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國文化史

本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一心一意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一心一意致力於改善民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創造了震撼世界的高鐵奇蹟；使中國7.4億人脫貧;實現了「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特別是進入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僅與美國競爭......中國的成就震驚世界。 但西方話語卻曲解中國的崛起，帶偏輿論導向，甚至導致連中國人自己都看不懂自己。 張維為認為，中國的崛起一定要伴隨中國話語的崛起，否則這種崛起就是靠不住的，甚至會前功盡棄。 因為沒有中國話語的崛起，中國自己做對的事情也會被看成是做錯了。 為此，他結合自身經歷，梳理了中國上下五千年，從古到今，從文明到文化，從理論到具體事例，以自己獨特的的政治觀和視角，系統闡釋了中國文化、中國制度、中國理論、中國道路的優勢和先進性，展現了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顛覆了以往西方話語對國人思想的束縛，引導國人重新認識中國、認識我們的文化和成就，極大激發了讀者的國家榮譽感和民族自信心。 在書中，張維為還直面民眾關心的國內外熱點問題，「什麼都不迴避」，率真解答民眾疑惑，批駁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展示了一個發展中的真實的中國，身體力行地詮釋了「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力量」！

清末是「疲弱」的代名詞。面對外憂內患，清廷既無力制止，更無力反抗。 作者以清末的重大歷史事件如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等，與今日中國在復興之路上各種重大舉措作一對比，深刻闡述了今日中國成功的內在邏輯。

*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功？是過？ * 當年支持國民政府抗日的，原來是法西斯德國，而不是民主美國！美國竟然還是日本侵華的幫兇！ * 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貽誤戰機，是他戰敗的原因，但當初又為何力邀毛澤東到重慶，上門「欺騙」他？ 近年兩岸史學界研究成果豐碩，尤其是迅速把蘇聯解密檔案翻譯為中文，為現代史許多課題，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新的史料，帶來新的詮釋。本書作者徵引兩岸三地庫存的檔案、手稿、口述歷史、回憶錄、年譜、傳記、文獻、資料集、書籍、期刊、論文、報紙、網頁等，以更豐富的史料、更客觀公允的眼光，觀察和分析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探尋到隱藏在背後的「內情」。 本書分為上中下三冊出版。下冊講述從西安事變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歷史，時間約為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正是中國處於對日抗戰，以及國共內戰的時期，而隨着新國的建立，中國擺脫了百多年來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不平等條約的桎梏，中國歷史展開了新的一頁！

「群眾運動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卻不能不相信有魔鬼。」 —埃裡克· 霍弗（Eric Hoffer） 本書是關於一個鄉村教師柳幸福「反革命案」的微觀社會史研究。以該案卷宗為基礎史料，作者利用當地公安政保檔案、政府文檔、地方史志等資料，結合口述訪談，條分縷析，首次從縣域範圍對「反革命發生學」進行考察，重建歷史現場，揭示了文革「惡攻罪」案件的生產制造過程，以及在基層社會中的發生機理，進而展現了鄉村社會政治生態與國家意識形態流變的交互關係。 柳幸福是文革時期中國東北農村的一名小學教師。1969年，他因一次課堂考試的題目被疑「影射偉大領袖」，遭到學生舉報。以此為導火索，柳幸福的「歷史問題」一一曝光，被控以當時最嚴重的罪名——「現行反革命」。此案幾經反復，驚動了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縣革委會派出項目組前往事發當地，仔細復查涉案人證及關鍵物證，於1971年推翻了這一罪名。 「反革命罪」在文革中十分常見，卻少有完整卷宗能呈現從立案、偵查、審訊到判決、審批乃至翻案的整個司法過程。「柳幸福反革命案」全部卷宗於2012年重見天日，其中收入「審訊筆錄」、「原始物證」、「證人證言」和「定案材料」等148份原始文件。本書以之為基礎，結合知情人士訪談、政府文件、地方檔案等資料，通過細緻爬梳審理過程，呈現文革時期中國鄉村少有人知而又微妙複雜的司法細節，還原這一時期的基層法制運轉及其背後的特殊邏輯。 ------------- 埃裡克· 霍弗曾說：「群眾運動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卻不能不相信有魔鬼。」王海光教授的《製造反革命》一書，生動還原了文化大革命及中國現代史中的“魔鬼”是怎樣被批量制造出來的。 ——秦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客座教授）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巨大的反人道主義災難。這場災難的受害者群體，遠不只是官員、知識精英和社會精英，更是龐大的芸芸眾生。有關文革的敘事，往往忽略後者。本書恰好講述一位鄉村草根的“反革命案”。該案例不僅呈現極端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及畸形司法制度“制造”難以計數的“反革命案”的種種細節，尤其揭示出在它們的干預和滲透下原有鄉村人倫的解構和顛覆，以及鄉村社會關系的惡化。本書的最大價值，就在於它從底層視角透視那場浩劫。 ——韓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書是關於一個被判為“反革命”的鄉村教師的微觀史。結合鮮活細節的描摹與悲天憫人的情懷，歷史學家

「中西之交，乃是古今之異。」在中國的文化史上，中國的思想根源來自人生哲學，包括政 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少有自然哲學。古代的士大夫一心希望當官，為政治服務；而西方國家 的思想根源，來自科學和哲學豐富的希臘文化及希伯來文化，並逐漸形成了西方文明。 可是此情況在十九世紀西洋文明進入中國後出現了轉變，尤其在「五四」時期，不少中國的 知識分子，到西方國家留學，學習西學，西方的政治學、哲學、社會學、自然科學也如雨後 春筍進入中國，中國知識分子並曾經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可是後來的政治鬥爭、階級鬥 爭、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遭到批鬥，中國把接受西方文明的大門關上，同一時間中國文明 也一下子倒退了。 本書作者長期研究歐洲史，從中西國家的來源，社會形態的發展，文化思想的差異，反思中 國的文明發展，並回顧歷來研究中西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了解他們的西學研究，思考中國 的文明發展為何不同於西方國家。

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本书基于新时代背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视角系统发掘中华和合文化的当代价值并就如何开发其价值进行探讨。主要探究以和合伦理规范协调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和合理念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传承和创新和合价值体系，运用和合辩证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借鉴和合文化以文化人机制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法國第一儒」汪德邁追尋中國「異托邦」獨一無二的文化基因 2015年，汪老應邀去敦煌看石窟。 晚間散步，石窟、沙漠和天際作伴。汪老說：「我為書和寫活著。若上天繼續給我光明，我將寫一本小書《中國教給我們什麼？》。」 —金絲燕

《哈哈鏡》聚焦在中國風起雲湧的1880至1930年代，分析中國都市主體如何與新興的視覺文化互動。本書所考察的媒體和視覺形式包括石版印刷、照片、廣告、電影和劇場表演。小市民主動投身這視覺文化，甘之如貽，渴望著現代性的承諾：給人帶來新奇、刺激和潮流。 彭麗君仔細分析這些視覺再現的發展軌跡，強調各種視覺形式之間的互動。本書指出，各種視覺形式不是分散的文化現象，而是不斷互動，形成中國視覺現代性，在各方面影響其時的文化。 本書的討論始於十九世紀末的石版印刷術，全面考察其歷史，得出相關的理論，察看現代性如何執迷於真實。隨後的章節點出新視覺文化中對女體的痴迷，勘察文化如何在娛樂場所誕生，說明小市民如何理解新的現實，並與之互動。

区域文化不同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往往只着眼于对一地之文化的认识，而区域文化则包含了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整体文化的深切关怀。《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主要刊登与中国区域文化的理论和创意研究相关前沿成果，包括笔谈、理论反思、专题研究、文化创意、特色史料等栏目，从理论到实践、从研究到梳理、从史实到史料，全方位地观照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各个面向，以期为中国区域文化的研究者提供尽可能全方位的高端发文和交流平台。

由英治時期開始大興土木，填海造地，興築樓房，建設基礎設施，一個人跡罕至的細小鄉縣蛻變成現代大都市。當中有其實際需要，也有管治上的考慮。 本地歷史掌故專家鄭寶鴻，分享三百幅珍貴老照片，藉著文獻及報章材料擷取歷史細節，述說香港自十九世紀開埠起至千禧年前的港島、九龍、新界城區規劃，呈現這片土地滄海桑田的歷程。

每個人的童年記憶中，總有一個重要的小玩意，埋藏著一段小故事。 時光倒回到孩提時期，從珍貴圖片中找回伴你成長的小玩意，回味那個無憂無慮的童年。 兒童的天使，大人的記憶，第一本中國玩具發展史 作者陳國泰是中國玩具收藏家兼鐵皮玩具生產商。他憑著對中國玩具的熱愛，耗時多年爬梳歷史檔案，訪問原國營玩具廠老員工及設計師，從中整理出近代中國玩具工業的發展脈絡。 本書透過作者豐富的個人玩具收藏品、老照片，以及珍貴歷史文獻資料，敘述中國玩具由清末、民國初年、新中國成立後，以至八十年代初的故事。 本書特色： 1. 本書以作者的藏品，研究中國玩具業的歷史，題材深刻，而且圖文並茂，不論是愛好懷舊玩具人士或是歷史研究人士也可各取所需。 2. 此書從各種玩具形態，側寫西方及日本文化入侵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不同時期的事件對玩具業的衝擊，可視為另類中國文化發展史專書。 3. 本書新版加入大量玩具藏品相片、老照片及文件資料，數量超過1,000張。

香港威海衞警察，是香港警隊從山東威海市招募的警察，也是香港警隊中一個特殊的群體，側面反映了香港的歷史和社會多元化的特色。 香港開埠初期，香港警隊由英警、印警和本地華警組成。20世紀初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及海員大罷工發生後，港英政府對印警和本地華警產生懷疑，於是到英國租借地威海市招募警員。1923年，第一批威海衞警察正式抵港，成為警隊的一部分，為香港社會作出各種貢獻。 本書收錄了29篇香港威海衞警察及其親屬同僚的訪談故事，當中分享了他們在警隊生涯的親身經歷及部分後人的回憶。這些口述歷史除了展示出警隊制度及文化的變化外，更真實地記錄了香港在1920年代至今的歷史脈絡與社會變遷，見證着日本侵華、國共內戰、雙十暴動、六七暴動、警廉衝突等歷史事件，同時記述了香港的社會、民生、威海衞警察在香港的角色等。 威海衞警察的經歷是香港重要的歷史文化符號，書中一個一個真實的故事是第一手歷史資料，彌足珍貴，可為香港的歷史呈現更豐富、立體的一面。

本書考察了從先秦到清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區生態和文化從相對獨立到形成並具有華夏邊緣的社會文化屬性。書中圍繞當地國民身份的轉變、近代教育的興起、社會生活的近代化等方面進行討論，進一步論證青海河湟地區社會文化屬性過渡與變化的具體表現及其影響，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民國時期青海河湟地區在內地化、近代化和西方化的過程中，與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徵的社會文化現象相交織的情形，進而分析和反思青海河湟地區作為民族邊疆地區在社會文化屬性上的一般性與特殊性。

文化產業具備二重性。一方面具有經濟屬性，追求利益最大化，遵循市場經濟法則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另一方面也具有文化屬性，遵循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生存法則。因此文化產業存在著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雙重引導。本書通過對我國文化產業開發過程中文化價值引導的形成機理進行研究，探討如何優化文化產業開發，在文化價值的衝突中選取合適的文化價值，生產能形成較為健康的文化價值引導的文化產品。

文化除了容易遭受外部干預之外，還總是擺脫不了被資助的命運。本書在系統梳理文化資助歷史和理論的基礎上，總結代表性發達國家和地區文化資助經驗，全面調研我國文化資助現狀，探討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促進文化資助主體的多元化和資助方式的高效化，並分析了在技術、經濟、政治環境變化的背景下文化資助制度創新的可能性。本書為中國文化資助制度的當代建構與未來完善，提供了寶貴的知識資源與實證參照。

本書主要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北京題材影視劇，總結出北京文化符號的三種表現形態：一是老北京、民國北京，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前的北京歷史與文化形象，如胡同、四合院等空間；二是革命北京、紅色北京，主要是50年代到70年代與北京有關的歷史記憶和城市空間，如大雜院、家屬樓、頑主的大院；三是現代北京、國際之都，也就是與紐約、東京、香港等相並列的國際大都市。圍繞著這樣三種表現形式，產生了大量的影視劇作品，這些不同的歷史敘述空間塑造出不同的北京文化形象，而這些北京形象在不同時代的流行也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心理。

“文化資本”是描述文化在社會生活、經濟生活中地位作用的重要術語之一，近年來在國外理論界得到廣泛應用，並開始進入大眾傳媒。文化問題被發達國家的城市規劃所重視，利用文化資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成為世界城市發展的大趨勢。本書從文化資本理論出發，借鑒國內外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成果，指出北京應當利用其豐富的文化資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本書回顧了北京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歷程，梳理文化資本儲備情況，分析北京利用文化資本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案例和不足，並提出了提升路徑。

十年代末，來自五湖四海的「海歸派」為香港帶來了西方的現代舞、形體劇場、實驗錄像、裝置藝術等前衛的現代藝術概念和作品，啓發了不少土生土長的文藝青年…… 八十年代社會經濟起飛，透過電視劇、電台節目、電影、流行音樂的廣泛傳播，發展出種種屬於香港的普及文化，實為重要的啟蒙年代。 你可能聽過「進念人」這個稱號，卻不知道他們的來頭，對背後的故事更加無從稽考；你或許看過進念的劇場演出，卻不知道他們想表達什麼，甚至發誓不再光顧。無論如何，進念為這個城市孕育了不少異數。正如黃偉文在 《Concert YY》演唱會分享：「後來讀大學，我加入了『進念．二十面體』，裏面有一大堆全部都係咁怪的人。我就覺得，其實我是ok的。我甚至知道，好可能我是X-Men那些friend。」 這班「X-Men」在「教授」榮念曾的引導下，透過舞台上的「行行企企指指點點」練成各種異能並散落於不同的文化板塊 ── 電台、雜誌、出版、流行樂壇、藝術音樂、電影、紀錄片、實驗錄像、MV、廣告、攝影、造型、時裝、設計、漫畫、飲食文化、教育…… 他們隱性的次文化因子逐漸「滲透異化」，甚至在流行文化舞台上佔據了重要的位置。 Leumas To在著作中訪問了黃耀明、黃偉文、歐陽應霽、何秀萍、于逸堯、胡恩威、陳輝雄、月如惠等重要「進念人」，透過文字和插畫解構過去三十五年發生的事情，作為年輕人尋找下一步的重要憑證和參照。

文化大革命不單破壞文化，也重構文化，其宣傳藝術通過欽定典範、複製樣板等方式，為毛時代的政治帶來了巨大能量，讓文革的理想和暴力走向極端。文革時期的中國，到處是一式一樣的複製品以及千篇一律的行為，任何人若要展示自己的獨特性，都必須背負極大的壓力。然而，許多參與文革者在服從權威的同時，卻又感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自由。到底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文革除了是一段佈滿傷痕的歷史，我們還可以從甚麼角度去理解那高度同質的世界中，各式各樣的文化經驗？

本书是“第四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书中收录与会论文13篇，就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的关系，以及中国近现代婚姻、家庭、女性、儿童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具有较高水平，充分展示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彰显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也为今后社会文化史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转换视角，以“康党”为切入点，借助大量翔实的资料，如维新运动重要参与者的文集、全集、日记等资料，当时的报刊如《知新报》《清议报》《湘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国闻报》等，系统梳理了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流变、内涵及其后果，脱出了以往以“新旧”二元对立解读戊戌纷争的窠臼，较为全面立体地揭示戊戌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和真实内涵。

中國消費文化的變遷和城鎮化進程分不開。本書借鑒中西方各種消費文化理論來研究中國之情況。書中從總體性的層面來討論消費文化。城鎮化通過多種中介對消費文化總體性產生影響。在鄉村經濟主導的城鄉關系之下，消費文化出現過城市向鄉村的逆向傳播，而隨著城鎮建設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發展對生活方式及消費文化的推動作用越來越明顯。中國當前消費文化的基本面是積極的、正面的、向好的。未來要引導消費文化健康發展需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革新來著手。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系華中師範大學與工信部工業文化發展中心合辦的校級研究機構，也是工信部在全國高校中聯合創辦的少有工業文化研究機構。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以發展工業文化為己任，依托學校相關學科優勢，集合各方力量，從事工業文化基礎理論研究，承接政府、企業、行業等各界委託課題，提供政策諮詢等服務，努力打造工業文化領域靠前流的具有基礎研究優勢的智庫。《工業文化研究》為該中心主辦刊物，主編彭南生、嚴鵬，靠前輯主題為工業遺產。

本书为第五期“中国近代史论坛”的成果结集，以文化积淀深厚、文人辈出的鄞州为个案，深入讨论了地方文化传统与名人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此次论坛致力于通过一个具体区域的地方文化传统，深入探讨地方的历史传统如何赋予乡土之子的精神世界以某种民族特性和乡土印痕；而这些深受外来文明洗礼的时代骄子又如何回馈故里、反哺家乡，由此揭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并存互渗，追寻文化传统具有的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和永恒不坠的内在精神。

1949-1966年出现的工农兵写作现象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创作主体的工农兵作者，是解放后党和国家大力提倡、扶持的一个创作群体，他们上承左翼文学资源，同时也被认为是新中国文学新生力量成长的标志，在他们身上寄寓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本书涉及一个创作群体（工人作家群），一个写作个案（士兵作家高玉宝），一个运动（新民歌运动），一次批判（吴雁），试图通过对这些创作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原历史现场，呈现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

本书匠心独具地选取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采用编年体的结构模式、书话体的叙述方式，在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交汇点上重新书写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并辅以相应的历史图片。全书既有宏大的文学史视野，又细致入微地呈现历史的微观图景与细部生态，力图还原中国近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原初景象和历史脉络，揭示出一个较以往更为阔大、丰富、复杂的文学史图景，展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 本书叙述的是1872-1914年文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