而撞上曼哈頓下城的摩天大樓是多麼不尋常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在早上九點三分，一架無疑是全尺寸的商用噴射客機撞上了南塔的南面。電視攝影機捕捉到一個巨大的火球非要到紐約市天際的那一瞬間。我們全部衝到窗邊，看看是否可以看到市中心的景象，但是因為窗戶的角度和大樓的位置，我們無法看到任何景象。我們像數千萬其他人一樣，目瞪口呆地盯著電視，看著兩座塔樓冒出濃煙。顯然美國正遭受攻擊，我們和其他看到這一幕的人一樣，感到非常的震驚。我們並不確定是誰在攻擊我們，或著為什麼。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的世界和過去不樣了。
我趕緊打電話告訴跟克莉絲汀報平安，接著打電話給我在貝塞斯達的辦公室。我的同事告訴我，湯普森想和我通話。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和他已經逐漸熟識並且親近，我們討論了HHS在防禦生化武器物上應做的準備和應變措施。他打電話詢問我HHS在當下可以幫上什麼忙。「湯普森，我其實正在紐約市距離雙子星大樓大約五十個街區，」我說。
他回答說：「你覺得你能到現場並向我回報那裡的現況嗎？」
「我會盡力而為。」
事情越來越糟糕。上午九點三十七分，美國航空七十七號班機墜毀在華盛頓特區近郊五角大廈的西邊，新聞轉播在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之間來回切換報導。上午十點剛過，根據傳言，我們得知另一架正在前往國會大廈或白宮的聯合航空九十三號班機，墜毀在賓州薩默塞特郡的一片空地。劫機者被一群勇敢的乘客制伏，在與劫機者搏鬥的過程中導致飛機的墜毀。
這讓我的焦慮更為加深。我意識到，幾個小時之前我才和三個躺在床上睡覺的女兒吻別，現在他們正坐在學校的教室裡。國家主教堂學院位於國家大教堂的園區，座落在市內海拔最高處，俯瞰著華盛頓特區。我不確定有多少架飛機參與這次的攻擊行動，我擔心國家大教堂會成為另一個襲擊的目標。我不斷絕望地試圖打電話到克里斯汀在國家衛生院的辦公室。然而此時，所有的電話線路都已經卡住。這也代表我無法聯繫到目前住在曼哈頓東六十八街的父親。但因為他很少（可能從不）去市中心，我幾乎可以確定他沒事。
後來我得知克莉絲汀和女兒們都很為我擔心，因為他們知道我正在曼哈頓，而且因為女兒們可以從教室看到窗外五角大廈瀰漫著煙霧，整個攻擊事件對他們來說太真實了。
當天的慘狀持續發生，電視上轉播著人們為了躲避身後的火焰，從塔樓高樓層跳出窗外的畫面。在所有與九一一事件相關的悲劇之中，那些無辜的人跳樓致死的景象帶給我沉重的打擊，讓我永生難忘。就在那一刻，那些散播暴行的人，讓我的恐懼轉變為深沉的憤怒。
接下來在上午九點五十九分和十點二十八分，發生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打擊，南北雙塔在全世界數十億的人們的目睹下，在電視上徹底崩塌。這讓房間內所有的人感到無助，並陷入深深的沮喪之中。
我覺得自己至少需要試著履行對湯普森的承諾，到市中心的案發現場看一下。我一走到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很快就發現我不可能搭乘計程車、公車或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到任何地方。所有的交通完全封閉，我決定步行前往。我碰巧遇到一位紐約市警官，他和一群警察正聚集在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的轉角。我跟他解釋湯普森部長要求我前往現場，並向他回報。他滿臉疑惑的看著我，好似我瘋了一樣，接著說，「誰是湯普森部長？老兄，我們只允許警察、救護車和消防員進去。 」
我別無選擇，只好返回基金會總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我不斷試圖打電話回我的辦公室，但無濟於事。奇蹟似地，我終於打通了，我的助理告訴我，湯普森部長要我立刻返回華盛頓。接下來將會有一場高層會議，規劃如何因應在飛機襲擊之後，可能發生的生物恐怖攻擊，他要我在場。
所有的航班都停止了，但我必須在當天晚上返回華盛頓。雖然機會很渺茫，但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美國鐵路 (Amtrak)。我和另一位基金會董事杜克大學校長基歐漢（Nan Keohane）一起前往位於第七大道和西三十二街的賓夕法尼亞車站。因為步行是唯一可以到達那裡的方法，我們開始往南走，穿過看起來很不真實的曼哈頓中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景，街上幾乎沒有任何車輛。就這樣我們穿過百老匯中間的時代廣場。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讓我想起過去看過的一些電影之中，紐約市的街道在經歷致命的災難之後，一片空蕩蕩的樣子。我們步行了三十五分鐘到達賓州車站時，我很幸運地搭上了當天晚上南向前往華盛頓特區的火車。
當火車駛出隧道前往第一站紐瓦克時，從火車上可以清楚看到世貿中心遺址散發的煙霧和光芒，我看到現場突然爆出一團濃煙、灰塵和光芒。我以為可能又有另外一架飛機撞擊了另一棟建築物。我真的無法相信發生了什麼事。整趟前往華盛頓的旅程之中，我麻木地坐在座位上，不敢確定回家會將面對什麼樣的狀況。我一回去就聽說，我看到那一團噴發的煙霧和灰塵，是因為四十七樓層的世貿七號大樓（簡稱七號塔）倒塌所造成的。 它沒有遭到飛機撞擊，但因為南北雙塔爆炸、起火災和倒塌，跟著燃燒起來。
從聯合車站搭乘計程車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幾乎每個主要的路口都有警察駐守。雷根國家機場及杜勒斯國際機場無限期關閉。計程車上的廣播報導，聯邦調查局聲稱，仍有幾個恐怖分子集團潛伏在美國境內，計劃進一步進行攻擊，而華盛頓特區首當其衝。當我走進家門之後，無法停止擁抱我的女兒們。那天晚上，克莉絲汀和我躺在床上，聽著F-16 戰鬥機以戰鬥模式在城市上空飛行的聲音，它們準備就緒，以攔截任何進一步的攻擊。
第二天，湯普森告訴我，政府在籌備防範未來可能發生的生物恐怖攻擊，HHS將會是其中一個主導機構，他要求我成為他在這個任務中的負責人。那一瞬間，愛滋病毒/愛滋病幾乎從美國政府、甚至全國人的視線之中消失了，至少現在是如此。接下來的幾天，我參加了幾場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擴增策略主任法肯拉思 (Richard Falkenrath) 在白宮主持的最高機密會議。會議的目的在製定因應生物恐怖攻擊的短期和長期計畫。
與會者的普遍看法是，這樣的攻擊是無可避免的，而所有可能用來對付我們的生化物質中，氣溶膠天花病毒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威脅。在歷史上，天花是一種藉由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致命疾病。眾所周知，叛逃的蘇聯官員聲稱，冷戰期間蘇聯儲存了大量的天花病毒以及其他致命的傳染源，以備在蘇聯與西方同盟國之間爆發衝突時當作生化武器使用。蘇聯解散之後的混亂之中，是否有任何庫存生物武器庫存落入蓋達組織或其他激進派伊斯蘭組織的手中，至今仍不明確。無論機會有多渺茫，白宮仍然非常慎重地評估恐怖分子已經掌握這些生化武器的可能性。
HHS位於漢弗萊大樓的華盛頓總部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會議。會議討論的基本主題是，因應這種新的生化恐怖威脅，我們需要發展診斷、治療和疫苗等因應對策。NIAID被指派為主導這項任務的機構。我們將負責規劃和協調研究方向，交由所方贊助者和承包商執行。當國家遭受另一波的衝擊襲擊時，這項任務變得更加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