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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繼《俄共中國革命祕檔（一九二０～一九二五）》之後，以俄共祕檔為主敘述一九二六年的中國革命；共有三個主題：中山艦事件、北伐及汪蔣合作。俄共祕檔所透露的具體訊息是：鮑羅廷與維廷斯基在國共兩黨關係問題 上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對於中共在政策上的直接影響以及蘇共中央政治局全面支持鮑羅廷，也就是默認「鮑羅廷路線」。莫斯科堅持以國共兩黨黨內合作形式的統一戰線，是「第一次大革 命」失敗的「歷史根源」。對於策略上的「右傾錯誤」，蘇共中央政治局應負全責。一九二六年的俄共中國命祕檔，對於瞭解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具有高度史料價值。

1945年2月1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為了誘使蘇聯協助中、美、英三國在亞洲擊敗日本，與蘇聯政府主席史達林簽訂「雅爾達密約」，允許蘇聯恢復帝俄時期在中國東北的利權，並默許外蒙古獨立。國民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派代表赴蘇聯談判，欲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俾促使蘇聯迅速對日宣戰。但蘇聯以種種理由遲不出兵，及至美國以原子彈投炸廣島、長崎，日本擬委託蘇聯出面斡旋投降，蘇聯乃率然進兵中國東北。抗日戰爭勝利後，除外蒙古獲得獨立外，蘇聯盡獲東北利權，並協助中共阻止國民政府接收東北，使中共有發展壯大之機。此中經過，秘辛甚多。作者參考中、美、俄等國外交檔案，旁及其他資料，言人所未言，是關心歷史及國際政治者不可不讀。

蔣介石與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兩大對立陣營的風雲人物，他們之間竟也曾有過十年之久的友好觀係。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內幕，因為兩人在戰後的截然相反的歸宿而被深深地藏入了歲月的「黑匣子」。然而，半個世紀後，我們卻又從滿佈灰塵的歷史檔案中，為這一連串的疑問，找到解答：為什麼在江西內戰中，國共雙方軍隊都在德國顧問指揮下作戰？為什麼作為日本盟國的德國軍官身影，會活耀在「八一三」、「台而莊」抗日前線的中國軍隊指揮部裡？德國納粹黨及其「元首」希特勒怎樣看待中國？ 如果您對這一段歷史感興趣，那麼，請翻開本書。

本書旨在通過具體事例說明：第一，莫斯科影響中共乃至中國革命的具體工作方 式究竟是怎樣的；第二，莫斯科對中共的干預能力始終是受到一定條件限制，並且是 注定會走向反面的。據此，本書著重描述了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和機構的工作方式 ，它在複雜多變的國共關係中如何決策？它著力於培養親蘇幹部和扶植工人領袖的結 果？不同的中共領導人如何對待來自莫斯科的幫助？這些幫助和援助對中共的意義有 多大？他們在哪些問題上總是難以真正溝通？毛澤東對斯大林為什麼又恨又愛？他到 底是怎樣走上與蘇聯分裂的道路等等。

本书由2017年举办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年会暨“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及权威学者最新科研成果结集而成，分为“近代中俄（苏）关系史”“当代中俄关系”“俄朝关系史”“俄罗斯问题”四个部分。所辑论文均立足历史事实，麇集各类档案和文献资料，从各个方面广泛、深入、详细地梳理、阐述中俄关系史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得出科学合理结论，力求为中俄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智力支持，更好地促进中俄各领域的交流进一步发展。

此書譯自俄國帝政時代國務總理維特Witte伯爵之筆記，維氏自1907年起開始作此筆記，記中所載為為尼古拉第二執政時代至1912年止之俄國各種要政真相。維氏於1915年去世，俄皇曾令人抄沒其稿件，急欲獲得此項筆記稿子一讀，但未被其覓著。該稿當時以他人名義存在法國Bayonne地方某銀行。直至1922年，此項筆記乃以俄文印成兩冊發行，風行一時，英德法美各國，皆有譯本。德國譯本，只譯其中重要各章，並未全譯，譯者即根據德文譯本，擇其中四章之與中國有關者作譯。其中前兩章的著作時間是李鴻章尚在俄國之時，後兩章則在李氏回中國以後寫成，此兩章與李氏遊俄時所訂密約多有關係，故本書取名《李鴻章遊俄紀事》，史料彌足珍貴。

綜觀中國歷代外交史，沒有一個朝代，比晚清政府簽訂的條約更多更頻繁。從1842年8月，在南京下關江面英國軍艦「康華利」號上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算起，接下來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及《中俄璦琿條約》⋯⋯直到1915年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幾十年間共二十多個條約，這些條約不是賠款，就是割讓土地，不是開放商埠、通商口岸，就是讓外國人獲取某種特權。它們都叫不平等條約，有道是：自古弱國無外交，可想而知，那時外交使節的談判往往有如在懸崖之間走鋼索，然而在光緒7年1月26日（1881年2月24日），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以二等外交使臣身分，百般艱難的終獲俄國人同意，修改了由前任外交大臣崇厚與之所簽訂的喪權辱國《里瓦幾亞條約》，改簽《中俄伊犁條約》取代之。從而使中國成功的從沙俄的血盆大口中，奪回西北邊陲的要塞之地。 這個伊犁問題交涉，從沙俄1871年乘回亂藉口強占伊犁，直至1881年曾紀澤改簽《中俄伊犁條約》，前後費時十年之餘。這是一個讓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外交才能刮目相看的條約，到今天我們在翻閱這段歷史資料時，仍然能很強烈的感受到當時世界列強對此事的震驚與讚許。這也是本書出版之目的除敘明沙俄覬覦中國東北領土外，嗣後即思侵略中國西段邊界。而本書自各方材料證實西域（含部分今中亞細亞）係中國固有疆域，並還原中俄西段邊界之史實與真相。此其中涉及國人鮮少關注的古浩罕國阿古柏軍官，於1870年在新疆宣布獨立建國，從而發生與英俄及清朝的複雜國際局勢，而清廷於1875－1877年派遣左宗棠西征阿古柏收復新疆，即於1878年先派崇厚，再於1880年改派曾紀澤赴俄，重開與沙俄之外交談判，交涉沙俄歸還伊犁。研究這段歷史，旨在期盼後人能從歷史演變中吸取寶貴經驗，避免重犯以往之錯誤，防止人類戰亂災禍之重蹈覆轍。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遭受外國侵略壓迫的災難史。此其中尤以俄羅斯帝國與中國接觸最早，對中國之領土侵略最多。然而，晚清到民國中俄間近百年卻未發生戰爭。此外，本書重點第五篇詳論曾紀澤使俄之始末，其目的除彰顯最後決定外交勝利之關鍵，固然是操之於國內經濟與政治實力。但史實證明，即使一個國家處於弱勢及不利的國際地位，卓越的外交家所施展的超人外交才能與談判策略，未嘗不可以發揮驚人的力量，而獲得力挽狂瀾的勝利。歷史事實說明弱國不僅有成功的外交，甚至戰敗

自 序 一、寫作的動機 自少立志要寫中俄關係史方面的書籍，關於寫作的動機需要分兩方面來講： （一）研究近代史的啟發 歷史是前人經驗累積的寶庫。研究歷史，是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興衰演變，以及各民族奮鬥與成長的歷程，並藉以明瞭其因果關係。研讀歷史，就是要從歷史演變中汲取各種寶貴的教訓，避免重犯以往之錯誤，防止人類戰亂災禍之重蹈覆轍。 作者在學生時期，研讀近代史時，即深刻感受到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遭受外國侵略壓迫的災難史。這其中尤以俄羅斯帝國與中國接觸最早，對中國領土侵略最多，也使中俄關係日趨複雜和重要。 因而啟發作者研究中俄關係之意念，並開始學習俄國語文及研究俄羅斯歷史、地理、文化、民族與外交等方面之問題。至於寫書的動機，則是作者於大學教授俄國語文蘇聯外交史及俄情研究等課程二十年後，才開始構思的兩部書：一是《蘇聯外交史》，一是《中俄關係史》，並以此列為個人人生重要使命之一。《蘇聯外交史》約四十五萬字，已於二○○三年九月由台北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第二部《中俄關係史》（上、下兩冊約六十六萬字）上冊於二○○六年十一月完成，下冊於二○○八年六月完成，均由台北三民書局出版。 （二）閱讀外交史的感觸 外交是一種政治的最高藝術，它可以伸張國權和增強國力。在縱橫捭闔的國際環境中，一個國家對外的一切關係，可以說是以外交之能否操縱運用自如而決定其成敗。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最後決定外交勝利的關鍵，還是操之於其國內經濟、政治的實力。但是我們必須瞭解，即使一個國家處於弱勢不利的國際地位，卓越的外交家所施展的超人外交政策和方略，未嘗不可以發揮驚人的力量，而獲得力挽狂瀾的勝利。歷史事實說明不僅弱國有成功的外交，甚至戰敗國在外交上也可以打勝仗。 一九○五年日俄戰爭結束，俄國處於戰敗國的地位，但俄國既不付賠款，亦不割讓重要土地，就是由於俄國有精明的外交手腕。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義大利熱那亞召開的會議，有二十九個國家參加，實際上是由英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和日本握有主控權。而蘇維埃國（以下簡稱蘇俄）曾是一個背棄協約國單獨與德國媾和的國家，德國則是一個戰敗國，這兩個國家在此次會議中可說毫無地位。但蘇俄代表團副團長齊切林在熱那亞會議期間深入洞悉和巧妙利用德國和協約國之間的矛盾，乃與德國代表團積極地在熱那亞郊區的拉巴洛進行秘密談判，終於年四月十六日簽訂了所謂俄德傑作的《拉巴洛條約》。

西元1902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具摺奏參江蘇候補道張翼出賣國家疆土礦產，請旨嚴旨收回開平煤礦 ，中英開平礦權交涉遂起 。 此案歷時三十二載 ( 1902-1934 )，先後計分三期交涉：第一期以直隸總督袁世凱為發議人，要求「廢約收開」；第二期以直隸總督陳夔龍為領導人，主張發債收開；第三期由北京政府與國民政府主持辦理，實行「責灤收開」。然竭中國之人力財力，屢議屢挭，卒致礦權淪亡。本書嚴據開灤外交檔案，及有關直接資料，試探其因，以闡其理。